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为了中国教育毅然回国

钱颖一，耶鲁、哥伦比亚双硕士，哈佛博士；6所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在这一连串金光闪闪的头衔背后，还有一个时常被人忽略的身份——无党派人士。

从国家视角来看，这是海归人才备受青睐的表现。从个人视角来看则是——钱颖一实在太过优秀。

从学霸到学者

1956年，钱颖一生于北京。“文革”期间，他曾随父母下放到贵州。高中毕业后， 他又到北京农村插队。多年的农村经历，让他深切体会过计划经济年代的农村状况。

1978年初，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钱颖一到清华数学系报道。1981年，他提前本科毕业，并获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不到一年，他就拿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硕士学位。

1982年，他已经完成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的所有考试，就差写论文了。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袭来，他深感使命召唤，毅然转学经济。两年后，他不仅顺利拿到耶鲁的硕士学位，还被哈佛录取为经济学博士生。

读博期间，他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邹恒甫、白重恩等人举办研讨会，将现代经济学的前沿成果引进国内。

80年代，钱颖一就已经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中外经济的比较研究，并亲身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双轨制、财政联邦制、乡镇企业等改革，都曾受过他的影响。

那个年代，在中国谈市场经济都还犯忌讳。但钱颖一的研究却大胆而超前。例如，如何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他用“寻租理论”解释人类政治腐败的共性，被国内外广泛引用。

干实事的理想主义者

尽管已经跻身国际一流学者的行列，钱颖一却经常谦卑地表示，“是改革时代给了我机会”。但是，“改革红利”能够惠泽几代人呢？他决定回国投身教育。

2002年，钱颖一带着一大批海归经济学教授，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此事曾经轰动一时。不久，前任院长朱镕基“钦点”钱颖一担任院长。

钱颖一的愿望是，为中国培养出一流的经济学人才。“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学校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难。”

钱颖一22岁才开始念大学，但34岁就开始在美国各大高校执教，前后20多年，“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他基本走了个遍。”他深谙国际一流大学的状况，也明白中美教育的差异。

钱颖一发现：中国学生托福、GRE分数很高，却很难用英文进行交流；他们的高考作文都是高分，却连文章都写不好；他们的分析能力很强，却不擅长提问和即兴展示；他们是常人眼中的天之骄子，心理健康却不容乐观，时常陷入抑郁和焦虑……

清华经管院的全英文授课是这样开始的。李稻葵教授正在上课，钱颖一突然来到课堂上说：“课间休息后开始，换成全英文授课！”李稻葵答：“好。”课后钱颖一找学生交流，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听得懂。

如今，学院55％的课是全英文授课。“我们并不盲目追求100％英文教学，我们要求学生中英文都好。”

为了提升学生的中文写作能力，钱颖一不耻下问地请教学生，甚至到中学课堂里去旁听。

他发现，哈佛的本科课程几乎都是选修，但“英语写作”一定是必修的。即便是麻省理工这种工科院校，对写作要求也很高。而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八股式写作，学生从小先天不足，大学也不教。

钱颖一在教学研讨会上谈及此事，各位院长博导也是大倒苦水：学生的论文表述不清，导师为修改文字头痛不已。

于是钱颖一决定加强母语写作训练。找遍北京高校，才从对外经贸请到一位老师，开设“中文写作”、“中文沟通”。

钱颖一认为，本科教育应该开阔视野，让学生多学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对于专业知识，学生可以很快习得，但是对于通识教育的人文修养，必须依靠经年累月的积淀。

“我一直都认为本科教育是大学中最重要的。年轻人在18岁～22岁之间的可塑性比之后更强。”

通识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

每一个经管学院新生的录取通知书里，都附有钱颖一开出的书单：哈佛原校长博克《回归大学之道》、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何兆武《上学记》……几乎都是与经济专业无关的“闲书”。

“你还能找出比我们学院更‘功利’的领域吗？但恰恰是在这个最‘功利’的学院，我们在推行最不‘功利’的教育。”

经管院的140个学分，专业课只有50分，而通识课竟高达70分，剩下20是任选课。还开设了全国第一门《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必修课。

钱颖一邀请知名企业家加入顾问委员会，请他们走进课堂，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而这些最了解功利需求的商人，恰恰是最认同钱颖一教育改革的人。

钱颖一是亲力亲为的行动者，“用一杆子插到底的方式做事。”他从不奢谈“建成世界第一留学目的地”的宏伟蓝图，而是实实在在地办好一所学院。

钱颖一自言：“我对办学是最投入的。在本科教育上花的时间，可能比任何海归学者都要多”。

每年，钱颖一都要逐字逐句地推敲本科生培养方案。他的办学理念很简单：大学是为学生而立，而且还要为学生的一生。

他对学生的重视，见诸于日常的琐事——每一个深夜的电话，每一封清晨的邮件，每一篇文章的每个标点。

“我不在乎政绩，我在乎价值观。我只想给他们创造出一种宽松的学府环境，不能有官气和俗气。”很多受邀前来授课的教授，甚至不收取报酬，全是因为认同钱颖一的价值观。

钱颖一在工作中有着经济学者的严谨，在日常生活中却十分风趣、亲和，没有一点架子。经管院每个学期都有“院长下午茶”，学生自愿参加，与院长“闲聊”两个小时。

很多改革“看上去很美”，但结果却难尽人意。但钱颖一并不气馁，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个“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做事要循序渐进，逐步推动。教育不是培养有用的机器，而是培养人。”

钱颖一担任院长整整12年，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项科研经费。但他却说，“这是我人生职业生涯中深感自豪的12年。能够在清华经管学院工作是我的荣幸和福分。”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2004年曾经到访清华经管学院。10年后，他又来听了一场学生与美国学者之间的互动，不禁感慨：“真是大不同了。”

从经济学者到教育学家

米塞斯说，经济学者的角色不应该止步于政策顾问，经济学者的终极使命是成为教育学家，他们应该去教育大众，传播真理——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钱颖一老师都是出类拔萃、鞠躬尽瘁。

钱老师早年辗转海外，在多所著名大学留学、任教20多年。其间，他与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流探讨，为日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极其开阔的视野。

当改革大幕初启，他远渡重洋，探寻现代化之道，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者；当改革如火如荼，他频繁回国讲学，传播现代经济学；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之际，他又回到国内办教育……

钱颖一是与改革开放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之一，也是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教育学家。

2016年，钱颖一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吴敬琏在颁奖仪式上说：“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
来源李强好书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