民主模范雅典兵败之罪：对内暴民狂欢，对外强推霸权

公元前5世纪后期，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爆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内战，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中，一方是以陆军强国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另一方是以海军强国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战争最终结果，雅典遭到惨败，被迫向斯巴达投降。雅典放弃绝大部分海外领土，解散提洛同盟，交出全部海军，毁掉防御工事，并且让亲斯巴达贵族派政客回国掌权。

战争初期两国的实力对比，各有所长。伯罗奔尼撒同盟陆军占优，提洛同盟海军占优。雅典经济更发达，文化更先进，提洛同盟邦国数量也远远超过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在战争初期占有主动权，频繁依靠海军袭击敌方领土，使斯巴达人顾此失彼。但是，为何最终结果却是雅典惨败？撇开双方军事层面的“谋战”的得失高下，雅典的败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在内部，所谓“民主制度”造成了多数人暴政，不利于取得战争胜利。

二是在外部，雅典实行的其实是“霸权主义”，最终使得同盟离心离德。

至于其他因素，比如雅典内部贵族派和民主派的斗争，雅典内部奴隶的反抗，波斯王国对斯巴达的支持等等，这些都是次要因素，在战争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或者说，假设雅典没有前面的两条主因，后面这些因素也不能左右战局的胜败。

下面先看第一方面，雅典内部的暴民专政。

雅典在古希腊各城邦中，无疑是政治制度较为先进的一种。早期雅典虽然是共和制，但大权完全被执政官和战神山会议为代表的贵族掌握，普通市民很难享受到政治权力。一百余年间，经过梭伦、克里斯提尼、特里斯托克列斯、伯利克里等政治家前仆后继的改革，雅典的政治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做到了古代民主的极致。

在雅典，国家元首是执政官，是投票选举的。贫富不等的所有四个等级的公民都可以成为候选人。最高权力机关是五百人议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从全体公民中通过抽签选出，也就是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可能进入最高权力机关。另外还有“陶片放逐法”，即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公民同意，就可以无理由地把任何一个政客流放十年，不得申诉。可以说，雅典普通公民享受到的权利，别说在古代，就是在当代，也很难有国家可以比得上。

（伯利克里）

这个制度确实给了民众很大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独裁者把国家带入沟里。但是，民主制度只是相对不那么坏的一种制度，绝非万能。尤其对外大规模战争这种项目，需要的高效率地调集和使用资源，迅速地决断和行动。雅典民主制度一切都由抽签或投票进行，实际形成“愚民政治”“暴民政治”，讨好民众成为政客最重要的本领。而真正有抱负的人，则可能因为宏图伟业中的一些挫折而引发民众不满，导致半途黯然下台。甚至在战场之上，也不时发生将士发扬“民主”，反对、裹挟主帅决策的闹剧，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这种民主坏事的事情比比皆是。

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斯巴达大将布拉西达斯攻占了雅典势力范围的重镇安姆菲波里斯城。公元前422年，雅典首席将军克里昂亲率军队前往争夺。他考虑到雅典兵力不占优势，决战难以取胜，因此派人到邻近的盟国那里求援，打算调集绝对优势的兵力后，将安姆菲波里斯城包围起来，再一举攻克。但雅典的官兵们却认为这是统帅的怯懦。在他们的鼓噪下，克里昂受不了压力，只得带领全军向安姆菲波里斯城挺进。结果，两军一场大战，雅典军惨败，克里昂也死于乱军之中。

在战争第二阶段，雅典有个将军叫阿尔基比阿得斯，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他雄才大略，胆大包天，诡计多端，是雅典战略的规划者。阿尔基比阿得斯发挥外交手段，把斯巴达的一些盟友都拉拢到雅典一边，分化了敌方同盟。在公元前415年，他说服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出兵西西里岛，攻打斯巴达的盟友叙拉古。为此，雅典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兵力，由阿尔基比阿得斯等人担任统帅。然而出征前夕，阿尔基比阿得斯的政敌使出阴谋，派人破坏了雅典城内的许多神像，然后污蔑是阿尔基比阿得斯干的。而且，他们拒绝在出征前开庭审判，而是故意拖延到大军到达西西里岛之后，才宣布开庭，勒令阿尔基比阿得斯马上回国听候审判。这摆明了就是布下的局。阿尔基比阿得斯不甘心这样束手就擒，干脆溜之大吉。雅典法庭缺席判处他死刑，没收全部财产。阿尔基比阿得斯干脆逃到斯巴达一边去了。他为斯巴达人出谋划策，对抗雅典，促使斯巴达大举增援西西里岛，导致了雅典军队在西西里陷入被动。

公元前413年夏天，西西里岛的雅典军败局已定，将帅打算赶紧撤兵，谁知恰好碰见了月食。雅典军中的算命先生宣布，这是不祥之兆，此时不可突围，要等27天后才行。迷信的雅典士兵顿时鼓噪起来。于是，雅典主帅尼西阿斯服从“军心”，同意延期出发。斯巴达和叙拉古联军趁机布下天罗地网。雅典军等满27天才突围，当即被敌军团团围住，最终全军覆没。雅典军力遭受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这以后，阿尔基比阿得斯因为在斯巴达立功太多，遭到了斯巴达高官们的嫉妒，打算除掉他。于是阿尔基比阿得斯又离开斯巴达跑到波斯，并且促成了波斯和雅典的联盟。正陷入绝境的雅典不计前嫌，接纳阿尔基比阿得斯回国担任大将。公元前411年，阿尔基比阿得斯在阿比多斯以76艘战舰大败伯罗奔尼撒联军的86艘战舰，前410年又在基齐库斯重创斯巴达海军，重新控制了色雷斯沿海地区及通往黑海的航道。前407年，他被公民大会任命为“独裁大将军”，完全掌握雅典军权。这时候，由于之前西西里损失太大，雅典已经很不利，全靠阿尔基比阿得斯善于用兵，苦苦支撑。可是到了公元前406年3月，阿尔基比阿得斯去筹措薪饷，不在军中，斯巴达舰队趁机进攻，击沉15艘雅典战舰。这个损失并不大，却让阿尔基比阿得斯再次遭到民众弹劾，罢免官职。阿尔基比阿得斯诚心想为祖国效命的时候，祖国却两度迫害了他。他再次离开雅典，跑到色雷斯去了。

阿尔基比阿得斯被罢免后，雅典再无优秀名将，但还是有一批不错的将领，还能和斯巴达打得有来有往。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大败斯巴达舰队，歼灭70艘战舰，击杀其主帅，再度夺取了制海权。然而这次战争中，为了追击敌舰，雅典舰队未能及时抢救己方的落水士兵，造成不少人淹死。这事儿又被作为政治风波炒作起来，最后公民大会判处了8个将军死刑。这件“政治正确”的事儿，全灭了雅典最后一批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彻底切断了海军的中枢。随后，在公元前405年夏末，斯巴达海军全歼180艘雅典战舰。雅典只好屈膝投降。

（苏格拉底和阿尔基比阿得斯师徒二人最终都死在雅典民主制度下）

甚至直到雅典投降之后，公民大会还集体投票，用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

雅典那种全体公民投票决定国家大事的制度，在效率和执行力方面确实很有问题。民主让每个雅典公民热衷于参与国事，却让雅典的精英政治家们在民意面前如履薄冰，只能曲意迎逢。战争需要稳定的策略，坚定的行动，和智勇双全的将帅。而雅典城邦的优秀统帅，却动辄因为民意获罪。雅典人多次帮助敌人消灭了自己的良将，也就促成了自己的最终失败。

当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并不只是雅典人在内讧。斯巴达阵营也出了不少党派斗争、背地给政敌下绊子捅刀子的把戏。但整体而言，雅典对自己人造成的杀伤要大得多。这绝非偶然。毕竟群众大多数是知识不多，眼光局限，难以从长远规划，而又喜怒无常的。要让他们冲动地干掉一个自己人，有时候只需要一件小事甚至子虚乌有的谣言就可以了。

再看第二方面，雅典对外的霸权主义。

雅典的“民主”是他们的骄傲，但这民主针对的仅仅是拥有雅典公民权的人。伯利克里的改革规定，必须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这让雅典公民权变得非常金贵，有利于增强公民们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但是也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学富五车，才名天下，又是雅典执政官伯利克里。他仰慕雅典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定居雅典多年，可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法获得雅典公民权，只能以“外邦人”的身份侨居。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伯利克里盛赞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这让每个雅典公民都能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付出。然而雅典的民主制度仅仅赐予雅典公民。奴隶、外邦人都不在其列。“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才能具有雅典公民权”，更是把雅典公民限制成一个自产自销的小资俱乐部。

而雅典对于本国公民之外的其他邦国，非常冷酷无情的。早先，雅典和斯巴达竞争，斯巴达倚仗兵力强大，飞扬跋扈，引起了诸多盟国的不满。雅典趁势得以团结各邦，建立“提洛同盟”。同盟有两个议事会，雅典一个议事会，其他盟国共同组成一个议事会，遇事相互商量，只有双方都赞成才形成决议。同盟的金库，由盟国根据各自的收入捐赠，所得的钱存放在提洛岛上，由同盟任命十名司库掌管。可见，此时的同盟，至少名义上大家还是平等的，遇事有商量。

但随着后来雅典实力日趋增强，野心也与日俱增，逐渐把盟国视为自己的附庸，不但在同盟会议上搞一言堂，还以“同盟会费”的名义向其他邦国勒索财物，其骄横比之过去的斯巴达有过之而不及。部分国家考虑退出，雅典毫不客气，出兵“惩戒”。

公元前466年，纳克索斯岛退出提洛同盟。雅典立刻出兵，打得纳克索斯人乖乖求饶。

公元前465年，塔索斯岛因为和雅典争夺金矿退出同盟。雅典进攻塔索斯岛。塔索斯岛守了两年，开城投降。雅典不但夺走了塔索斯人在大陆上拥有的全部金矿银矿，勒索大笔军费赔偿，还逼迫塔索斯岛拆毁城墙，交出军舰，完全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国家。

公元前447年，墨伽拉邦和优卑亚岛的各个邦国对雅典不满，纷纷独立。雅典大军出动，迅速将其征服。优卑亚岛上一国人民全部被驱逐出境，土地分给雅典移民。其他几个邦国的公民被迫发誓效忠雅典。

萨摩斯岛于公元前440年退出同盟，被雅典围攻，于公元前439年投降，拆毁城墙，献出人质，交出舰队，还赔偿巨款。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提洛同盟已经有二百多个邦国的加入，若是加以笼络，凝聚人心，实现希腊世界一统也非难事。然而雅典却把其中大部分盟邦都看作奴仆与附庸。这些国家的唯一价值，就是为雅典进贡金钱，跟随雅典的指挥棒团团转。除此之外，不但不能随便退出联盟，甚至稍微违背了雅典的政策，就可能招来大军压境的报复。

打着民主的旗号，保护自己的公民，却肆意欺压其他国家和民众。怀有称雄天下的雄心，却没有胸襟来平等接纳天下人为兄弟。这种双重标准的战略，实际上已经使民主的雅典蜕化为希腊世界的一个恶霸。他们政治的民主，经济的富裕，军事的强大，文化的繁荣，无非为这恶霸的横行霸道增添新的底气。

由于这种对内对外的狭隘，还导致雅典人力资源的匮乏。雅典是希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四十万人口中，公民约有十六七万，这个数字很不少了，但能提供的壮丁也不过六七万。他们又不肯开放公民权，要用这点人力来维持一个企图称霸三大洲的海上帝国，实在捉襟见肘。

因此，当雅典局势占优时，盟国尚能趋炎附势，摇旗呐喊；一旦雅典遭遇西西里之战那样的惨败，众多早已离心离德的盟友，纷纷更换门庭也就毫不奇怪。

最终，雅典正是败亡于这种“对内极端民主，对外无限霸权”的内忧外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