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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泽东交权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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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主席与毛主席在一起宣传画

  ■以纪念周恩来为契机,人民发出郁积已久的呐喊■

  “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悼念的花圈在天安门一直不断。从3月19日起,花圈渐渐多起来。

  “四人帮”知道4月4日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人必然会更多。他们抢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此前,南京群众上街游行,缅怀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四人帮”通过毛远新将通知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圈阅后于4月1日下发。

  4月1日,毛远新通知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写道:

  主席:4月1日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建议邓小平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尽量都出席。

  (三)2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3日,毛泽东对毛远新的报告批示:“同意”。退毛远新。

  早在毛泽东表态之前,“四人帮”就已将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4月2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刘传新主持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镇压的具体措施。随后,成立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以下简称“三联”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楼内。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4月4日清明节,200多万人次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晚上,按照毛远新的通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宣布开会。现在查到的原始记录只有毛远新的笔记记录,记录中只有华国锋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发言,其他人的发言一概没有。笔记是这样写的:

  “华国锋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很恶毒,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当笔者问华国锋时,他说:“这个会议没有记录。我从来没有讲过‘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因为从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再也不能轻易讲谁是坏人。我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如何维持秩序,不要出大的问题,如何将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散开。”

  此前,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去。当时周恩来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恩来遗像。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当时吴德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早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恩来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在政治局会议上,吴德将群众意见作为市委意见提出来。他说:过了清明节再收花圈,争取两三天的时间做群众工作。

  华国锋后来说,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并没有涉及性质问题。这与吴德的回忆是一致的。

  “四人帮”非要在当天晚上就收花圈,反复强调清明节已过去了,应该马上把花圈收走。吴德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坚持不能马上收花圈,要给时间做群众工作。吴德做过多年的省委书记,深知“民意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江青大发雷霆: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她看着手表说:现在已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低估了群众的力量,激起了众怒■

  毛远新连夜向毛泽东写报告,名义是报告4月4日晚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实际是部署下一步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再来以此压政治局接受。他在报告中写道:

  “几天来,向天安门烈士纪念碑送了2000多个花圈,大的有6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3日达20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干涉就挨打。4日晚有人公开读了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指江青)反总理,(指江青)想夺权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相,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已调了3000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允许再进入。……”

  毛远新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故意将矛头引向毛泽东,激毛泽东生气、发怒。他在报告中几次说“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舆论”,引导毛泽东宣布这是反革命事件,为他们镇压制造口实。华国锋得知这份报告后说:“他写这封信显然是和‘四人帮’商量过的。”

  毛泽东看后在报告结尾写了一个“退”字,没有明确表态。

  这个报告到了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执行方法,也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四人帮”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对群众纪念周恩来早已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毛泽东写“退”之前,他们已派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1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清理现场,大部分花圈送到八宝山销毁。

  “四人帮”自鸣得意,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没有想到激起众怒,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5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花圈无影无踪,诗词、挽联、条幅不翼而飞,守护花圈的战友也不见了。消息迅速传开,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往天安门广场。

  斗争持续了几个小时,群众又气又累。11点多钟,一个青年指着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小楼对大家说:“那个小楼是‘三联’指挥部。花圈和战友,他们都知道在哪里。”大家十人一排,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向广场东南角的小楼前进。

  群众包围了“三联”指挥部,四名群众代表进去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的保护花圈的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轿车。下午3时许,给民兵送饭的一辆面包车开过来,群众又饿又渴又累,车里的馒头一个一个飞出来。随后,三个中学生点燃了面包车。旁边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烧了。大队的解放军就站在十几米之外,一声不响地看着。部分群众冲进小楼,在后院找到花圈,气昂昂地抬出来。下午5点4分,群众点燃了院内的稻草,小楼大门东侧的房间起火。下午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撤离。由于楼房是水泥结构,火势没有蔓延,上百名战士静坐在楼后。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陪同毛主席会见来访的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

  ■毛泽东告诉毛远新:让华国锋任总理,要快■

  4月5日,毛远新通知华国锋,主席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说明要邓小平参加。2月后,邓小平不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

  下午,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会场气氛很紧张。邓小平刚一进来,张春桥劈头一句就是:“你是纳吉!”

  纳吉是匈牙利事件时上来的总理。他一上台马上宣布匈牙利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立。后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请求苏联出兵,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内的秩序,逮捕纳吉,并以叛国罪将其处决。张春桥的意思是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发动的。

  邓小平不理他,没吭声。

  会议决定由吴德向群众讲话,主要目的是不要让更多的群众参加闹事。吴德当场起草讲话稿,讲话稿中没有提悼念周恩来的内容,也没有提邓小平的名字。给华国锋看,政治局成员都看了,因为情况紧急,在会上都没有来得及具体讨论。

  毛远新传达毛泽东指示中,已提到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挑起新的事端”,不仅准备了民兵,而且还调了部队。“四人帮”提出要调民兵到广场维持秩序,大家都不好反对。另外,十年“文革”,虽然一直不太平,但是没有发生过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情况。局势大乱,必定是老百姓遭殃,谁也不愿意看到事态失控。华国锋悄悄告诉倪志福:不要派那么多的民兵。他想还是要区分两类矛盾,在广场上的群众绝大多数是人民,他们是为了悼念总理,还是要引导。这一年发生的事太多了。后来,这些话华国锋都忘了,还是倪志福写的材料里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天安门事件,吴德、倪志福都写过材料。

  政治局散会后,“四人帮”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一直在观察广场的情况。

  下午6点半,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了,开始广播吴德讲话。他在讲话中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听到吴德的广播讲话后,绝大多数群众离开了广场。4月8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4月5日晚7时许,1万民兵、3000公安干警、5个营的卫戍部队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待命。晚9时半,广场的灯都亮了。晚9时35分,对纪念碑前未散的群众进行清场。

  4月6日凌晨3时,毛远新通知华国锋,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些天,毛远新随时向毛泽东报告。

  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华国锋进去时,毛远新和“四人帮”都已到了。

  “四人帮”趾高气扬,要求中央尽快将5日的情况通报全国。

  会议一散,毛远新就给毛泽东写报告。他故意不写“四人帮”在会上的发言,因为群众是对着他们来的;笼统地写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将“四人帮”的意见说成是政治局的意见。慌乱之中,他将4月6日写成5月6日,会后报给毛泽东。他写道: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对民兵讲清楚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公安局要侧重侦查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地下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支。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国锋同志归纳的大家意见,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毛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泽东又写了一个“退”字,仍没有明确表态。

  按照毛远新在报告中的部署,《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连夜组织人赶写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江青认为,这件事的后台是邓小平,只要邓小平留在党内一天,就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她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但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只有毛泽东说话才行。下午3时,她和毛远新来到游泳池。此时,毛泽东躺在床上。江青走到毛泽东床前,说:“我来这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晚6时,毛泽东写道:“士气大振,好,好,好。”他让毛远新通知华国锋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

  6日晚上,毛远新在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7日8时5分到9时15分,毛泽东再次找毛远新谈话。毛远新作了记录。

  毛泽东先让毛远新再次汇报6日政治局开会的情况。

  毛远新说:“会议提出打不还手,性质变了,应还手。”

  毛泽东反应很快,马上问:“谁人建议?陈锡联?”毛泽东十分注意陈锡联的态度。

  毛远新回答:“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大家的主意。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才好动手。”

  这里,毛远新所说的“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这“好几个同志”就是“四人帮”。他故意不突出“四人帮”。

  毛泽东说:“好。”

  毛远新问:“通报全国?”

  毛泽东说:“公开发表。”

  毛远新问:“登报?”

  毛泽东说:“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话等。”

  毛远新问:“市委报告不发?”

  毛泽东说:“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等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远新说:“太好了!将来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泽东说:“嗯。”

  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他要将“开除邓的一切职务”砸实。

  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说:“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毛泽东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来!”说到这,毛泽东一挥手,做“赶出来”的动作。

  毛远新说:“应该赶出去,我马上找国锋同志。”

  毛泽东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

  毛远新说:“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来。”

  毛泽东又说:“叶不找。”

  毛远新问:“除这三个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继续说:“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问:“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毛泽东说:“对。”

  毛远新说:“我马上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毛泽东说:“快!”同时一挥手,“谈完就来。”

  

   图为1972年2月28日张春桥(右一)陪同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宴请美国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没有推辞■

  1976年2月,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如是代总理如何登报?见外国人时不好登报。这次,毛泽东说:“这好办。把代字去掉,并且是副主席。”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打了一个电话说:“加上‘第一’两个字。”

  毛远新向华国锋传达了毛泽东提议他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指示。

  这次华国锋没有推辞。他说:

  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让给“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样安排有利于我们,先念就特别高兴,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同意、拥护。“四人帮”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好反对。会后有人告诉我,张春桥就没有表态。当时,我都没有注意。

  “四人帮”对毛泽东的决定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们左右不了毛泽东。不过,谁主持工作他们就将矛头对准谁。他们认为华国锋资历浅,到中央工作时间短,只懂农业,对其他工作不熟悉,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四个人在政治局互相配合,不让别人讲话。

  华国锋沉稳应对,你有千变万化,我就是一个主意,不和你们发生正面冲突,绝不按你们的意见办事。

  毛远新传下话来说:主席让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指示不准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要朱(德)委员长参加。

  会议是下午开的。华国锋说:

  主席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一个是根据毛远新的汇报,再有就是看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简报。简报送给政治局和送给“四人帮”内容是不一样的。我到中央后就发现这个问题,那是在1971年。到1974年他们干得更明显了。姚文元负责宣传,他们可以直接召开新华社系统的会议,直接派记者到全国各地收集他们需要的材料。姚文元送给毛主席看的是有倾向性的。当时天安门的诗大量是针对“四人帮”的,有极少数涉及主席。而他们将涉及主席的诗词,有意地扩大、渲染,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些简报现在都可以找到。

  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两个指示,因为有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政治局会议很快就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两个决议。

  毛远新传达:毛主席还说以简报为基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讲话。张春桥、姚文元在吴德讲稿上增加了邓小平的名字。会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华国锋在吴德讲话稿上批了几个字,交给毛远新,请他报送毛泽东。下午5时半,这三个文件毛泽东批下来,都是:照发。

  毛泽东批示回来,中央紧急召集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第一把手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毛泽东提议、政治局通过的两项决定。晚上8时,《新闻联播》向全国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和吴德讲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会上,“四人帮”说邓小平去过天安门。华国锋一听就知道,他们对毛泽东“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满,不甘心,节外生枝,就是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后台,要将邓小平开除党籍,一棍子打死。

  张春桥、江青一唱一和,说:要做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冲击就是把邓小平抓起来,这种伎俩在1966年冬就上演过。他们的话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的警觉。华国锋马上说:“这要问问小平本人,核实一下。”

  华国锋相信邓小平革命这么多年,政治经验丰富,绝不会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出华国锋所料,后来一再审查,结果是:不但邓小平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就连他的孩子也没去。这段时间,他们称病在家,不去上班。不仅天安门广场,就是他们单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他们无关。

  华国锋这么一讲,“四人帮”不好反对。随后,汪东兴请示毛泽东,将邓小平保护起来。

  12日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是要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转发全国。毛远新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第三条不好。”

  报告写道:“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毛泽东在此画一横线,批:“此计不妥。”

  “四人帮”仍不甘心。13日,毛远新又将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送毛泽东。当日,毛泽东的批示更加严厉: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但“四人帮”并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仍在追查,但遇到了阻力。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尽力保护大家。“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同人民同甘苦,人民同总理心连心。”这首诗脍炙人口,是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写的,由她的同学、人民银行的几个小姑娘贴到天安门广场。现在自然成为追查的重点。人民银行那时归财政部管,事情报到张劲夫处。他说:“周恩来就是人民的总理,有什么错误?不要再查了。”他这一句话,救了几个贴诗的小姑娘,救了写诗的熊蕾。这样的事在许多单位都有。

  从4月起,毛泽东再接见外宾,只让华国锋一人陪同,不让姚文元、张春桥陪同。他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权力交给华国锋,除了长期对华的考察外,也认为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不大,很早就结合。出来工作,比较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后一直负责农业工作,没有参与专案,没有整人,没有积怨,容易为广大干部接受。华国锋忠厚、老实、善于团结人,会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

  宣布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说:“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图为1971年11月9日熊向晖(右一)离京参加第26次联大前与周恩来总理合影

  ■华国锋含而不露。“四人帮”将手伸向中央各部门,华国锋顶住■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的手伸向中央各部门,甚至提出让迟群到中央调查部任部长,而这个部门一向是毛泽东、周恩来关心的机密部门。“四人帮”的提议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反对。

  华国锋团结老干部,坚守岗位,在困难中,坚持同“四人帮”作斗争。

  华国锋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不能只看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那是别人起草,应付形势,应付“四人帮”的,而应看他在下面的讲话、活动。华国锋接见杨振宁就很说明问题。

  4月17日凌晨2时,华国锋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熊向晖、方晓关于杨振宁来访的汇报。

  熊向晖先介绍杨振宁在上海的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请杨振宁吃饭。席间,他大批邓小平,送复旦大学的批邓大字报选编。杨振宁说:我带的行李不多,一个小箱子装不下。他拒绝接受,对批邓也不表态。

  华国锋说:“何必送人家,不要强人所难,在北京不要强加于人了。你提的意见(指熊向晖说华国锋现在是总理,第一个见的外宾是学者杨振宁,是否合适?)不是没有道理,我考虑还是我见。我见没有争论,因为主席批的是我见,如果我不见,找谁见也不好。”当时,如果华国锋不出面,就轮到张春桥。华国锋绝不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样说。

  然后,熊向晖汇报陪同人员的名单,说:“名单我们不好定,有些为难,必须由华总理定。过去周总理见,政治局好多人都参加,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参加。这次,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参加?”

  华国锋不容置疑地说:“就我一个人。简化一点,其他人不参加。”

  熊向晖建议:“陪见人找一些科学家。”

  华国锋问:“他和谁熟?”

  熊向晖回答:“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

  华国锋痛快地说:“就让他们见。”

  华国锋之所以这样痛快,因为他了解情况。1975年华国锋分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国务院派胡耀邦到科学院工作,胡耀邦汇报时,华国锋明确提出要支持像陈景润这样的人进行研究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作为重点批判。他们认为提倡基础研究是翻案,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让周培源、吴有训、张文裕等科学家参加会见,不言而喻是对基础研究的肯定和支持。

  熊向晖说:“他是旅游局接待,让岳岱衡、科学院外事局的方晓参加。我就不参加了。”

  华国锋说:“你参加。”

  熊向晖说:“我参加,外交部也要参加。”

  华国锋问:“他和谁熟?”

  熊向晖说:“和乔冠华熟。在联合国,我、乔冠华请他吃过饭。”

  华国锋对秘书说:“把乔冠华找来。”

  汇报继续进行。熊向晖问:“科学院让谁来参加?”

  华国锋立即回答:“让吴有训,他是副院长。”

  熊向晖提醒:“现在是党的领导,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来见,是否向党委讲讲。”

  华国锋心里明白,如果王光伟来,迟群和造反派头头柳忠阳也要来,马上说:“你给王光伟、迟群打电话。”

  熊向晖有些为难:“不好打,让你的秘书打。”

  华国锋痛快地说:“好。”他体谅下面的难处,尽量为大家担担子。

  柳忠阳没有参加这次会见,在科学院引起很大反响。

  4月17日晚9时10分,华国锋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9时半,杨振宁准时到场,华国锋首先迎上去握手致意。这是他任总理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这次会见,事先双方都没有规定题目,不用有人捉刀起草讲话稿宣读,必须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话。华国锋决定不印发谈话记录,因此讲话比较随意。谈话内容反映了华国锋当时的想法和做法。

  华国锋与杨振宁的这份谈话记录虽然整理了,华国锋也审阅过,但是没有发。熊向晖保留了一份记录。后来,叶剑英找熊向晖了解华国锋情况时,熊向晖特意拿着这份记录,说:“他只字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北京市委重新审查天安门事件。1978年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2月18日至22日,在华国锋主持下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文/李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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