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行业2021开年反腐 “风力强劲”

从年初的动作来看，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医药、医疗腐败问题可谓是重拳出击。毫无疑问，2021年医疗反腐力度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和严，一定会成为常态化。另外，随着各项政策的出台和完善，医药反腐风暴将会来得更加猛烈。“高销售”的药企必须早做准备，进行产品创新、渠道创新、营销沟通模式创新。

整治医疗腐败，刻不容缓

2021年伊始，“医疗反腐”被频频点名。

1月13日，中纪委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到“要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内外勾结欺诈骗保行为”。

1月25日，《人民日报》第01版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在中纪委部署2021年的任务中，其中就包括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司法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完善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治理机制等。

同日，财政部发布文章《财政部山东监管局：谋篇布局明方向会计监督著新章》，对未来的财会监督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其中提到，建立完善在鲁中央企业、地方重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等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公众利益实体日常监管机制，加快会计监督对象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毋庸置疑，查账的核心，对于上市药企来说，销售费用是难以绕过的障碍。

从上述新闻可见，国家对于医疗腐败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决心越来越强。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医疗腐败现象已非常严重，整治医疗腐败刻不容缓。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涉及医药贿赂的案件已达数千起，这些案件往往涉及药企、医药代表和医生。

对于医疗腐败现象，本报特约观察、力托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医药企业管理顾问杨涛分析说，腐败无论是国内国外在各行各业均普遍存在，由于文化、历史和法律的差异导致中国更加严重而已。医药行业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从药品研发的临床试验腐败与数据造假，到申报注册环节的腐败，再到生产环节监管腐败，流通环节的腐败，再到药品终端环节采购腐败及医生处方回扣店员提成的腐败，医生大处方大检查及过度医疗的腐败。这是整个产业链的腐败行为，是系统性疾病，很难治。

医药行业的腐败与其它行业的腐败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药品是特殊商品，医学与诊疗知识又是极其专业的知识领域，在消费药品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极其不对称性——医生、患者、家属、支付方（买单的）之间的不对称性和决策者、受益者、买单者的不对称性，而且医药消费场所是一个相对垄断的交易场所——医院药房、药店，这样一来必然更容易滋生出腐败。

全国只有四百多万医生，医院也只有几万家，大医院就更少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医生有决策权，而病人及家属作为消费者又无决策能力，买单的要么是病人要么是医保，决策的不用承担，再加上药品的高毛利，所以导致医药行业腐败变得更加猖獗与普遍，点多面广。其它行业如修铁路腐败案更大，但是牵扯到的人少，影响面也就小。

（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CEO、降药价网创始人卫柏兴对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痛心疾首，他表示，医疗行业腐败的重心表现在卫健系统官员权力寻租和医院医生明目张胆吃回扣方面，尤其是国内外大药企与一些官员、医院、医生形成根深蒂固强大的利益链，时间久、数额大，甚至这种腐败从公立大医院延伸到乡镇级卫生院，已经动摇国本，如果再不重拳打击医疗行业的腐败，国将不国！

腐败的根源不仅在于回扣

究其原因，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新规约束医药代表行为斩断药品回扣利益链》一文，直指药企通过医药代表向医生输送回扣助长医疗腐败。在上述文中，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岑珏受访表示，尽管回扣问题危害巨大，但不应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医药代表。部分制药企业在经营观念方面的偏差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此观点杨涛基本认同，但是在他看来，这个说法太轻描淡写，“医药代表仅仅是一个跑腿的，一个工具，一个帮凶；由于高毛利，导致行业内的说法是‘打劫的不如卖药的’。回扣不仅是营销观念上的偏差，无论国内药企，还是跨国药企，都不缺乏先进正确的营销理念，在由于违法成本的低廉，及服务对象对钱公关的敏感性，风险和收益的对称性导致这些药企持续选择使用金钱贿赂手段来做推广，效果直接有效。”

但卫柏兴表示该观点有避重就轻之嫌，他表示，“回扣问题从表面看是药企问题，但药企和医生选择回扣空间大的药品价格是卫健委招标招出来的，根就在卫健委，招标就是祸源，必须废除！”

事实上，针对医疗腐败，国家从未放松过，但似乎效果不佳，屡禁不止。杨涛表示，有需求就有市场，有高毛利就有人铤而走险，也就有空间铤而走险，更何况在中国违法成本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都是很低的。就像以前一个新闻，随地吐痰中国罚款5元，一个人随地吐痰被抓住后，拿出10元，然后说出我吐两口痰给你10元罚款不用找了的笑话；大家一定还记得山西交警处罚超载的新闻，警察一定会掌握一个度，罚你的款一定让你通过超载还能挣回来，下次还可以罚你，都有收益，细水长流，持续收益，不会一次罚到你下次不敢超载，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政策设计与执法艺术，政策设计者考虑到了执法者、违法者都有空间持续获利。卫柏兴也指出，多年行成的垄断利益链，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荣损与共，更何况还有“大官”罩着，短时间内很难撼动。

治理高销售，迫在眉睫

具体到药企上，高销售是医药行业的普遍特征，部分企业的营销费用高达60%，成为查账的重点对象。对于“高销售”的普遍现象，杨涛表示，高销售费用在行业内存在已久，过高的销售费用会导致大家都用最直接最有效最快的方法来——商业贿赂，不需要过多的创意，文化越低卖药的胆子越大，出手越大方，销量上升越快。行业内的有句话“只要空间够，面团都好卖”，这样一来形成了一种医药产业生态，不想认真搞研发，不想好好生产产品，不想好好做品牌，不想好好建立基于学术的伙伴关系，这对整个产业是不利的。投机取巧挣快钱，谁不喜欢。

卫柏兴表示，重营销轻研发一直是我国药企经营常态，营销费用越高，产品销得越好，据我们测算，国家医保基金有三分之二全部被这一小部分垄断利益链非法吞噬了。医保个人筹资费用年年上涨，以原新农合为例，从初始10元涨到现在280元每人，医保基金年年水涨船高，但看病难和贵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老百姓在医改的红利中没有多大的获得感。

无论从行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销售比例费用过高的治理都迫在眉睫。杨涛表示，目前大数据的形势下这些问题都无处藏身，取决于监管部门下手的决心，不存在技术和手段的问题。国家金税三期已经全面实施多年，金税4期也已经开发成熟，监管其实不难，不需要特殊手段和措施。对此，卫柏兴一针见血地指出，医保支付价进行控费是目前唯一的有效手段。

从年初的动作来看，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医药、医疗腐败问题可谓是重拳出击。毫无疑问，2021年医疗反腐力度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和严，一定会成为常态化。另外，随着各项政策的出台和完善，医药反腐风暴将会来得更加猛烈。

在此背景下，杨涛认为“高销售”的药企必须“创新”和“跨界与联合”——产品创新、渠道创新、营销沟通模式创新。他进一步解释说，“以前老药新作的做法没戏了，必须研发真实有效的创新药。渠道创新必须考虑传统渠道与网上渠道等创新渠道结合；创新沟通模式将面对面沟通，学术会议沟通，患者沟通线下沟通等与互联网线上沟通相结合，DTP与DTC的模式应用创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