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低俗的艺术趣味

　　笔者认为，贾平凹在写作态度和叙事格调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显示出艺术趣味的极端庸俗化与低级化倾向。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其长篇小说《病相报告》中的一段文字:

　　我(景川)有些咳嗽,出门去吐痰,门槛上的苍蝇绣了疙瘩般地起落,偶尔歪头看靠在屋檐下搭盖起的厨房,锅台上已经放上了一碗捞出来的面条,灶前的土炕一堆破棉絮被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咕咕涌涌动。吐了痰回来,又是看了一下,破棉絮被里竟爬出来了是一个人,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妪。老妪一只手努力地撑在炕沿,身子横在炕外,一只手却伸过去抓面条碗里的面条,手缩回去时,身子差一点跌下来,但面条极快地塞进了嘴,瘪了嘴没有牙,使劲着吸,一根面条便像虫子一样在嘴角晃动。我回坐到桌前,三元把那碗面端上来了,我胃翻腾得要吐。

　　“将就着吃,”三元说,“少盐没调和的。”

　　我说:“那炕上的是谁?”

　　三元说:“我娘叹。”

　　原来我的后娘并没有过世?!我赶忙让三元把老人叫来一块吃饭,三元迟疑了一下,还是把他的母亲抱了出来。老人像一个小孩一样身子蜷在了椅子上,目光呆滞,嘴窝陷着蠕动,如是小孩的屁眼。……

　　在上述不足四百字的叙述里,贾平凹从对人性蔑视的角度,接连三处写了污秽不堪的事象,一个是人的污浊的生存环境,一个是人的恶心的生存需要,一个是人的厌憎的面目。这些事象都是通过景川的眼睛看到的,不仅与小说的爱情主题毫无关系,而且无法揭示景川同父异母的兄弟三元与自己之间的隐含的未加说明的特殊关系,纯粹快意于对人以及人性的丑陋进行发泄性叙写。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这种叙写大量存在,完全信马由缓,纵情态意,不加约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贾平凹低俗的艺术趣味。

　　这种艺术趣味的粗俗和低下,正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病象。不论是在细节描写上还是事件展开过程中,不论是表现人物还是介绍环境,贾平凹似乎总是快意于描写那些恶心的场面、丑恶的事象、粗俗的举动以及庸俗的嘴脸,透过这些描写,我们丝毫看不到有什么深远的价值目标和广阔的意义空间,相反,只能清晰地看到无聊的字符与恶俗的品味以及作者的麻木与冷漠。事实上,正是病态、畸形的趣味感使得贾平凹不断降低自己的审美想象的标的和道德自持的底线,放弃了对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情感、道德、精神以及人生体验等等的真诚关注,抵消了审美尺度与道德尺度对写作的作用,取缔了文学作品应有的品质与气度。在他的长篇文本里,我们体会不到讽刺的意味,感受不到批判的力量,体验不到庄严感和神圣感,而肆意刺激我们的视觉的恰恰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挖苦,那些痛入骨髓的污辱和那种令人寒嗓的冷漠。这决定了这些文本只能是失败的文本。

　　贾平凹这种庸俗低级的艺术趣味与他的消极病态的写作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都根源于贾平凹苍白的思想情感,都在专注于描摹人的庸俗与低级,人性的畸形与病态。同时,二者又相互催生,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贾平凹消极化、病态化的写作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贾平凹对写作的目的与意义产生了怀疑,不能正确理解应该为谁写作,为什么写作,完全把写作变成了自己的私有化过程,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没有责任意识与价值准则,没有作为一名作家的神圣感和使命感,更没有对现有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意识和发展意识,对审美的自觉追求为一种发泄式写作所取代,纯净的、亮丽的心态不见了,浮躁、颓废、没落的心理日益凸现,使得他的写作完全成了失衡状态的写作。他是为写作本身而写作,也是在为自己而写作,他需要在写作中获得快感和满足,也需要在写作中进行背叛和破坏,于是就有了无休止的写作,停不下来的写作,疯狂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他浮躁的、消极的、病态的心理不但没有得到调适,失却了冷静、客观和真实,而且加速着他思想中不健康因素的生长,日益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尚的、健康的写作,变成了反人性的、反道德的、反价值与反精神的写作。

　　从《废都》开始,贾平凹在每部小说的后面都附上了篇幅不短的后记,从不同的角度谈论对小说的看法,有的甚至是在小说完成前就迫不及待地写就了的,有的反复强调自己的不被理解和对小说的认识受到了冷落。的确,在这些后记中,贾平凹确实是在标榜一种文学观,在推销一种创作论,但实际上也是在宣扬自己作为作家在小说界乃至文学界的存在。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小说创作存在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病象及其内在的根源,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倾向存在的严重问题,如果抱持这样一种写作态度,如果不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写作趣味的问题,他所强调的那些观点是毫无意义的,他也不可能创作出包蕴人性内涵和人道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震撼人心的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