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先民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后来，知道了用火，懂得了熟食。在烧烤过的土变得异常坚硬；而泥土掺和适量的水，便会有粘性和可塑性。先民们用稀泥糊在篮筐上，偶然被火烧，篮筐烧没了，剩下了陶质的容器。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反复实践，人们懂得了将可塑性的泥土做成器皿，在火上烧烤，于是，产生了陶器。人类有了陶器，更利于熟食，更好地贮存什物。陶器在人类生活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人类学会制陶术，标志着人类蒙昧时代的结束，野蛮时代的开始。
人们学会了制陶，更进一步探索，用轮修整陶坯的口沿，使之光整，陶器的制作工艺于是日臻成熟。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石器时代某些部族共同体的存在及其物质文化水平，从陶器上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同时在古代保留下来的遗存中，以陶器为最多，因此在考古学中把陶器作为衡量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红陶兽形壶 杨晓君 摄
新石器大汶口文化就是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以夹砂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大汶口出土的红陶兽形器就是这一时期陶器的典型代表，纵使六千年过去，现代人们还在叹服先民的高超技艺和高雅的艺术情趣。
红陶兽形壶 杨晓君 摄
红陶兽形壶，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为山东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此器通高21.8、通长22.3、体宽14.5、足高7.9-8.4厘米，这是一件盛酒或盛水容器。夹砂红陶质，通体磨光，圆面耸耳，遍施红色陶衣，光润亮泽。拱鼻，张口，鼓腹，四足，短尾上翘，耳穿小孔，背装弧形提手，尾根部一筒形注水口，可受水，嘴可出水，体肥壮，好像正在张着嘴巴向它的主人乞讨食物。腹部鼓起加大了容积，四足立起便于加热，造型生动美观，近似猪或狗形。全器构思巧妙，即是使用器，又不失艺术情趣，憨态可鞠、生动形象。准确的把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特征，表现出大汶口先民们高超的制陶水平。
红陶兽形壶 杨晓君 摄
大汶口先民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发现用狗和猪随葬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的风气渐盛，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这一时期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动产。在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1/3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32个，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养猪业已十分兴旺。在当时，猪是财富的象征，用以陪葬来彰显墓主人的高贵。用猪造型陶器以供欣赏和使用，就不足为奇了。
红陶兽形壶 杨晓君 摄
这件大汶口兽形陶器，雕塑生动自然，无一牵强做作之处，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兽形器的佳作。从兽形器的造型上可看出，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已掌握了动物各部位的比例结构和体形外表的不同凸凹高低，使人不管从正面、侧面或任何不同的角度看，都能给人以逼真的感觉，表明先民们的陶塑才能达到突破写实来进行创作的阶段，在造型艺术上已有很深的造诣。这件红陶兽形壶是家畜养业在原始造型艺术上的生动反映，同时也体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已经能够抓住动物的一瞬间的有趣的动作，并用自己的双手把它艺术地表现出来。由于通体遍施红色陶衣，夹砂材质，配以磨光工艺，在低温的露天平地或简易土窑中堆烧而成，陶胎充分氧化，通体光润亮泽，如血灿烂，如火烈烈，表达了先民们对血与火的崇拜。
大汶口文化遗址把一个沉睡了约6000年、前所未有又极其重要的时代毫无预兆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尊红陶兽形壶就静静地躺在其中一座墓葬中，陪其主人度过黑暗的漫长岁月。出土后，它则以生动美观的造型和精美别致的工艺而成为留世文物中的杰出代表。
记者：杨晓君
责编：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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