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的“幸运”往事

由“黑死病”到1918大流感，再到今日新冠肺炎，不论瘟疫的病原、流行地域以及危害如何，常识与同情本能使我们产生瘟疫、瘟疫流行地以及瘟疫包裹的众生实属不幸的共同感受。然而，也有人会质疑：所谓“幸”抑或不“幸”，皆是相对而言的——瘟疫之下，又是什么蕴含着幸运？
1918大流感期间，多国报端频现人们对“幸运”的感叹。一句“幸运的是”在死气沉沉的疫情报道间点亮了希望之光。重温1918大流感期间上演的“幸运”往事，或可引领我们深入当年人心，触摸一种难以言说却深透瘟疫年每段人生的别样真实。
比率与概率述说的流感悲剧
比率是“样本内不同项目值的比较”，医学上的感染率、死亡率便是一种比率；概率是“随机事件出现可能性大小的数学度量”，医学上的患者“感染可能”与“死亡可能”即是概率分析。在普通人心理活动中，比率与概率不单单是一组组冰冷数据，它暗示并助长着人们的激情或恐惧，亦左右着人们对幸运的看法——能捕获小概率好处或逃脱大概率厄运就称得上“幸运”。因此，1918大流感的“幸运”往事，还需自时人的流感比率、概率体认讲起。
大流感暴发后，部分医学家联合媒体即时发布本地疫情统计数据，其中便包含了实时更新的死亡率。大流行早期死亡率的公布对民众宏观理解疫情危险程度作用明显。譬如1918年10月31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每日蜜蜂报》（Omaha Daily Bee）获悉前几日流感患者死亡率陡增，据此判断疫情正在加深，特别提醒民众警惕致命流感。见诸报端的比率（死亡率）在读者内心自然转化成“我面对瘟疫时受伤害”概率，本能的应激焦虑陡然浓重起来。媒体的流感比率报道也构成了一种叙事资源——流感传播、致死比率等直观刺激颇能吸引受众，围绕比率讲述的流感悲剧渐成一派，民众对大流感的概率感知亦随之急剧扩张。

卫生宣教漫画：“（1918年）秋冬季的疫情期间，北卡罗莱纳州共有13644位公民被‘吐痰引发的疾病’——大流感夺取了生命！”

1918年11月28日，俄克拉荷马州《海狸先驱报》（The Beaver herald）对当地疫情扩散惊呼道：
“流感，流感！只有流感！阅读这周出版的本报，你会发现上面的文章就是过去一周流感传播的最好证据。所有新闻都在谈论流感——流感！只有流感！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案例没被提及。要对所有目前患有此病的人作一完整报道，需要整版报纸甚至更多篇幅。”
新闻从头到尾都在议论流感，整版报纸也刊登不下罹患流感者的名字，这表明大流行期间当地居民极易罹患流感。差不多同一时间，部分媒体还转引医学研究数据，借用感染率、死亡率等形象描绘大流感悲剧。譬如《时代花絮报》（Times-Picayune）就曾引述驻华军医消息称厦门“约8%的人口染上了流感”，以此显示东方疫情之严重。
怀揣概率常识去讲述流感受害者故事，往往更能令读者揪心，从而同情主人公的悲惨遭遇。1918大流感对免疫力较好的年轻群体伤害突出（感染肺炎后出现“炎症风暴”的比率较大）。本是极小概率事件的英年早逝，因大流感时常发生。1918年10月19日，正值妙龄的美国人玛丽·辛兹曼小姐因流感引发肺炎在家去世。玛丽自发病到病亡不过短短七日，此事让玛丽的街坊邻居震惊不已，地方新闻报道遗憾地表示“玛丽平日里看起来总是很健康的，她的死讯震动了整个社区”。
随着疫情蔓延，各地医疗资源普遍出现大范围缺口。此时，“谁能得到医治，谁又将独自面对恶疾”的概率演绎，把大流感悲剧推上了新高度。1919年4月初，澳大利亚流感发病率再次窜高，新一波疫情来袭。《澳大拉西亚人报》（The Australasian）的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住院设施的严重短缺给流感患者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和痛苦。”该报编辑还细心地摘取了地区卫生委员会统计，告知读者4月9日当天共有17名流感死亡病例，10人亡于医院，其余7人则死在医疗机构门外。常人稍加思索这一数字便会深感毛骨悚然——那时那地竟有四成重症流感患者无法获得基本医治，无助地惨死！
约自1919年初起，医学界投入极大精力对流感加以统计分析，形象呈现了大流感传播、致病、致死的各方面比率——瘟疫危机由此明白可视。1919年6月9日至13日，美国医学会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举办了一场医学博览会。会上，50幅由美国保诚保险公司编制的流感发病、死亡率统计表吸引了众多目光。这些形象展现疫情期间某地民众染病及死亡率的图表，涵括了从美国到欧洲，1847至1918年间历次流感大流行的丰富数据——通过图像语言的清晰表达，流感在人们意识里由难以捉摸的隐秘杀手，变成了可怖的“概率死神”！

1920年美国医学期刊编印的一张1918大流感死亡率表，表头直言这是“大瘟疫”

1919年1月《俄勒冈日报》发布波特兰近三月的流感疫情变化统计图，勾画了疫情波峰与波谷期交替出现的流行态势

医学界借助数理分析、可视化工具展开的大流感认识，也生动呈现了大流感悲剧的危害与残酷。据1920年初美国《医学杂志》（Medical Record）消息，1917年美国癌症患者的死亡率是86.6%，1918年下降至79.8%。医学界一致认定这一数据变动固然受益于医疗条件改善，但最根本的影响要素还是1918大流感普遍的高死亡率——这意味着不少美国癌症患者在被癌细胞杀死之前就已丧命大流感！癌症的高死亡率被流感引发肺炎的致死可能稀释，足见大流感威力之猛，与其导致的悲剧之惨痛。
媒体报道浸润之下，各国大流感舆论很快建立起以比率与概率解读瘟疫悲剧的思维习惯，大流感时代“幸运标尺”由此创生。至此，1918大流感的幸运叙事已呼之欲出。
大流感期间“幸运”的一词多义
英语中“fortunely”、“luckily”（幸好；好在）一词是“在句中表行为或状态特征”的副词。因而，某论说大流感的文段中若夹有“fortunely”、“luckily”或其他相近副词，便意味着当事人、撰稿人以及大多数读者认同“这是幸运的”。1918大流感期间，舆论对幸运的定义随疫情趋势变化，生发出前后相衔的多元理解。
美国医学界在大流感第二波疫情来临时，尚对这场瘟疫所知寥寥。一些医学上的错讹促使部分医生、舆论误判疫情形势，荒谬地淡化大流感严重性。其时，“幸运”一词频现医界表态，成为大流感初期美式盲目乐观的代名词。1918年9月底，美国医学家威廉·布雷迪在《里士满时讯报》（Richmond times-dispatch）科普流感常识。威廉告知公众，流感分多种类型，最为严重的“腹型流感”与时下流感不属同一类。威廉就此总结：“万幸此类‘腹型流感’极为罕见。”
同年10月6日，《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上《关于“西班牙流感”的最新发现》一文极富自信地谈道：“幸运的是，对大洋此岸的美国人而言，在本土疫情刚刚发生之际，我们的医学界就成功分离并识别出了致病菌，由此完全可以防患于未然。”正如我们今日所见，1918年10至12月间美国遭遇的流感疫情狂潮，充分证明医学家在疫情初期所谓之“幸运”，不过是缺乏科学根基的空中楼阁，很快便被真实的流感大流行推翻。
1918年10月，美国迎来大流感第二波大流行。在本次流行高峰期间，随着感染、病死人数激增，美国舆论开始将“逃生过关”视作幸运标志。10月19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报纸宣称“幸运的是，前一日我们没有见到流感死亡病例”。几天后，科罗拉多州报纸对本地居民威登一家罹患流感之事描述道：“这家子遭流感重创后正在康复，他们幸运地躲过了（致命的）肺炎。”同年12月，爱达荷州地方新闻庆幸地感慨“麋鹿溪城出现了大量流感病例，但所幸没有人因此死亡”。

“一战”欧洲战场上因1918大流感倒下的美国士兵在宽敞洁净的军医院里得到充分照顾，美国慰问团寄来的“奢侈享受品堆满了医院后面的仓库”

1919年《晚间星报》悼念牺牲于“一战”的部分华盛顿籍将士。附照片的牺牲军人中，有三人死于流感

当流感疫情扩散趋缓、患者数量停止增加时，舆论又将疫情消退、离开视为新的幸运表征。1918年11月8日，英殖民地津巴布韦的流感疫情出现拐点。《布鲁瓦约纪事报》（Buluwayo Chronicle）的观察文章就此指出：“我们可以幸运地长舒一口气，尽管仍有诸多病例存在，但流感天灾已收敛了锋芒。”1919年2月28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小镇莫威尔的报纸也刊登出了类似评论：“幸运的是，这场瘟疫正以超出我们预料的速度快速离开本镇。”
当医学界与社会公众初步具备防疫素养，“下一波流感流行高峰”的可怕程度也就有所弱化。鉴于此，有准备者不再仅把“幸运”寄望于外在的流感，开始有意识地争取“摸得着的幸运”。1919年6月11日，澳大利亚《洛克哈特评论和奥克兰广告报》（The Lockhart Review and Oaklands Advertiser）的疫情报道骄傲地宣称：“洛克哈特刚从流感中解脱出来，就马上又出现了新的病例。幸运的是，人们对这样的新闻有了更多准备，已经适应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918年10月27日，《俄亥俄州报》（Ohio State Journal）在总结当地阶段性抗疫成果时感叹“在这场流感大流行中，俄亥俄州是幸运的”，不过紧接着又敲响警钟：“现在最大的危险是人们变得太过乐观了。”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1918大流感期间人们对幸运理解的变迁，亦是一部社会稳步适应流感大流行，学会与疫同处的进化小传。
不幸者与他们的万幸
据医学史估算，1918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共造成10亿人感染，即那三年间曾有58%的人类染上大流感。其中，大致有2500万至1亿人不幸因流感大流行而罹难，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4%到5%。上述比率表明1918大流感面前绝大多数人是不幸的——当我们聚焦百年前大流感时代的“幸运”时，我们往往是在谈论“不幸者的万幸”。
对被流感折磨得身心俱疲的患者来说，没有什么比雪中送炭更能令人倍感幸运。
1918年11月29日，华盛顿红十字会家庭服务部接到一通求救电话。来电者告知红会负责人，辖区内的布朗太太可能面临性命之虞，恳请他们即刻上门查看。来电者是布朗太太的姐姐，她妹夫布朗先生是一位远征法国的军人，因而当时家中仅留有布朗太太与尚在幼龄的孩子。红会接到消息后旋即派员登门走访，发现布朗太太罹患流感病重，身边完全没有可以照料的人，因此才整整一星期未能与姐姐联系。红会人员随即对布朗太太展开救治，把这位险些独死家中的可怜女人从病魔手中抢了回来。

红会救援者赶到后拍摄的布朗太太获救时场景

这家丧失了女主人，但因救济没有陷入饥饿窘况

流感患者的家属时常也会因至亲患病而丧失生活保障，一些有心人士也在大流行期间对流感患者家属伸出了援手——幸运传播到了更广泛群体中。1918年10月16日，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的红会工作人员兰丁汉、莫里森与斯科特按常规路线探视穷困有色人种社区，向生活困难者发放慈善援助食品。三人戴着口罩，来到一户黑人家里，惊讶发现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不久前已因流感过世，两名未成年子女未来只能依靠父亲独自照料。三位红会工作者即刻决定向这户处境悲惨却本不在救济名录上的人家配发食物，让两个孩子不至于痛遭丧母后再忍饥挨饿。若非红会好心人即时破格分发救济，怕是两位年幼的孩子将会经受心理与身体的双重创伤——意外获得帮助的他们真是幸运！
1919年4月，华盛顿某慈善组织捐助的“贫困家庭帮扶计划”公开宣布“项目对试验家庭精神、伦理、身体健康均产生了积极影响”。论者就“身体健康改善”提出的核心证据便是“40组受试家庭虽无一例外出现了流感疫情，但其中没有人因此身亡”。计划资助人认定这一现象归功于“本基金许多赞助者供给了足够充裕的病患治疗、照料费用”。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医疗资源分配正义尚在萌芽阶段。居处医疗资源分配链最末端的穷苦人家因获得专项资助而逃过大流感劫数，着实是无比幸运的。
部分不幸流感患者能最终以万幸了结苦难，其背后是无数医疗工作者在背后默默付出。可以说，大流感期间患者的幸运不是凭空天赐，而源自积极人为。1918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媒体对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道出了由衷感谢：
“幸运的是，这让人一筹莫展的瘟疫正在被迅速平息下去。这背后，是成千上万志愿者、医生、护士以及其他训练有素的人，一同创造了奇迹。他们救死扶伤，守护着百姓生命。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工作往往逼近人类耐受极限，有时甚至背负着远远超出常人所能忍受的艰辛，更有许多人为此牺牲了自己，献出了生命。”
1918年12月，艾奥瓦州幼儿凯瑟琳·莱斯利因患严重流感，在“鬼门关”走上了一遭。幸运的是，凯瑟琳所在城市为应对流感疫情，设立了临时医院，聘请一流医护人员在院内专门救治流感患者——凯瑟琳正是幸蒙专家相救才摆脱死神：
“手术室及操作台都是匆忙间临时搭建的，医院职员的高水准由此更加突显。克拉克医生在这所新落成医院内为小凯瑟琳进行了（肺部）手术。尽管小凯瑟琳的糟糕身体情况似乎不满足如此大型手术要求，且她正经受着流感折磨，手术最终还是圆满成功了。隔天下午，小凯瑟琳已恢复至不错状态。”

1918年10月27日，《密尔沃基哨兵报》（Milwaukee Sentinel）讲述了两名幼童罹患重症流感，在医护人员悉心照料下康复的故事：“幸运的孩子摆脱了流感带来的危险，正央求着继续留在照顾他们的医生护士身边。”

1919年8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暴发了严重流感疫情，当地医院护士运转负荷几近饱和。正当各方对“即便花再大功夫也没法临时培育出训练有素的护士”愁眉莫展之际，一条好消息从天而降：“幸运的是，一队志愿护士正往维多利亚赶来！”大流感期间，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志愿护士多半是缺乏临床经验的新手，其中不少人尚是十六七岁的少女。这批临时被委以重托的年轻女性不辱使命，很快适应岗位，完成了几近不可能完成的救治任务。1919年6月，某位来自伍伦贡市乡村地区的澳大利亚少女志愿者，凭借一己之力成功救助了因流感集体病倒的九人家庭。伍伦贡志愿护士队负责人谢泼德先生惊叹“她作为一位少女，做了极其伟大的事情！”
生活在大流感时代的人们虽饱经病痛折磨或长期承受精神压力，却因温情尚存而保留了希望火种——人情味是1918大流感之中幸运的另一重要化身，大流感之中的温情传递时常有幸运相伴。
遥在异乡的亲人期盼家乡亲属能幸运地躲过流感。1919年1月6日，佛罗里达州莱克兰的珀金斯小姐收到了她弟弟发自法国的一封家书。信中，弟弟对珀金斯身体安康庆幸不已：
“我对姐姐你家全都平安无事而由衷地高兴，你们能够逃脱西班牙流感实在是太幸运了！毕竟，这场瘟疫在全美各州都很严重。”
至亲不幸因流感病倒时，家人的悉心看护、责任担当使不幸者能从容康复或离去，这对病人而言也是一种温暖的幸运。1918年10月，美国人尼达姆先生不顾自身安危，独自挑起照顾四位罹患流感家属的重担。在尼达姆先生无微不至的护理下，尼达姆太太与孩子们终于“幸运地熬过了病情最危险的阶段”。1919年11月，居住在爱达荷州的菲尔德·考德威尔女士产下一对龙凤胎。不同寻常的是，这个家庭喜得子女时，孩子们的军人父亲已在几个月前死于流感并发肺炎症。《首都晚报》（Evening capital news）就这对流感罹难者“遗腹子”的到来，描绘了悲情却又满是温情之画面：
“考德威尔女士也有另外两个孩子，但她特别宠爱这对新降生的双胞胎。她内心最大的遗憾是丈夫而今已不在世，没法与他分享这份欢乐。考德威尔母子相处甚欢，现在，她已经开始怀着感恩的心，规划起幸福的未来。这位母亲立志做出必要牺牲，勇敢地抚养她和亡夫的孩子们，即便现今她已是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2021年1月27日，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累计超过1亿。这个数字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大约每70人中就有一人不幸感染新冠肺炎。70人是什么？在中国，这可能是高峰期上海地铁一节车厢里的乘客，也可能是小班化教学的中小学里两个班级的学生——若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地表均匀分布，我们身边已无处不是新冠肺炎！另一个惊人数据是截至2020年12月，美国新冠肺炎罹难者已超过当年“二战”期间美军总阵亡人数。新冠疫情与当年的1918大流感一般，已成为人类共有、伴随每个人左右的时代悲剧。百年间人类医疗技术已有质变，但在瘟疫面前，幸运始终和谨慎、博爱与责任偕行。病毒催化着人类的诸种不幸，也点亮了幸运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