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缴不足的，责令退赔

　　刑事案件关乎人的“自由”与“财产”。这句话每个法律人都耳熟能详，但入眼入耳不一定入心，刑事诉讼程序中，“财产”被赋予的权重远低于“自由”。

　　发生刑事案件，家属往往只会追问人能不能取保出来，可能会判多久？对亲人“自由”状况的过分关切，使得涉刑财产风险问题基本没有进入刑事案件家属的视野中。

　　如果说家属对涉刑财产的不关切是形势所迫、力有不逮，那么侦查和公诉系统对涉刑财产的忽视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绝大多数的侦查和公诉人员都只侧重于如何把犯罪事实查清楚，只要人能定上了，就认为“圆满结案”了，至于涉案财产有哪些，权属是否清晰，追缴对象是否准确，责令退赔范围是否不当扩大，没有认真关注。我在办的某非吸案件，被告人的提成情况始终讲不清楚，公诉机关态度始终是，查清查不清都无所谓，不影响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纠缠非法获利问题没有必要。（纠结获利问题的意义在于，其一，对获利的退赔情况本身就会影响量刑；其二，作为非吸行为人，对个人获利有退赔义务，牵涉到后续财产执行问题。在审计认定数额与其自报数额存在过分差距情况下，有必要理清。）

　　涉刑财产问题不重要，当真如此吗？

　　G女士的丈夫卷进一件非吸案件，几番折腾，还是判了。就在G女士刚刚调整心态，准备重建生活秩序的时候，一份执行裁定书又把她的生活拖入混乱。不仅与案件相关的财产被查封殆尽，连其与丈夫在供职非吸公司前的两套与案件毫无关联的房产（合法财产）也被一并查封，并拟拍卖。

　　G女士丈夫的刑事判决书洋洋洒洒五十多页，其中关于涉刑财产的只有一句话，在判决的最后一项：“公安机关查封、冻结、扣押在案的款物依法处理；继续追缴本案犯罪所得，发还各集资参与人；追缴不足的，责令退赔。”

　　两个“分号”将这句话的含义明确为三层，其中第一层都是正确的废话；第二层乍看没有问题，但没有解决“向谁追缴”的问题，这是后续所有涉刑财产问题的发端；致命的是第三层，“追缴不足的，责令退赔”，这短短九个字与模糊的第二层含义结合，成了执行其合法财产的“执行依据”。

　　G女士也以相关财产是合法财产为由提出了执行异议，法院的说理明确、有力：其一，刑事案件判决中明确了“追缴不足的，责令退赔”，即使相关财产是其合法财产，亦属于退赔财产范围；其二，如果认为是执行依据有问题，对不起，不属于执行异议程序解决的问题，可以去走审判监督。

　　实际情况是，G女士丈夫供职的公司被认定为非吸单位犯罪，丈夫又是从犯，且其个人资产与非吸资金无交叉。既然是单位犯罪，退赔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单位，其次是由于财务交叉而导致财产混同的自然人（多为主犯，且需要证据支持）。他丈夫被弄个连带退赔，着实有些冤枉。

　　G女士的丈夫刑都快服完出来了，然而这个案件对他们整个家庭命运轨迹的影响，恐怕才刚刚开始。不仅多年积蓄投入公司损失殆尽，连参与非法集资前挣下的两套房子也要被拍卖，一个幸福美满的中产家庭瞬间返贫。

　　自由刑所带来的痛苦会伴随时间流逝逐步消减，涉刑财产处置的影响则会随着时间流逝愈发强大，甚至把整个家庭压垮。

　　G女士一家的遭遇不是孤例，是千千万万雷同遭遇的剪影。

　　随着法治建设不断取得深入进展，我们的刑事程序在定罪量刑问题上的准确性有了大幅提升，但涉刑财产处置，仿佛还是那个不被阳光穿透的阴暗角落。非法集资案件，电信诈骗案件，洗钱类案件，甚至帮信类案件，都是涉刑财产处置出错的重灾区。

　　人的命运，一方面是个人奋斗，更重要是历史的行程。我们有幸生在一个伟大而幸福的时代，但仍不得不悲哀的承认，作为渺小的个体，我们对历史行程的作用极其有限。

　　维权还得靠自己，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对涉刑财产处置的漠视状况，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改观。家属和律师应该加强关注，主动交涉，“治未病”，把问题消灭在刑事诉讼阶段，不要留到执行时再去权利救济，太难了。

　　幸运的是，法院对涉刑财产问题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如笔者开头提及的案件，法院暖心的表示“获利问题我们重视，一定会尽力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