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中
QIU ZHEN ZHONG
著名艺术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邱振中： 书法与当代水墨
水墨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书法与水墨关系如何？我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会做成这样？从1980年代到现在，我的几件作品以及创作过程中的思考，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书法创作中，我们经常会想到“传统”一词。我的一部分作品，看上去就是典型的传统样式，其实在创作中加入了不同的追求。从线条来讲，要求落纸的第一个毫米就有力量、饱满而流动；从空间来讲，作品的每一个空间——包括字内空间、字间空间和行间空间，都必须有表现力，必须是整个构图有机的组成部分。书法史几千年来没有提出过这样苛刻的要求。
◎邱振中 南无阿弥陀佛 68×68cm 纸本水墨 1988
大家都说西方人不懂笔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笔墨以笔为主导，“笔”就是笔触。哪个民族的艺术都有笔触问题。西方一些伟大艺术家的笔触就非常精彩。
中国人要懂笔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我看来，水墨既伟大，又神秘。它很单纯，同时还是一种极端微妙的东西。没有长时间的磨炼，很难把握它的精微之处。每天拿起一支笔，蘸墨，一落在纸上，便感受到它今天的性能，并即时调整行笔的力量、速度以及对线条质感的期待……这也许才是“笔墨”的要旨，但没有人说过这些。
◎邱振中 渡 45×68cm 纸本水墨 2000
今天的中国，每个人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手段去表达你的观念和感受：油画、装置、行为……不一定非用水墨不可，但有一种情况，水墨也许是无可替代的，那就是解决中国文化内部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水墨自身问题的时候。
我是一个仅仅接受过书法训练的人。美院一位教授在跟我聊天时说，你没学过美术？我说，没学过；他说，连少年宫也没去过？我说，没去过。我想，我的意义，也许在于一个仅仅接受过书法训练的人，在当代艺术里到底能走多远。如果我能做出合格的当代艺术作品，那不是我个人的意义，是书法的意义。
能不能从当代艺术里转化一些什么，变成对中国当代水墨有意义的东西？如果能够的话，有些怎样的途径？
◎邱振中 杜牧·赠李秀才是上公孙子 38.6×26.8cm 2007
2012年，我在香港做过一个展览：“从《西厢记》到马蒂斯”。我把马蒂斯的一些作品转画成水墨，再把明刻本的《西厢记》插图转画成水墨。人们为我去画人物而惊讶，但一位艺术家，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当一个东西触动了你，你就忍不住从这里出发做点儿什么。马蒂斯感动了你，你不会放手。
我的《西厢记》组画在中国美院展出时，一位书法教授带着他的博士走进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书法能做什么了。”
但我的目标，还是在于这种转化对于中国水墨的意义。
◎邱振中 马蒂斯第二组画之一：桔篮
144cm×125cm 宣纸水墨 2012
我记得读过一篇访谈，英国作家培根画画的时候，先画一个点，然后就往外伸展，长出什么算什么。这是真正有体会的当代艺术家的感觉。
2003年画完那束干枯的百合后，我知道凭自己对线和空间的驾驭能力，可以去画一切自己感兴趣的题材。
诗人写诗、画家画画，都是在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当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够随时获得灵感的时候，你才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我知道我已经接近艺术的一种状态。只要我动笔，我就在构筑我的世界。从我笔下流出的，都是我的水墨世界的一部分。
◎邱振中 李白·白胡桃巫山枕障 纸本水墨 138×68cm 2014
大家都在说“观念艺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观念：用水墨来构筑一个图形的世界。 还有具体作品中的种种观念，如《日记》《南无阿弥陀佛》《待考文字》等等。
人们可能会说，当代艺术里没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只要我们是在创造有观念的作品，我们便不但负有创造图形的义务，同时也负有创造、发掘新的观念的义务。
现代艺术讲图形，后现代艺术讲观念，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同时讲图形和观念的时代——“后后现代”，一个必须同时兼具“超高标准”的观念性和图像性的时代。
◎ 山海经·前传(组画) 45×68cm×6 纸本水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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