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郎》：传统与西化之间的博弈，盲目推崇欧美只会陷入危机

1908年9月，夏目漱石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长篇小说《三四郎》。正式揭开了爱情三部曲的序幕。

虽说此篇小说被列入爱情小说之列，但通篇读来，其所反映的主题也并非只是简单的男欢女爱。主人公三四郎与美祢子之间有缘无分的爱恋，本质上仍旧是为了夏目漱石所想要揭开的深层次问题而服务。

所以倘若读者只是将其当作一篇恋爱小说，或许就大错特错了。在《三四郎》中，夏目漱石仍旧不遗余力地针砭时弊，用锋利的笔触剖开日本社会当时的种种问题，并试图在写作过程中寻找到解决之法。

即便一百年后再回过头来读这本小说，其中的某些问题仍旧能让处于另一遥远时空的读者感同身受。

我认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夏目漱石想要反映的问题，是一个暂时落后的国家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在更为强大、优越、先进的文明之风激荡在一个落后文明上空之时，后者的子民该何去何从？

是毫不犹豫地抛弃过往，全身心地投入到“先进”的怀抱；还是固执地坚守传统，即便面对先进文明的呼唤也无动于衷？

1、割裂的社会

西方文明对当时落后的日本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客观来讲，不能以单纯地好坏来作界定。

毫无疑问，先进的西方文明的确在当时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日本人不加选择的西化过程中，欧美文明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而硬生生地将日本社会变得割裂、破碎。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佩服夏目漱石在设计主人公方面的深刻用意。

《三四郎》的主人公正是与小说同名的熊本青年三四郎。熊本在当时的日本是相对落后之地，甚至被东京的学子称为蛮荒之地。

也正是因此，三四郎来到东京读书，目睹到了日本西化运动发展最为迅速的中心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模样时，才能完完全全地感受到日本社会当时的割裂。

从家乡熊本到东京求学，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三四郎也因此将自己接触到的世界分为了三个世界。

“一个在远方，就是与次郎所说的，有着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风味，一切平平稳稳，然而一切也都朦朦胧胧。”

第一个世界，就是孕育了三四郎过往岁月的故乡熊本。在那里，有温柔慈祥的母亲和挂念自己的邻家姑娘。但毫无疑问，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故乡，即便有动人的温情与自己的心灵建立着联系，却仍旧在璀璨辉煌的东京面前黯然失色。

第二个世界，则是尚未踏入社会的三四郎所接触到的学问的世界。

气势雄伟的东京大学校园里藏着无数可供吸取的知识，在这片只属于学问的乐土中，还有众多投身于艺术与理论的仁人志士。比如广田先生、野野宫君，和三四郎在东京的挚友——与次郎。

而第三个世界，则是三四郎难以踏入，仅仅能从门外窥探到这梦幻之地一隅风光的浮华世界。

所谓浮华世界，毫无疑问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不仅通晓西方艺术本身，所过的生活也是奢侈讲究，排面十足。与偏僻落后的故乡，以及只有书籍知识而清贫成风的学问世界截然不同。

而三四郎感受到的这三重世界，恰好也印证了来势汹汹的西化究竟在日本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方面，没有被西方思潮影响的偏远之地仍旧保持着日本传统的淳朴风气。但这一风气在东京人这样的文明群体看来已经成了陋习。

即便如此，就连东京本身也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借助三四郎的眼睛，读者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东京，精巧的西式建筑与简陋的日式房屋并肩而立，象征着文明的高楼在意味着落后的群屋环绕中直指天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景象。

另一方面，西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打造了东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从而使得三四郎能够进入学问世界，一览古今中外名家的学说与著作，这当然是极有进步意义的一件事。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西化带来的影响是两极化的。过分追求高雅，渴望成为文明之士的人们，盲目地沉溺于奢侈糜烂的生活，从而打造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浮华世界。也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的确，日本社会的割裂景象，早已暗示了在西化的浪潮面前，日本自身究竟受到了何种影响。

对于忧国忧民的夏目漱石来讲，他所要做的正是分清楚这其中的积极之处与不良影响，从而找到促进日本发展的万全良策。

2、迷途的羊

迷途的羊是《三四郎》中反复出现的意象。

“迷途的羔羊”这个典故出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6节：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本意是指上帝所造出的人类迷失了自己纯真的本性，因为追求名利，太过贪婪，而自甘堕落，偏离了上帝的本意，犹如误入歧途的羔羊一般。

女主人公美祢子和三四郎看菊偶展览时偷偷溜走，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休息时，无意聊起之前路上遇到的迷路的孩子，美祢子问三四郎是否知道迷路的孩子用英语怎么说，从而使得迷途的羊第一次在全文中出现。

夏目漱石选择此一典故并非没有道理，某种意义上来讲，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人们的确要扪心自问一句，自己究竟能否在世俗的潮流面前保持住本心？

而夏目漱石选择让三四郎深深爱慕着的女主人公美祢子说出这句话，也具有着双重的功效。

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所面临的世界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样貌的三四郎，当然会深陷纠结与徘徊之中，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往何方，用迷途的羊来形容再好不过。

面对满溢着温情的家乡熊本，三四郎一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态度。自从来到东京之后，要想再与过往的世界产生联系，唯一的凭借就是母亲寄来的书信。

然而深深体会到第二、第三世界美好的三四郎，自然不想再与过往产生瓜葛。所以当寄托着母亲挂念的信件送达时，三四郎即便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太合适，却仍旧觉得母亲的信不值一读，不愿拆开。

作为一名学生，三四郎理应安安稳稳在学问世界过好日子，哪怕暂时忘却故乡也未尝不可。但遗憾的是，自从遇到优雅迷人的美祢子时，三四郎便不能不对浮华世界心向往之。

根据夏目漱石的描述来看，美祢子知书达礼，博览群书，所知甚多。而且她还有一副美丽动人的面庞，身上洋溢着少女的芳香，再加之优雅的衣着打扮，自然会让乡下来的“土包子”三四郎移不开眼。

但很明显，即便三四郎心向往之，这个世界与他之间也有着一道天然的壁垒。

乡下来的三四郎并不知道何为“迷途的羊”，平日里与美祢子聊天也总不知道如何接话回应对方。陪她去看画展，也完全不懂艺术作品的好恶，而只能茫然地点头了事。

可以说，当三四郎自感在美祢子面前低人一头；觉得自己心中的想法都能被眼前机敏的女子看穿；整日思索也完全不知道迷途的羊究竟指代何意时，他就应该清楚，自己与美祢子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然而年轻的三四郎，终究没能清醒地作出决断。面对纷繁复杂的三个世界，他妄图不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从而立下了“把母亲从乡下接出来；娶一位美貌的妻子；然后投身到学习中去”的目标。

但人若不有所取舍，又怎么可能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三四郎就像迷途的羔羊一般，来往穿梭于三个世界中。

既不能彻底地从心底接受故乡，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跟美祢子之间的相处又存在着天然的障碍。所以到了最后，他自然只能无功而返。

毫无疑问，夏目漱石是在提醒百年前的日本读者，也是在警醒今后岁月里每一个翻阅此书的人。我们都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究竟能选择什么。

像三四郎这样的迷途羔羊肯定不止一只，提及这个词的美祢子实际上也是一只迷途羔羊。而夏目漱石设计这一角色的意义，就在于揭示全盘西化的弊端所在。

其实说来有趣，在夏目漱石的小说中，受西化最为明显的往往是女性。比如《虞美人草》中的藤尾也是个性情中人，不仅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还因为遭到了男人的背叛而气血攻心，落病而死。

赋予女性体现西化程度之深的重担，或许与日本本身的历史背景有关。

在日本的封建时代，人们往往受到各种理念的限制，个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程度的摧残，女性所受的压迫也最为深。

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理念的传入，使得福泽谕吉等一大批开明的有识之士纷纷活跃起来，写出了诸如《劝学》等提倡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积极追求美好生活的文章。从而解开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独立女性也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

因此，夏目漱石才总是选择女性来展现西方文明对日本人民的影响。

当然，追求幸福本身是一件好事。但随着独立自主等进步思想一道传入日本的，还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落后思想。

“眼下的青年与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不同，他们的自我意识太强，这是不行的。我们做学生的那个时候，一举一动无不考虑到别人。一切事情都以别人为中心，想到的是：君，亲，国，社会。总而言之，那时的青年学生都是伪君子。当社会的变化使那种伪善终于行不通的时候，便渐渐地在思想行为方面输入以我为主的体系，这么一来，就导致自我意识发展得过了分。现在的状况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不再是什么伪君子，而净是些真恶人。”

说到底，封建礼仪压抑人们的真实想法，孕育了一批伪君子，固然不可取。但如果误解自由的真意，而认为所谓的文明就是不加掩饰地追求自己所奢望的名利，那恐怕也是大错特错。

遗憾的是，美祢子就是这样一个真恶人。她虽然的确对三四郎产生了好感，但却因为三四郎终究只是乡下来的傻小子，而没有选择与他在一起。

而至于美祢子的另一个猎物，品学兼优的野野宫君，又因为太过清贫，不能让她过上奢侈的生活，因此也最终被她弃置不顾。

于是，这样一个进步的女性，却偏偏做出了最荒唐的事情。在选择人生的伴侣时，美祢子没有遵从内心的召唤，而是考虑谁能让自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将婚姻与世俗的标准划上等号，背叛了自己的本性。

这也是为何她始终叨念自己是迷途的羊的原因所在。她对一切心知肚明，在膨胀的欲念面前，真情是如此脆弱。而她也在拜金主义的荼毒之下走入深渊，背离了自己的真心，将自己放逐为一只迷路的羔羊。

三四郎最后一次与美祢子见面时，她刚刚从基督教的礼拜堂中做完礼拜。面对得知真相的三四郎，美祢子只是轻声感叹，对着三四郎说道：“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

那一刻，不知她是在表示对三四郎的愧疚，还是在跟自己内心被抑制了的真情实感说抱歉。

总之，全盘西化的弊端已经一览无遗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至于我们该何去何从，夏目漱石其实也早已给出了答案。

在《三四郎》的开篇，三四郎与广田先生在列车上偶遇，列车停站时二人偶然瞥见站台上有雍容华贵、气质不凡的外国人在穿行。

广田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十分值得玩味。

“这副长相，这么无用，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而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建筑物也好，庭园也好，仪态都不妙，不比我们的长相好多少。”

乍一看，似乎这是一段十分可笑的言论，有点以貌取人的意味，仿佛外国人之所以优越就是因为他们长的漂亮。但仔细想想，广田为何会将这种样貌的无用推而广之，类比到建筑物与庭院身上？

私认为，夏目漱石此处如此设计，并非只是在说目所能及的外貌。有句俗语说得好，“相由心生”，是指个人的外貌会受内在的精气神影响。

所以是否可以这么解释。夏目漱石认为日本之所以落后于欧美，完全是因为日本没有发掘出自身的精神，反而在西化的潮流中逐渐失去了自我。所以即便努力在表面功夫上下文章，内在的精神不够强大，也无济于事。

如果你永远都在学习、模仿其他人，而从来没有挖掘内在的自己，将他人的优势与自身的特点相结合，你又怎么能走得远呢？

能笑到最后的，永远只会是立足自身的创新者，而不是毫无主见的模仿者。于人如此，于国更应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