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国民党让他去台湾，他撕掉通知函，留下来迎接毛主席！

图 | 毛主席在写论持久战

1938年的夏秋之际，身在延安的毛主席特意将自己的新著《论持久战》寄送给西北联合大学的一位国文教授。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刚收到这位“老朋友”的礼物：《建设的大众语文学》。

算起来，他们两人之间已经有16年不通音讯了，双方谁也不曾想过他们能够在陕西重新联络到故人，而且用的是这种“以文会友”的雅致方式，着实令人激动。

那么，这位国文教授是何人呢？毛主席从中等师范毕业以后，本没有进入大学深造，他是如何和这位大学教授成为挚友的呢？这一切还得从1913年春季说起。

当是时也，黎锦熙和毛主席同时来到湖南四师报到，只不过黎锦熙是在长沙小有名气的新派人物，是来担任历史老师的，而毛主席则是一名抱负不凡，热爱文史的学校新生。

课上课下的接触，让黎锦熙对毛主席的了解逐渐加深。他们年龄相仿（黎锦熙只比主席大三岁，当时黎锦熙才23岁），还是湘潭同乡，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有一个救国救民的高昂志向。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挚友了。

图 | 毛主席（左）和黎锦熙（右）

一、芋园往事

1914年，黎锦熙和杨昌济、徐特立等同事合作成立了宏文图书编译社，借着这个平台，他们一起编写教材，一起自由讲学，同时还办了一个叫做《公言》的杂志。

他们的办公地点在租来的一所大宅院中，据说这是晚清两江总督李星沅在长沙的宅院，所以叫做李氏芋园。

园子很大，很美，非常适合做学问。一到节假日，毛主席等优秀学生就会来此游园论学，向黎锦熙等老师们请教切磋。

拿读书来说，毛主席当时很反感学校繁杂的课程，只想认真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文史哲类课业。所以对黎锦熙说，想效仿古人，在高山流水间，专心古籍，待有所成绩后，再下山涉猎新书籍。

黎锦熙则认为不然，他并举出古今中外名人们，比如王安石、俾斯麦、袁世凯等人的功业成败来例子，来说明“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的学习思路，使得主席茅塞顿开。

图 | 毛主席（倒数第二排右二）和同学合影

就史政而言，湖南素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黎锦熙和毛主席更是注重如此。他们从中国历史上的唐宗宋祖谈论到外国近代的拿破仑、伊藤博文，然后再谈论到当时（1915年）热点问题：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卖国的“二十一条”的问题，谈论救亡图存的办法。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首著名的小诗就是毛主席在这个时候写就的。

此外，在生活上，黎锦熙知道毛主席的手头并不宽裕，所以特意请主席给《公言》杂志社抄写稿子，以此给主席增加些许收入，改善生活。

说来也有趣，主席的个性非常鲜明，他的“誊写风格”让黎锦熙多年以后仍然印象深刻。

其他人抄写文稿，都是按部就班，顶多再稍加润色一番，而唯独主席别具一格。那就是凡是遇到自己不认可的文稿，那就坚决放在一边，不予抄录。

黎锦熙并不以此为难，相反他更加赏识自己的这位弟子了。以至于多年以后回忆道，那些按部就班地抄录人最后都归于默默无闻，而见解独到的毛主席则成为了人民领袖，创造了宏图伟业。

图 | 青年毛泽东

二、鸿雁传书

1915年9月，黎锦熙受聘到教育部担任特约编纂员，编写教材，从此离开了湖南一师。

身处江湖之远，两人仍然通过书信方式保持通讯，一封封墨迹给我们展现了昔日伟人的内心世界。

在黎锦熙赴任之时，恰是袁世凯鼓吹帝制的年代。在当年11月的书信中，主席就力劝黎锦熙不要中了袁世凯“收揽名士”的计策，应该立即南返长沙，“急归无恋也”。

同时，主席也向这位“知心大哥”诉说了自己的烦恼，说学校规矩太多，自己不好束缚，害怕荒废了光阴，“心中实大悲伤”，渴望黎锦熙南返，和他商量“就良图、立远志”的办法。

并在信的末尾十分恳切地表示：“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就像在芋园那会一样。

当然，黎锦熙赴京其实没有为袁世凯称帝服务，这个事情毛主席事后是知道的。不过，主席与黎锦熙之间“推心置腹”的这种友谊由此看来绝非虚言。

图 | 毛主席给黎锦熙的信

1917年8月，毛主席更是在对黎锦熙的信中写下了如下至诚至切的话语：

“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当时的主席胸怀救国大志，认为时人的救国主张，比如从议会、从内阁，从实业入手救国，都是枝叶方面的努力，而不是根本上的救国。

要想救国就必得从大本大源处入手，也就是说从哲学、伦理学方面入手，从根本上改造全国思想，号召大众，则事无不成。

可是能够与主席认真探讨这个理念的人却并不多见，而黎锦熙则是少有的可与理论者，所以主席在信中有了这一番感慨，把自己得遇黎锦熙比作“婴儿得遇慈母”的关系。可见主席对黎锦熙先生评价之高。

图 | 毛主席和好友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三、他乡遇故知

在黎锦熙这边，他到北京之后，就开始致力于文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白话文的推广，大家众所熟知的“新文化运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反对文言文，推行白话文”。而黎锦熙先生就是这一领域的旗帜。

而在毛主席这边，他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不久，就相继开启了早年间的两次“北漂生涯”。第一次（1918年秋到1919春）是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第二次（1919年12月到1920年4月）是为了给湖南“除害”，驱逐督军张敬尧。

在这两件事情上，黎锦熙都给予毛主席很大帮助。黎锦熙先是帮助主席筹集勤工俭学的经费，后又和主席致力于驱张运动。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在北京的两个春节都有到黎锦熙家里度过。在黎锦熙的盛情招待下，他乡的春节过得也很温暖。

图 | 黎锦熙（左一）和同仁合影

四、一别三十年

1921年以后，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出于保密需要和环境限制，黎锦熙和毛主席就失去了联络。

此后的黎锦熙则专心于教育救国，致力于编订白话文语法、推广普通话等的文字学改革，长期在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任教。

国民党统治期间，黎锦熙不顾危险，精心保存了毛主席早年编辑的《新民学会通讯集》、《湘江评论》文稿、“平民通讯社”文稿的稿件，这些稿件连同主席的信件，在日后都成为了历史珍贵文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师范大学、北大等京津地区学校迁往了陕西，并且联合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地点就在离延安不远的汉中城固县。而黎锦熙出任该学校国文系主任。

这个时候，黎锦熙先生想到了身处延安的“挚友”毛主席，他决定给主席邮寄自己的作品《建设的大众语文学》，请主席指正。

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毛主席也“投桃报李”，特意回赠一本《论持久战》给自己这位“亦师亦友”的先生。

黎锦熙收到《论持久战》之后，立即召集同仁研读起来，在抗战的艰难时刻，宣传了正确的抗日主张。

抗战胜利后，黎锦熙先生又和同仁成立了“民主科学社”，也就是日后著名的“九三学社”。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要他同去台湾时，他撕掉了“通知函”，坚定地留了下来，迎接解放军，迎接毛主席。成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政协代表，对于建国是有大功的。

图 | 黎锦熙和毛主席

五、再度重相逢

1949年，在和主席阔别将近30年之后，两人终于再次见面。久别重逢，毛主席握着黎锦熙先生的手，深情地叫了一声“黎老师”，并在宴请大家时，坚持请黎老师坐首席。大家边吃边聊，回忆起往日乡情，其乐融融。

后来的日子，凭借着毛主席的关怀，黎锦熙先生得以一心一意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所写的简体字，所读的拼音字母，所查的《汉语词典》，甚至作诗要用的《中华新韵》，这其中都有这位语言学泰斗的心血。

1977年9月，在毛主席逝世1周年的日子中，年近87岁高龄的黎锦熙老先生专门发文《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来纪念人民的伟大领袖，来纪念自己的人生挚友。

主要参考文献：

[1] 黎泽渝.黎绍西先生传略附年谱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

[3] 黎锦熙.毛主席六札纪事（上、中、下）（毛主席1915到1920年的来信抄存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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