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优柔寡断，成就马士英拥戴之功，弘光朝先天不足，后患无穷

史可法要找的这个人乃是凤阳总督马士英。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然而，赴任才一月，便为人告发以官帑贿赂朝贵获罪，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农民起义军的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连失五城被逮下狱，马士英得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

重新入仕的马士英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该年，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身亡，崇祯改命马士英率军进讨。

马士英驱兵前往，连战皆捷，进而筑长围困城。

刘超为河南永城人，与马士英是旧相识，出城请降。马士英疑其有诈，待刘超甫一出城，便夺其佩刀，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掉城内叛军武装，将刘超捆绑成一个大棕子，献俘朝廷。

马士英此事做得干脆利落，得到了崇祯帝的高度赞赏。

也从这件事看出马士英办事有勇有谋，反应快，善机变。

当然，史可法找马士英商量定策大事并非是借重于马士英的谋略和机变，主要是因为马士英同样是手掌兵权的督师文臣，其直接节制着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若是得到马士英的支持，无疑会取得这几支军队的支持。

在前往浦口的路上，史可法已经琢磨出了一个折中之计，即既不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而立远在广西梧州的桂王朱常瀛。

史、马密商的过程是愉快的，结果也是史可法所希望得到的。

史可法说：“不管是论血缘还是论贤明，桂王都是最佳人选。”（“以亲以贤，惟桂乃可”）

马士英快人快语，答：“立桂王也很好，但必须从速。”（“亦佳，但须速耳。”语见姜曰广《过江七事》）

马士英这么配合，是因为他没料到自己会在史可法心中占据这么重的分量，有些受宠若惊，则史可法说什么他就附和什么。

因为太过激动，马士英还想马上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齐赴浦口做成拥立桂王的事实。

史可法考虑到马士英所任的凤阳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没有答应。

饶是如此，史可法还是在第一时间内从浦口给南京高级官员发回一封亲笔信，直陈定策意见：“迎立桂王如何？既然立福王、立惠王大家都有争议，不如二者皆舍而改立桂王罢。”（“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见姜曰广《过江七事》）为了照顾到东林人士的情绪，又郑重其事加了一句“至于潞王，可以仿古代兵马元帅的制度由他统天下兵马。”（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见姜曰广《过江七事》）

对于这个折中方案，南京的钱谦益等人并没有太大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是立福王朱由崧，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但要立桂王，就必须从理论和道义上彻底否定福王。

史可法早已经给福王定下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的调子，剩下的事就由大家来完善和补充了。

于是，众东林党人士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对福王进行操行评定。

这个说福王朱由崧“在邸不类事”，那个说福王朱由崧“非天子器”。

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钱谦益等人最后总结出了福王朱由崧有七条不可登位的理由，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提交给史可法。（事见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实际上，给朱由崧冠以“七不可”之恶名，进而说他“不类事”，多为凭空捏造。

的确，老福王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深受万历帝所爱，封藩时“宠赐甲于诸藩”（谈迁《国榷》卷101），为时人所恶。民间也因此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明史》卷120）之说。

不过，明成祖本身是由藩王举兵而取得帝位的，对藩王的防范就特别严苛，专门为藩王制订了许许多多不合人情的条令，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了。比如说，亲王封国后非奉诏不得进京，且必须老老实实呆在封地的百里之内，不得擅离封地，而且不能出现二王相见的现象。有违上述条令者，即革为庶人，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一律发往极边的卫所充军到老死。宗室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内，也必须每十日到府画三次卯，但凡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还有，宗室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不得预四民之业，所谓“仕宦永绝，农商莫通”。在这些变态的宗藩条例的钳制下，大多数宗室就只能蜕变为被软禁于封地内不农不仕、啖民脂膏的“造粪工具”了。

所以，以“不类事”来否定朱由崧，多少显得牵强。

另外，所提到的“七不可”到底是不是事实，也很难说得清。

据传闻（仅仅是传闻），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日深夜，李自军大军剽掠至怀庆府，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一起从洛阳东门出去，因为李自成军来得太急，朱由崧急于脱身逃命，竟置邹氏生死于不顾，独自偷溜了，狼狈不堪地潜入卫辉府依附于潞王。（“怀庆府夜变，帝同母出走东门，弃母兵间，狼狈走卫辉府依潞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如果这传闻是真的，那朱由崧在危难关头只顾着自己跑路将嫡母丢弃在兵荒马乱的半道上，那自然是不孝了。但这事的另一版本是：怀庆府陷落当日，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及续弦王妃李氏一同出逃，逃到半路，彼此间失散了，只好独自一个人投入卫辉潞王府中。（“及怀庆陷，与母邹太妃及继妃李氏出奔，半道失，单身依潞王卫辉。”查继佐.罪惟录.附纪卷18）混乱中与嫡母走失，那是意外之事，强扣上不孝的大帽子，就太过苛刻了。

不管怎么说，民间既然流传有置嫡母生死不顾的说法，判定朱由崧“不孝”，还算有点影子。

但除了“不孝”这一桩，其余“六不可”就根本无可考究了。

然而，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朱由崧背定“七不可”的黑锅了。

礼部的官员忙忙碌碌着，张罗着乘舆法物等物，准备前往梧州迎接桂王。

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个小人物登场了。

这个人是个太监，姓卢，名九德，外号“胎里红”。

“胎里红”曾在宫中伺候过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和朱常洵父子建立起很深的感情，这时候在凤阳担任守备太监，是马士英的亲密同事。

从感情上出发，“胎里红”是希望故主之子能登上帝位的，从马士英口中，他得知朱由崧面临落选的危险，便四下奔走，串联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总兵共同拥戴朱由崧。

宋、明两朝奉行的都是“以文制武”的文臣督兵政策，武将的地位极低，“立储”、“定策”这类大事，武将通常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土木堡事变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大明皇帝被瓦剌人劫持，形态万分危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是全由于谦、胡濙等文臣做主，武将只能靠边站。

正德帝病死，无子无弟，拥戴嘉靖帝朱厚熜登上帝位的，同样是杨廷和等一干文臣出的主意，根本没有武将说话的机会。

现在，这三个武官承“胎里红”看得起，高兴之余，不免有些飘飘然。同时，也贪立“定策大功”，就鸡啄米一样点头同意“胎里红”的邀请，振臂高呼拥立福王。

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高、黄、刘三人已经抱成团，一致协谋拥戴福王，不由得叫苦不迭。

事已至此，如果还一味遵守和史可法达成的“浦口协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被军队架空。

向来以机变著称的马士英没有太多犹豫，迅速地加入了“拥福”行列。

史可法哪里知道马士英的变化如此之快？为了彰显自己迎立桂王的凛然正气，还煞有介事地把姜曰广等人所总结出来的“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项不可立福王为帝的理由写在信里，寄给马士英。

马士英将史可法这封信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在他看来，一旦福王得登大宝，这封信，将是以后要胁史可法的最佳武器。

接着，马士英也提笔写了一封信。

不过，他这信不是写给史可法的，而是写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

在信中，他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前文说过，韩赞周是崇祯专门钦点派到南京监军的大太监，是南京三大实权人物之一。接到了马士英的信，不敢怠慢，立刻遍邀南京各大臣到自己家中商议对策。

众人读了马士英的信，莫不震响失色。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现在，福王已经得到了三镇总兵的支持，大家还能有什么选择？

大家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匆匆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