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欺欺人的谎言——“康乾盛世”的真相是“红薯盛世”？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的一百余年时间里，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内外军事作战的胜利，社会趋于安定，经济长足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疆域版图辽阔，是清朝历史上的鼎盛时代。

在历史教科书中，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其说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当时的康熙帝向天下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随后，在清朝官方和民间的舆论中，“盛世”意识逐渐形成，也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除了“康乾盛世”外，还出现了“文景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那么，和这些“盛世”相比，被定义为“封建体系发展到顶峰”的“康乾盛世”又有何不同呢？

主流史学界认为，这一时期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社会局面和谐安定，政治清明。

清军入关后，在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后，先后击败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南明残余势力，平息了吴三桂等人的“三藩叛乱”，至康熙中后期，反清运动基本偃旗息鼓，社会局面趋于安定，进入了一段长期稳定的发展时期。

二、政府赋税收入增加，国库充盈。

通过“官绅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常年保持在6千万两白银以上盈余，国内生产总值已恢复到世界三分之一的水平。

三、人口数量快速膨胀，财税减负。

随着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以及政府采取的减免赋税政策，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至乾隆末期，全国总人口已达到三亿。

四、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进步。

康乾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可耕地面积从六亿亩增加到了十亿亩，粮食产量超过了2千亿斤，较明朝末年增长了近一倍。

五、疆域版图巩固发展，国家统一。

先后统一台湾，收复内外蒙古，平定准噶尔分裂势力，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由此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为近现代的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然而，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当由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他们看到的不是《马可波罗游记》中“黄金遍地，人人绫罗绸缎”的东方大国，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寄回国内的信件中，他们写道：

“清朝的老百姓普遍骨瘦如柴、面色憔悴，看上去没有任何精气神。”

“收到残羹剩饭的施舍时，人们都会下跪磕头，并贪婪的争抢着，好像是什么珍贵的宝物。”

“人们住的房屋通常都是泥土夯筑的墙，茅草覆盖作为屋顶，大风一吹好像就能将其刮倒……”

以上这些画面，大大颠覆了我们对那个盛世时代的美好想象。

同时，近代以来，较多学者对“康乾盛世”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只是清朝官方夸大宣传出来的，不符合客观史实。

那么，隐藏在历史背后真实的“康乾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否真的是清朝统治者自欺欺人的谎言？

为何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西方列强就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的国门？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关于人口问题。

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向来被视为“康乾盛世”的首要标志，在某些史学家的思维里，只有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盛世”，才会出现“人丁兴旺”的局面。

这个观念没有错，但是，随着明末引进的番薯等高产农作物在农村广泛推广，灾年出现饥荒的几率明显降低，这才是导致人口急速膨胀的关键因素也是所谓“红薯盛世”说法的由来。

同时，由于“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人头税被取消，地方上报人口时存在的“瞒报”现象不复存在，人口统计的真实性大大增加，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用人口数量来作为衡量盛世的标准，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二、永不加赋问题。

“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帝的一句话奠定了他“一代仁君”的历史地位，也成为史书对于“康乾盛世”的另一个有力佐证。

那么，永不加赋后，这一时期人民的负担真的减轻了吗？

首先，“赋”和“税”是两个概念。

这里的“赋”主要指人头税和徭役，所谓的永不加赋，其实是为以后的“摊丁入亩”做准备，而不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

其次，除了正常的钱粮税收之外，在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下，老百姓还要交各种巧立名目的税目，如“鼠鸟耗”（粮食在上交途中被鸟、鼠吃掉的损耗），“火耗”（上交的散碎银子在熔铸成整锭银块过程中的损耗）等。

整个康乾时期，火耗征收的比例不断提高，最高达80%以上。到了饥荒年份，老百姓往往不堪重负，饥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的情况成为了家常便饭。

所谓的“永不加赋”，更像是一句漂亮的政治口号，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三、经济及工商业发展问题。

明朝时期，铸铁、造船、丝绸、棉布、瓷器等工业发展，在世界属于领先水平，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

而到了清朝，这几项代表性的工业产品总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时水平，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十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康乾时期的工业发展不仅停滞不前，甚至还出现了倒退，更毋论有什么科技创新了。

商业方面，“重农抑商”的思想变本加厉，政府甚至明令禁止种植除粮食之外的一切经济作物，民间的一切商业交易活动被严格限制，明末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直接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对外贸易方面，实行了比明朝“海禁”更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东作为通商口岸，且只允许政府参与贸易活动。

四、思想文化发展问题。

康乾时期，《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的编纂成功，成为了盛世文化繁荣的标志。

但同时，清朝实行了高压的思想钳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大批不符合其统治思想的书籍被毁，大量文人学士遭到残酷迫害。

当时的世界，正处在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停滞，对于当时愚昧闭塞、急需“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民众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从以上几点来分析，笔者以为：

一方面，“康乾盛世”确实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财政赋税改革成效明显，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农业生产力显著进步，版图疆域也达到了极盛。

但是另一方面，其并没有摆脱封建社会体制的桎梏，而是在君主专制达到巅峰、社会控制力空前加强后的必然结果。它和历朝历代出现的“盛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盛世”，都是在统治者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改革措施后，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恢复了农业生产力，实现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这种“改良主义”并未触及封建制度本身，因此也不会走出封建王朝兴衰存亡的“死循环”，更不会带来任何意义上的时代进步。

某种程度上说，“康乾盛世”只是统治者极少部分人的“盛世”，这种危机四伏的“盛世”下，千万老百姓远没有实现安居乐业，充其量只是勉强能吃饱饭而已。

而吃饱饭，也许就是古代老百姓们的最高奢求了。

公元1799年，八十九岁的乾隆皇帝驾崩了，和他同年去世的，还有领导美国民主建国的“国父”华盛顿，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同框”令人感到违和，更让人心生悲哀……

而同一时代，西方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社会发展进步翻天覆地，在浩荡奔涌的世界潮流中，此时的清朝统治者们还在沉睡“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皇帝对当时来访的马尔嘎尼斩钉截铁地说。

然而，四十多年后，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轰隆响起，他口中的“天朝”已没有了掌控自己命运的话语权。

从此，中国人民苦难、屈辱的百年近代史开始了……

而那一场“康乾盛世”，注定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成为了清朝皇帝们稍纵即逝的“黄粱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