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彭彪（音）第一次离开从小生活的偏远山村，来到繁华的城市广州时，她感觉像处于一个新的世界。
像数亿名来自不发达农村地区的中国人一样，彭彪离开了她的孩子和父母，到中国欣欣向荣的城市中去寻找工作。一到了这里，她就被巨大的差距吓了一跳。
“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相比……甚至是与十年前相比，我们村里的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特别是在交通、卫生和医院等地方。”彭女士说。她现在是一名展览台上的售货员。
“但村里没有什么好工作，生活很艰难。”
彭彪的家乡仁化村的平均月收入约为2000元。一名种植着半公顷水稻的村民一年的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这相当于广州白领的平均月薪收入。
“我一直在努力工作，但要让我的孩子和父母一起过来住还负担不起。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在上涨。”她说。
去年年底，中国已经根除了极端贫困。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贫富差距仍然处于高位。
在中国推出“双循环”经济战略之际，贫富差距正在抑制着居民消费。“双循环”经济战略的目标是通过提振内需，提高中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弹性。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去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有7.1亿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3.1亿人月收入为1000元。
报告称，尽管极端贫困人口不到1000万，但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仅略高于贫困线，面临着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
此外，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表示，虽然对农村的补贴帮助消除了极端贫困，但新冠肺炎流行给中低收入家庭增加了新的压力。
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2020年上半年，大多数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家庭财富都出现了缩水，但收入超过30万元的家庭净收入却出现了增加。
“缩小中国贫富差距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这些家庭大多都在农村。”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彭澎说。
中国约有2.9亿农民工，约占中国城市劳动力的66%。
但较低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的缺乏，限制了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支出。这种家庭的人口规模总计超过6亿。
2017年，这一群体的平均年收入为城市非私营企业员工年收入的56%，2019年这一比率降至52.5%。
分析人士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尤其是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加快农村土地改革，让人们从土地升值中受益，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对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包括对以基于资产的税收立法，也被认为是缩小不平等的重要措施。
中国的税收优惠通常是通过直接税（例如个人所得税）提供，而不是通过间接税或增值税提供。
中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依赖于间接税。如果不削减间接税，很多人的税收负担仍将很重。
来自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彭澎表示，今年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政策蓝图》是“中央一号文件”，它为如何解决贫富差距提供了深刻见解。
在这份文件中，政府表示，它将帮助更多已经摆脱贫困但收入仍然较低的人在当地找到工作，在扶贫地区重点建设一批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还不够。他们表示，如果不致力于重大的改革，政府无法充分缩小贫富差距。
浙江大学教授、著名收入分配领域专家李实教授上月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在税收和劳动力市场方面，“收入分配改革非常复杂，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变化，就不会有进展”。
“我们的研究发现，现有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支付体系未能缩小收入不平等。事实上，它们实际上加剧了不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网站上发表的他的演讲文字记录显示。
对于仁化村的大多数人来说，“贫富差距”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除了周围的环境以外，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也很少有人近距离看过富人的生活。
彭彪说：“我认识的很多老村民几十年来都住在村里的一栋房子里，吃自己种的蔬菜和大米，每个月吃一到两次肉。”“除此之外，他们不敢多花钱，也不敢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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