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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大屠杀中逆势崛起,深刻影响国家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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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地处西亚南部地中海东岸,是阿拉伯世界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仅有一万平方公里多一点。

  全国人口仅有600多万,主要民族是阿拉伯人,黎巴嫩境内教派林立,官方认可、上规模的教派就达18个之多,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主。

  黎巴嫩政党繁多,但多依附教派生存,在政权统治方式上,表现为一个很奇特的教派分权制国家。

  在众多的教派中,黎巴嫩真主党可谓后来居上,他们愤怒于以色列一手制造的“贝鲁特大屠杀”,决心在贝鲁特大屠杀中逆势崛起,采取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武装反抗以色列和西方强权。

  

  奇特的教派政治体制

  黎巴嫩境内遍布崇山峻岭,各地区之间相互隔绝,往来极为不便,历代统治者都无法对这一地区实施有效的控制。因此,中东地区一些遭受迫害的宗教派别就把黎巴嫩视为他们理想的避难所。

  公元7世纪后期,马龙派因受拜占廷帝国的歧视,而从叙利亚移居到黎巴嫩北部山区。11世纪,从什叶派分裂出来的德鲁兹派,因不堪埃及逊尼派穆斯林的压迫,由埃及迁居于舒夫、哈斯贝亚和拉西亚等地的山区。至此,黎巴嫩形成诸多宗教派别杂处的局面。

  历代统治者为能在黎巴嫩立足,时常给予各教派一定的自治权,阿拉伯帝国时期,伍麦叶哈里发政权曾赋予马龙派一定的自主权,后者可不受伊斯兰教的约束,自主管理其封地。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马龙派和德鲁兹派获得较大的自主权,各教派首领不仅有权自主处理本派事务,并对各自所控制的区域拥有行政、司法和收税的权力,同时他们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甚至还直接与外国势力发生关系。

  各教派聚居区逐渐转变为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各教派之间由于信仰理念和各自利益的争夺,矛盾日益增大。19世纪40年代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初步形成马龙派控制黎巴嫩北部行政区,德鲁兹派管辖南部行政区。

  

  1859-1860年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上万人死于战乱,后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下,签署1861年黎巴嫩组织法。

  明确黎巴嫩是奥斯曼帝国内部一个独立的行省,享有充分自治,一名由帝国政府任命、并经签字国认可的基督徒出任黎巴嫩地区的行政长官,同时,成立一个12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从旁协助和提供咨询。

  该行政委员会按照各教派人口比例来分配席位,马龙派占有4个席位,德鲁兹派占据3个席位,希腊东正教占据2个席位,希腊天主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各占据1个席位。至此,黎巴嫩的教派政治体制得以初步确立。

  

  一战结束后,黎巴嫩陷入法国统治之下,法国将西部城市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提尔,以及什叶派穆斯林东部贝卡谷地、北部的阿卡尔等地区并入黎巴嫩行政区,组成“大黎巴嫩”。

  疆域的扩大,使得人口构成发生极大改变,基督徒所占比例下降到55%,穆斯林人数大幅上升,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两强并立格局被打破,开始形成多种教派并存的局面

  1943年黎巴嫩独立后,虽然黎巴嫩教派体制赋予各教派一定的权力,但基督教派、特别是马龙派的特权地位依然存在,马龙派占据军队、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的重要职位,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黎巴嫩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因巴解组织问题进一步激化,两者走上武装冲突的道路。从1975年起,一场规模空前、持续16年之久的内战爆发。

  激进的什叶派民兵武装

  黎巴嫩内战的发生和持续,对黎巴嫩政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什叶派穆斯林争取权利的运动风起云涌。领导这些运动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有来自伊拉克什叶派的圣城纳杰夫,也有来自伊朗的什叶派学者。

  特别是随着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伊斯兰教宗教意识的传播。

  受此鼓舞,黎巴嫩的年轻人决心成立一些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委员会,同时与伊朗的革命领袖积极的沟通,希望成立统一的伊斯兰教组织。

  

  1982年6月,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黎巴嫩国内政治和宗教势力发生动荡,主要在南部地区的什叶派受到极为严重的冲击和迫害,但也同时点燃什叶派穆斯林的革命热情。

  1982年9月16日,在以色列军队的策划和支持下,亲以的基督教长枪党武装对西贝鲁特的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血腥屠杀,在以色列坦克和长枪的威胁下,手无寸铁的数千巴勒斯坦难民倒在血泊中。

  贝鲁特大屠杀震惊全世界,以色列扩张主义者虽然遭到广泛谴责,但却无法改变他们占领黎巴嫩南部的现实。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什叶派而言,却是真实的切肤之痛,以及失去诸多亲人的悲哀。

  

  从这时起,什叶派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在如何看待有关什叶派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上,出现巨大的意见分歧。

  在伊朗的鼓励下,以侯赛因·穆萨维为首的激进派,脱离以温和派为主导的阿迈勒运动,组建独立的伊斯兰阿迈勒运动。

  该组织在伊朗革命卫队的指导和协助下,建立以巴勒贝克为中心的活动基地,在巴勒斯坦组织和叙利亚军队的协作下,走向战场,积极从事抵抗以色列的活动

  在伊斯兰阿迈勒运动的影响下,一批其他的什叶派激进组织,也逐步参与到抗以活动之中,他们甚至把清真寺作为进行抵抗活动的基地。至此,什叶派团体一分为二,即占多数的现实主义温和派,以及占据少数的极端主义激进派。

  

  由于各激进组织力量过于分散,1982年秋,在伊朗的建议下,各主要伊斯兰组织选出九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伊斯兰阿迈勒、来自贝卡地区的宗教学者协会、各伊斯兰委员会等三方力量,共商解决之道。

  史称为“九人委员会”,经过多次协商达成共识,形成著名的《九人宣言》,决定在原有各组织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统一组织,闻名中东的真主党就此诞生

  真主党以在黎巴嫩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为志向,在现阶段宣布将全力利用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展开针对以色列占领军的抵抗活动。

  “九人委员会”组织数十起针对以军的抵抗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82年11月11日在提尔以军总部发生的自杀性袭击,炸死炸伤以军人员近百人。他们还在1983年实施真主党历史上第三次“殉难行动”,造成29名以军士兵死亡。

  

  1983年,真主党还对美、法驻黎多国部队营地进行自杀性袭击,造成近300人死亡,给以色列和西方以沉重的生理和心理打击,美、法、意三国于1984年相继召回各自派往黎巴嫩的部队,以军最终于1985年被迫撤出黎巴嫩的大量地区。

  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抗击,赢得黎巴嫩民众,尤其是什叶派穆斯林对其抵抗方式的认同,进而扩展其在黎巴嫩什叶派至黎巴嫩国内的影响。

  1985年2月16日,正值拉吉卜·哈尔卜被以军枪杀一周年纪念,在“锡叶赫侯塞尼亚特”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真主党的正式发言人大学者易卜拉欣·阿明宣布真主党的成立。

  

  同时公布了它的政治宪章,即《我们是谁,我们的属性是什么--告被压迫者公开信》,至此真主党的活动便逐步走向公开化,文件表明:“我们是信真主的民族”,“真主的人民再次弘扬伊斯兰国家中心理论”。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1100平方公里的“安全区”,真主党便在其中积极抗击以色列及其盟友--南黎巴嫩军的活动。从1985年至1989年,真主党以游击战方式向以军和南黎巴嫩军共发起100余次军事行动,发动数次“殉难行动”,以军每年要损失士兵近30人。

  真主党通过多种形式的抵抗活动,不仅使以军遭受到巨大的人员损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心理上打击以军,使其备受孤独和无助的折磨,迫使其从黎巴嫩撤退。

  

  合法的主流政党

  1985年,是真主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它与阿迈勒在争夺什叶派领导权的争斗越发剧烈,双方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1988年更是爆发全面的直接武装冲突。

  1990年底,在叙利亚和健康的斡旋下,双方达成和解,真主党取代阿迈勒运动,成为“黎巴嫩最重要的什叶派政党和武装组织”。

  此时,从1985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正式结束,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国内政治发展进入战后重建阶段。黎巴嫩决定于1992年举行20年来的首次议会大选,全新的政治形势对于因抵抗以军而生的真主党形成巨大挑战。

  

  对于是否参加议会选举这一重大问题,真主党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以首任总书记苏布希·图菲利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和与其他组织进行广泛接触,主张对所有反对真主党伊斯兰观的人发动圣战。

  而以第二任总书记阿巴斯·穆萨维和第三任总书记纳斯鲁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依据形势变化进行调整,支持参加议会选举。

  因分歧过于严重只能投票表决,通过这种途径,参与议会选举的合法性问题获得顺利解决,真主党也由此实现了内部意见的基本统一。真主党之所以决定融入内战后的黎巴嫩政治进程,主要原因是:

  

  首先,伊朗和叙利亚两国对真主党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真主党的意识形态基本脱胎于伊朗什叶派思想,叙利亚以军队为后盾间接掌控黎巴嫩的内政外交,两者在黎巴嫩的代理人都是真主党,以真主党为平台追求自身利益。

  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次年霍梅尼逝世,哈梅内伊继任领袖职位,务实派代表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随之,伊朗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幅度淡化,利益考虑成为外交政策形成的基准。

  为实现在黎巴嫩对外交往的多元化,伊朗力促真主党参加议会选举,改善与其他政治派别的关系。

  而为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一方面,叙利亚迫使黎政府同意真主党继续持有武器,打击以色列军队。

  

  另一方面,又在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进行斡旋协调,使双方互相承认彼此的合法。真主党不再试图推翻政府,而是成为“忠诚的反对派”,黎政府不再反对真主党国内唯一民间武装组织的地位。由此,基于在黎巴嫩的利益诉求,伊朗和叙利亚都需要真主党参加选举。

  其次,真主党自身思想调整转变的必然。真主党虽是一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但是在融入学者、律师、公务员、学生等新鲜血液后,其思想毫不僵化,而是开始变得相当灵活。

  特别是在《公开信》中,真主党就明确表示反对以暴力强加伊斯兰,这实际上为后来的思想调整留下富有想象力的空间。

  黎巴嫩教派众多的现实和民众的意愿,是真主党必须也是实际考虑的基础。特别是那场长达16年的内战,什叶派深历其痛,真主党深知,教派思想很难被外力更改。

  

  虽然真主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但在现实中的支持率极低,骨感的现实使得真主党只能将其当作一个远期理想,当前必须大幅调整思想主张,以适应现实和追求发展。

  因而真主党继续将抵抗以色列作为至上任务和最大正义,不再追求近期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想。真主党深知,如果违背多数人的意志去强行建立伊斯兰国家,不仅违背伊斯兰教义,也破坏正义原则,更可能失去现实中民众的支持。

  鉴于此,真主党思想开始倾向于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理想和现实关系得到理正,使得真主党参政行为具有宗教的合法性。并且,真主党把自身明确定义为黎巴嫩的民族主义爱国政党,强调对黎巴嫩国家认同,并积极加入内战后的政治进程。

  

  再次,真主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真主党诞生于内战之中,崛起于贝鲁特大屠杀之后,暴力是其很长一段时期的外在表现方式。

  20世纪90 年代的黎巴嫩政治重建改变国内政治行为的准则,正常的政治博弈取代血腥的暴力冲突。在此情况下,真主党只能因应时代需要改变对外交往方式。

  而且,内战结束后,在黎巴嫩其他政治派别按要求解除武装的前提下,真主党能够保留武器就成为众矢之的,为应对其它教派的压力,真主党加入政治进程,获取更大的利益和更高的地位,实现自身合法化和角色多元化,就成为必由之路。

  此外,参加选举,表达政治意愿,争取利益,影响政府预算分配,为自身和什叶派争取利益,也是真主党的现实需要。

  

  最后,法德拉拉的大力推动。法德拉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黎巴嫩声望最高的宗教学者,对真主党和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政治运动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被外界普遍视为真主党的精神领袖。

  法德拉拉认为,黎巴嫩国情极为特殊,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路径必须要摒弃暴力,渐进和平方是正途。

  于是他提出建设“人道国家”设想。他认为,人道国家将保证个人自由,实行政治多元,取消教派分权制。人道国家是现存条件下的合理选择,是迈向伊斯兰国家的过渡阶段。由此,内战结束后,法德拉拉力促真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加入政治进程

  

  参加议会选举成为真主党在内战后发展的关键性事件,就此,真主党实现自身的“黎巴嫩化”,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合法政党。这意味着,黎巴嫩复杂的政治现实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成为真主党确立和制定自身政策的首要依据。

  真主党不再是只顾打击以军的对外封闭的武装,而成为对外“开放”、适应黎巴嫩国内形势变化的组织。由此,它也在伊斯兰抵抗组织之外获得另一种身份---名副其实的主流政党。

  为表明态度,真主党在“军事吉哈德”之后,提出“政治吉哈德”的口号。随着自身的“黎巴嫩化”,强硬派在真主党内部失势,以纳斯鲁拉为代表的务实派成为真主党的主导性力量

  1992-2004年,真主党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参加选举,争夺国民议会和市议会席位,长期扮演着议会反对派的角色,但并未加入政府,谋取部长职位,处于一种有限参与的状态。

  

  2005年,是其战略调整的又一个关键节点。按照2004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离黎巴嫩,且黎巴嫩亦需解除所有民兵武装。

  此时的黎巴嫩政府公开采取亲近西方、疏远叙利亚的政策,真主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黎巴嫩各政党或教派为避免自身边缘化,都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势。

  在此情况下,真主党已无法置身于政府的权力分配之外,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机构、介入政治生活成为真主党实现政治自救的必要途径。

  

  真主党因应形势,迅速改变有限参与的立场,开始全面参与黎巴嫩政治。真主党主动与阿迈勒和奥恩领导下的基督教力量“爱国自由运动”结为全国性的“3·8”联盟,对抗由逊尼派、德鲁兹派和部分基督徒组成的“3·14”联盟。

  真主党开始极力争取部长职位和政府权力,2011年,真主党支持的纳吉布米卡成为总理,在组建的新政府中,“3·8”联盟的内阁职位增加到16席,超过内阁半数,真主党一派由此获得对内阁决议的否决权。

  

  坚持“枪杆子”里求生存

  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而来,不但引爆叙利亚危机,同时对黎巴嫩造成强烈的冲击。“3·8”联盟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由于一直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援,坚定支持巴尔沙政权,而得到美国、法国、沙特等国青睐的“3·14”联盟则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黎巴嫩真主党甚至派出武装部队进入叙利亚,参与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战斗,同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一道,成为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最后直到黎巴嫩的“什叶之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稳定巴沙尔政权发挥出重要作用。

  由此,真主党的武装问题愈发成为黎巴嫩教派矛盾、阿以冲突和大国争斗等多种因素聚集点,真主党的反对者迫切要求解除其武装,他们通过静坐、公开批评,甚至发动与真主党的暴力冲突,来逼迫真主党解除武装。

  

  但真主党丝毫没有显示出妥协迹象,真主党始终坚称自身有权拥有武装力量,并认为自己需要武装力量来保护国家免受以色列的“侵略”。真主党之所以一直坚持不解除自身的武装,主要原因是:

  首先,武装被真主党视为自身安全的必要保障。由于1000多年来作为少数派“受难”的经历,黎巴嫩什叶派对外部的威胁和压力保持着一种超出常规的敏感。

  虽然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现在已经有明显的改观,但他们自认为一直受到以色列、美国、联合国以及黎巴嫩其他教派的“打压和围攻”,有鉴于此,绝大多数什叶派都坚决反对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其次,真主党武装是什叶派打击以军的重要手段。1982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当时的国家和政府没有尽到保护国民的职责,不仅放弃抵抗,还试图与以色列和,什叶派自发对以军进行报复,真主党由此兴起。

  真主党坚决抗以,为解除什叶派遭受到的深重灾难,“抵抗”成为真主党的“灵魂”。真主党迫使以军在2000年撤离黎巴嫩南部,替代政府军实现光复领土的民族目标,赢得绝大多数黎巴嫩人的支持,这使得真主党更加坚定持有武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另外,真主党武装是外部国家在黎巴嫩博弈的焦点。真主党是伊朗对外输出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叙利亚支持真主党的根本目标,是在避免与以色列直接发生战争冲突的情况下,迫使以色列谈判解决戈兰高地问题。

  对于伊朗和叙利亚而言,真主党是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区性战略意义,它解放黎巴嫩完全符合叙利亚和伊朗两国的利益需求。如果真主党失去武装力量,就等于失它对伊叙两国的核心价值。

  作为一支从“贝鲁特大屠杀”中崛起的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不但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抵抗以色列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黎巴嫩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内政外交,并且在叙利亚内战和中东进程中出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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