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

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新闻传播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从讨论报纸、电报、宣传单到探究新媒体、互联网和虚拟经济，逐渐形成了一套重内容轻物质、重效果轻过程、重文化建构轻基础建设的研究议程。怀特海德（Whitehead，1920）将其称之为“二分世界”（bifurcated world），在新闻传播领域即表现为过于关注符号、信息、情感和效果等虚拟现实，而忽视传播渠道背后可见的、物理性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劳作（Murdock，2018）。本文试图从这样一个研究断层出发，来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传播的物质性。学界有关物质性的呼声由来已久，但目前仅有的传播与物质性的讨论除了文章数量少，又多集中于形而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或宏观层面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例如Cooren，2018；Fuchs，2017）。如何将传播与物质性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进行落地讨论成为当下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我们如何从物理现实的角度理解传播的意涵，再现传播的多维面向？在新技术、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打破认识惯习，从更广阔的视野理解媒介与传播的关系？物质性的概念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扩展或延伸我们对于传播意涵的阐释？以上问题亟待解答。

本文以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及其电动车的使用为例，来探讨媒介与传播的物质性关联。文章试图跳脱传统的媒介功能主义视角，将媒介与传播的意涵扩展至更具工具性和物理性的层面，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传播与物质性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作为基本交通工具、遍布城镇大街小巷的电动自行车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媒介，它又是如何凸显传播的物质性特征的？

二

文献综述

（一）物质性：对核心概念的理解

有关物质性（materiality）的概念和理论探究层次丰富，主要集中于媒介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如在基础设施（Larkin，2013；Rossiter，2017；von Schnitzler，2008）、技术可供性（陈昌凤，仇筠茜，2018；章戈浩，2018）、城市研究（Kittler & Griffin，1996；孙玮，2012）等领域的探讨。在这些领域，物质性通常被看作是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并行的社会属性。根据里诺（Lievrouw，2016）的观点，物质性指物体的物理存在属性，即该物体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用于某种目的或发挥某种效能的特征。在2018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新酵母专刊”（Ferment of the Field）中，学者开始尝试对传播学的物质性研究进行反思。例如库伦（Cooren，2018）讨论了传播的物质性本体论，认为物质性是事物相对于时空而言较为稳定的本质特征；默多克（Murdock，2018）给出了一个更加明晰的物质性定义：它指代支持我们日常传播行为得以产生的原材料、资源、设备、劳动和基础设施。

纵览传播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媒介技术成为传播学者探讨物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洞穴壁画，从纸莎草到甲骨文，从古登堡的印刷术到工业革命时期的报刊，从大众传播时代的广播、电视到信息时代的互联网与新媒体，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带来了载体、渠道、传播介质和社会基础架构等物质上的革新。虽然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效果研究更关注媒介内容，但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也提到了与物质性相关的概念，如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其中讲到的“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传播，点明了物理途径对于后续传播效果的奠基作用。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以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崛起，将传播的物质性议题重新提出。他们将传播技术的内容承载剥离，认为媒介本身是人体的物质性延伸，它重构了人与物的社会关系（Wasser & Breslow，2005）。

20世纪末，发展传播学和信息传播技术研究（ICTs）日渐兴起，媒介技术的接受与使用研究（adoption studies）受到关注。这一学术思潮以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关注传播过程中人与社会、网络的物质性结合与整合问题（articulation and assemblage）。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Rogers，2003）。这一理论通过探究人们对于新观念和实践的接受过程，展示了传播网络的物质整合，包括农产品的推广、社会关系的建立和传递渠道的改变等。与此并行的另一学术脉络是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STS强调媒介技术的存在性，将技术作为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并行的特征，并关注人与物的互动关系。

在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和朗顿·温纳（Langdon Winner）关于“自主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的理论中，物质技术与人体的互动体现在，技术本身是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体现或“具身化”（embodiment），它表征并内含了设计者的价值观念、预想期待和喜爱偏好；而与此同时，该物体本身一旦被投入使用，便存在不可逆和不可变性（Ellul，1964，1980；Winner，1977，1980）。相似的理论概述包括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s）的技术动力论（technological momentum），迈克·卡伦（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约翰·罗（John Law）等人所提出的著名的“ANT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Callon，1984，1999；Latour，1996；Law，1987）以及希拉·贾桑诺夫（Sheila Jasanoff）提出的合作生产概念（Co-production）（Jasanoff，2004）。因篇幅关系，这些理论概述暂不展开。归纳来讲，这些论述的共同特征是凸显技术的多元物质属性，即媒介技术的存在除了社会文化层面的表征，还有更多实体象征，包括物质、实践、知识体系等元素，也包括这些元素里更多元的次元素和联系。

虽然大众传播、信息技术传播、发展传播和科技传播等分支曾在不同程度上对媒介技术的物质属性进行了探究，但传播学领域的物质性研究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对“媒介”的定义框架依旧狭隘，大众媒介的急速发展使得传播学领域对媒介的理解依旧“落在文字、影像方式的信息传递上......传播的内涵因此不断被削弱、窄化”（孙玮，2012）。其次，对物质性的探讨过于强调将技术物体本身作为标准化、程式化、静态化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其社会影响的探讨，却忽略了技术物体的嵌入情境和背景，以及其本身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物理变化。而随着近些年社会建构思潮和智能技术的不断勃兴，媒介的虚拟表征和意涵得到持续拓展，物质性研究却处于边缘化的尴尬情境之中。

（二）电动车的媒介属性

本文试图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电动车如何成为一种媒介并凸显与传播、物质性的关联。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的前提是跳脱媒介的功能主义视角，在更加宏观和开放的面向上理解媒介。在此之前，不少学者都关注过媒介的广义化概念。如林·怀特（Lynn White）在其著名的《中世纪技术与社会变迁》（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一书中，阐释了马镫、马掌和马颈圈何以成为封建社会的延伸媒介，促成了骑兵装备的改进并催生新的阶级划分和经济制度（White，1962）。作为这一研究脉络的继承，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中，对轮子、自行车和飞机带来的媒介延伸和社会加速做了详细的阐释。在他看来，媒介技术的每一项变革和拓展都会带来社会形貌的改变。如轮子作为加速器对城镇现代化所起到的助推作用，轮子串联在一起的协作滚动，即产生了自行车和脚踏车，飞机依赖轮子机械化的高速运动，将“公路卷起来带到天上”（McLuhan，1994：231）。在这里，轮子、自行车、飞机既是人体的延伸，也是社会加速发展的“助推器”，它们在节省人的体力劳动的同时将信息和需求带到更远的地方，形成都市的“外向爆炸”。

而其后的媒介理论家基特勒（Kittler，2010）则认为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方法论建构过于“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看来，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人类及其身体不再是技术发展的动因，而是媒介自身发展的结果（车致新，2019）。可以说，基特勒的这种后人类的批判观点与前文所提到的艾吕尔、温纳、拉图尔等学者的物质性阐释在理论假设上具有一致性，即试图摆脱人文中心，将物和技术作为平等、独立的媒介因素纳入社会关系的建立。基特勒和格林芬（Kittler & Griffin，1996）在有关城市与媒介的研究中试图指出，城市中的建筑、交通、军事联络、公共空间等都是承载社会生活的独立媒介，这些公共渠道的存在使城市的网络结构和各项功能得以持续性的发挥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城镇化背景下电动车的媒介属性？电动车的媒介化又如何与人、技术发生关联？本文在承接艾吕尔、温纳、基特勒等有关媒介自主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不再强调“物”与“人”的分离或者依附，而是试图论证“物”与“人”的情景式融合。文章认为，在平台经济日益崛起的背景下，中国电动车的媒介属性不再仅限于物理技术的改进和物资的传输，而是与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紧密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作为交通工具的电动车和作为平台发展的外卖送餐员绑定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平台经济下的“媒介”，形塑了现代数字经济的物流网和关系网。

电动自行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的进程加快，这种无需人力驱动的交通工具以其便捷、便宜和无需驾驶号牌等特性而迅速占领市场，成为城市运作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中国平台经济的急速发展也催生了城市物流和快递业的增长，孕育出一大批依靠电动车为生的“数字工人”（digital labor），包括快递员、外卖员、代驾、网约工等。这些“数字工人”通过移动通讯等设备加入数字劳动大军，而作为迅速形成的“电动车社群”，他们的工作承接了飞机、火车和汽车无法到达的街头巷尾，其灵巧性和便捷性成为城市交流和对外延展的最后一道“触角”。截止到2018年12月，中国电动车保有量超过两亿，年产量3000多万辆，从业人员约有500万人（中国新闻周刊，2018）。随着城镇化和平台化的持续深入，数字工人与电动车的“人”“物”捆绑成为驱动城市内向流动和外向拓展的媒介，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消费文化和传播景观。

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数字劳动者”。在既往的研究中，对于“数字劳动”的定义可以分为两大脉络，一是以福克斯（Fuchs）为代表的行业生产链式定义，即认为，所有参与到与数字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相关的人群都是“数字工人”（Fuchs，2014）。这一定义并没有以“信息传播技术”（ICTs）的使用作为“纳入点”，而更多地强调“相关”。例如，远在刚果开采手机芯片金属原料钴的矿工也被福克斯纳入到“数字工人”的行列，因为它们的劳动与信息技术的媒介——手机——具有强烈供需关系。二是以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流通说。他认为，所有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分发、消费、流通环节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数字劳动者”（McKercher & Mosco，2008）。可以看出，两个研究脉络对于“数字劳动”的定义都较为宽泛，纳入性强。随着我国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广大的电动车人群过往的“非数字化”、传统的劳动，也因为数字平台和手机使用的中介而被纳入到“数字劳动”的行列。例如，过去电动的“跑腿”功用，如今已经通过GPS定位、手机App、虚拟电话等形式将其数据化、可视化，并成为平台重要的数据资源和运行依据。也是因此，本文倾向于采用福克斯的定义，将快递员、外卖员、代驾、网约工等劳动者纳入“数字工人”的范畴。

三

传播的物质性：基于数字劳动的视角

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带动了外卖送餐业的蓬勃发展。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状况发展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98亿，在线订餐市场规模超过2000亿元（CNNIC，2020）。同时，物流送餐业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人口的迅速集聚，根据各方数据的粗略统计，全国范围内以美团、饿了么、闪送、达达等为主的平台送餐员已超过600万。以北京地区为例，城市送餐物流以商圈为中心，下设多个站点，每个站点以方圆3-5公里划界送餐范围，外卖平台会通过后台的自动派单系统将订单派送给外卖员。研究团队的问卷调查显示，由于北京地区交通拥堵、路况复杂，超过95%的外卖员以电动车作为主要的送餐工具。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田野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者——外卖员，及其劳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以揭示特定电动车的媒介化过程，以及它在平台经济的场景下如何展现传播的物质性表征。田野调查地点为北京，调研时间为一年五个月，从2017年3月至2019年8月。作者在海淀区、东城区、朝阳区和西城区的部分外卖站点和电动车买卖维修点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对部分外卖员进行了深入访谈，并收集了电动车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期间，共有45位外卖员接受访谈，所有访谈均签署了受访者知情同意书，并有录音和文字转录。同时，作者参与的调研小组在2018年对北京地区的外卖员进行了问卷访谈，问卷调查为随机样本，共回收问卷1599份，其中有效问卷1379份。

（一）电动车的技术政治：“限速”与“提速”之争

在1997年的电动车行业制定标准会议上，电动车被政府划归为“非机动车辆”，隶属于中国自行车协会管理。由于被贴上了“非机动车”的标签，电动车在重量、速度、制动性等方面受到严格约束。此后在2018年1月，工信部重新发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又称“新国标”），将电动车最高时速由1999年“老国标”规定的20km/h提高至25km/h，最大功率由240w提高至400w。尽管“新国标”提高了电动车的最高时速，但问卷调查发现，85%的外卖员表示送餐时的电动车时速可达40km/h，23%的外卖员承认在时间紧迫时车速超过60km/h。

技术的可供性（affordance）与资本逻辑运作下的平台经济逐利性共同助推了电动车的““提速”与“限速”的矛盾。一方面，“太慢了没人骑”的市场供需要求使得商家在符合电动车出厂质检的“限速标准”后不得不“留一手”，那就是对电动车限速器进行可拆卸的装置设计。限速器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根电阻，在电流连通电机之后控制最大输出功率，以保证电动车的最高时速在出厂前不超过25km/h。而当其投入市场，进入外卖物流配送，几乎所有外卖员都会首先拆除限速器。平台B的送餐员小耿说：“可以把限速器剪断。......买回来电动车，用剪刀剪断，就可以提速。或者让电动车销售给你剪断也行。”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按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送餐的及时性和时效性成为平台保持用户粘性的重要保障（Sun，2019）。而作为基本物流媒介的电动车“提速”成为平台运营逻辑下的必然选择（Chen & Sun，2020）。由于25km/h的速度几乎不可能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餐品配送任务，因此90%的外卖员会选择超速行驶，73%的外卖员表示自己会“闯红灯”或者“逆行”。同时，由于送餐时间长、高峰时段劳动强度大，市场标配电动车的电池无法满足持续高强度的送餐需求。外卖员多会对电瓶进行改装，将四节电池加到五节或者六节。由于增加的电池会加重电动车分量，外卖员会选择拆卸一部分不常用的零件以减轻车身重量。平台A的管理人员表示，依托算法预测性的提升和电动车的提速，该平台在2016年5月至11月半年时间内将每单的送达时间由50分钟缩短至29分钟。

在此过程中，电动车的电池续航改造提供了外卖经济中“提速”的重要基础。在送餐过程中，电池的增减、更换都会对平台算法系统的数据收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当“在线”的要求与“送餐”的劳动过程合二为一时，电池本身成为了数字劳动的一部分，电池的电能在转化为动能的同时，也在实时更新平台算法系统的交通数据。而当外卖员“下线”配送系统，电池的物理效能与后台的数据端脱离，数字劳动过程结束，电池的充电、更换则转化成为数字劳动之外的社会再生产。但是，由于外卖配送的劳动过程具有强烈的断续性、流动性，不同平台的配送形式也在持续更新，因此，电池与外卖劳动的边界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除此之外，电动车外在形态的变化成为展现其媒介物质性的重要特征。作为桥接机动车和人力自行车之间的电车媒介，电动车的中介、灵活和便捷性除了体现在外观设计之外，还有基于技术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而存在的诸多种改造可能。通过限速线、电瓶、车身其他配件等的拆卸和组装，以及保温箱、手机支架等外卖员必备配送设置的安装，电动车从外观到内里都变得更加符合平台经济发展的逻辑，即快速、灵活、待机时间长。但与此同时，这些结构和组成的改变也使得外卖电动车充满安全隐患，如易燃、制动差、刹车距过长等。问卷调查显示，49%的外卖员将“超速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工伤事故”列为自己从事外卖业最为担忧的问题。

虽然电瓶车屡经改造变得更加“适合”外卖配送，部分外卖员对于平台算法的时间计算方式非常不满。他们表示，平台算法在进行送餐时间预估时使用的是餐厅与顾客之间的“直线距离”，而实际上，由于北京的路况交通十分复杂，送餐的实际距离远不止此。外卖员小李说，“有时候要等红灯，还要绕道、拐弯、逆行、过天桥......我们又不是直升飞机，可以点到点。”可以看到，这些围绕“距离”问题展开的话语论争，其不再仅仅局限于电动车本身的技术架构和物件配置，而是由马路、交通、算法、劳动等多元因素共同组成的“排置”（dispositif）来阐释，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种社会物质性（sociomateriality），即“限速”和“提速”变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与技术、物与人的关联，也形塑了数字劳动者与平台规制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

正如轮子和马车的出现大大拓展了人类对外探索的地理空间一样，电动车的由“限速”走向“提速”的过程也是其作为平台经济外延媒介的加速过程。作为中介平台经济的重要渠道，电动车作为技术载体在功能结构上的改变其实是自主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用以连接生产商、外卖员、平台算法、资本和订餐消费者等诸多社会“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体现。而平台的资本逐利性则不断在劳动的层面将“物”的“速度”彰显为“人”的“专业性”，通过突出送餐骑士的“高效”“及时”来形塑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基于电瓶车的提速过程也是平台资本形塑快速消费意识形态的过程（Rosa，2013）。

（二）空间和关系的故事

由电动车作为物流媒介所延展的社会关系，组建成了包括消费者、平台资本、劳动者、餐饮服务员等在内的多元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建构了复杂多元的边界和空间关系。平台送餐劳动是电动车物理空间的定向转移。送餐员从接单到送达，要经历从餐厅到顾客的移动路径，从而完成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地理转移。这种公共到私人空间的转移往往使电动车和骑电动车的外卖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私人空间常常因为小区封闭、道路拥堵或者街道狭窄而难以到达，而电动车体积小、速度快、改变方向灵活的特征，使其得以克服城市空间拥堵和流通不畅的问题。送餐员此时依靠电动车的便捷可以穿行于胡同或小巷，并随时打电话给顾客以确认更准确的送餐地点。而另一方面，空间使用上的准入权和使用权，如门禁、楼梯或者电梯往往成为电动车得以到达的最远目的地。此时则必须依靠外卖员的人力，将餐点由小区门口送达至顾客家门前。“人”和“电动车”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合为一体，构成了物理空间的媒介移动端。

在订餐高峰时段，电动车物理空间的移动路径主要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不断转移，即从餐厅到买家、再回到餐厅、再到买家。而在非高峰时段，外卖员和电瓶车则受到私人空间的排斥和阻隔。外卖员送餐之余的歇脚处主要有两类：一是平台公司指定的餐厅，多为快餐店，可为其提供热水和打折的食物。但由于这些餐厅顾客较多，一些外卖员多不愿久留，就会去到街角、树荫或马路旁的空地休息。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抽烟或者坐在电动车上打手游。电动车与具有标识性的外卖员“身体”在数字经济下的位移共同建构了一种身份标识。头盔、颜色鲜明的工作服、保温箱、护膝、手机、手套等物件的配置成为社会识别“外卖员”的标准，也成为外卖员自主划定城市使用空间的工具。

除了平台对交通路线的规制和限定以外，其他部分的城市空间也对电动车采取严格的限制。政府机关、办公机构、封闭的居民小区等地域会限制外卖员和电动车的进入；而商业大厦、购物中心、娱乐场所等虽然允许电动车进入并停放，但并不允许其停靠在消费者、客户的停车区，而是要求送餐员将电动车停放在后门、侧门或者其他不显眼的区域。“我的（电动车）放在后门，上五层送了一盒寿司，下来（电动车）就不见了。”平台C的刘师傅说。平台B的老王说，“星级酒店我们一般进不去。能进去也不能用客梯，都要坐货梯。......保安看着你。”

对电动车严苛的地理位置规制使空间意义上的“不可见性”成为阶层和身份的定义重要体现（Star，1999）。加上服务行业“买笑脸”和“情感劳动”的要求（Hochschild，2003），外卖员成为私人空间或封闭公共空间内不受欢迎的“异类人群”。隐藏在这一背后的逻辑话语是：数字劳动和电动车作为草根和底层的劳动标识，无法与写字楼、商场和住宅区等高档、豪华的物理设施同日而语。这一过程是电动车与外卖员作为平台劳动媒介“被标签化”的传播过程（Kurzban & Leary，2001）。作为数字劳动主要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电动车在城市的四处流动成为农民工、打工者等草根阶层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具身体现，因而，电动车被下意识地排除在消费阶层、精英白领出入的空间范围之外。

数字劳动中的空间区隔同时也增加了送餐员的劳动强度和生活成本。由于电动车多被要求停放在角落处，车子或电瓶被偷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作为送餐员最重要的劳动工具，电动车被偷意味着劳动过程的结束和收入来源的重大损失。所以，送餐员会给电动车装上GPS定位系统和警报器。可现实情况往往是，送餐员进入小区后，即便发现有人正在盗取自己的电动车，因为送餐楼层高，没有办法立即返回，结果电动车还是会被偷。在这个多社群的关系网络中，外卖员通过“物”的配置和组合来试图对抗空间使用中所形成的不平等关系，却最终因为空间的阻隔而未能有效实现。

（三）电瓶、物权和“乡村市民”的身份话语

从城市规划和人口管理的角度出发，围绕电动车所形成的“物”的归属权，以及与“物”捆绑在一起的“人”的身份认同、政策管制，共同形塑了中国城镇化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多元格局。处于这种对抗关系核心位置的是电动车的电瓶问题。出于市场需求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外卖员的电动车存在不同层面的电瓶改装和加增、违规充电、电线老化等问题，这些物理性改置和问题成为政府层面整治交通、消除火灾隐患的重要督查对象。自2017年底以来，北京市政府严厉取缔室内电瓶充电和违规存放电瓶等问题。

外卖员小张与妻子一起住在临建房里，他说：“平日不敢把电瓶拿出来充电，一般就是放在床底下或者柜子里。有人敲门就赶紧藏起来。被他们（城管）看见就没收了。”小张回忆说：“只要楼底有电动车，每天就都会有人敲你门，不给开门就一直敲，你知道是他们（保安、城管等执法员）。后来就拍门。拍不开就找房东，房东拿钥匙直接把门打开。进来二话不说就翻你的床底下，柜子，找电瓶。......每天活的心惊胆战，挣分钱就这么难。”

与此同时，不断被拆除的临建、违建房屋也使得一些外卖员居无定所，寻找电瓶充电口或在工作过程中更换电瓶变得更加困难。拉金（2013）在《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一文中指出，基础设施既是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体现掌权者统治的一种机制系统。这种以“电瓶”作为“物”的功能和使用规范的争论，其实已经超越物体构造本身的框架，而是在“物”和“人”相结合的层面展现出政府的监管威权与城市务工者生存劳动之间的矛盾。

有关电瓶和电动车的管理机制激发了外卖劳动者自我赋权和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底层叙事。面对政府对电瓶充电的严格控制，外卖员通过微信、QQ等实现信息共享，包括告知可用的充电地点、二手电动车买卖、保温箱和电瓶处理、租房信息、以及政府突击检查的地点和时间等。一些外卖员因生活难以为继，选择卖掉电动车和保温箱。也有一部分外卖员选择抱团取暖，相互租借床位、轮流值班充电、互相看守电瓶车来度过难关。“不让我们待，北京怎么运转？谁给他们干活？再说，我们也没违法，凭什么不让我们住？”平台B的外卖员小郝说，采访前两天，他的电瓶被没收。

福柯在讲到“dispositive”（由于目前没有确切统一的翻译，这里暂时将其翻译为“排置”）这一概念时，阐释了围绕“物”所展开的元素网络（network）和接合（articulation）如何展现“人”的生命权力（biopower）。他认为“人群的某些特征可能成为经济管理的一部分，但围绕他们所建立的排置不仅仅指他们的服从，也是他们自我效益的实现”（Foucault，1994：185）。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卖员在电瓶的“物权”问题上的话语阐释指向了自我的权利实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2017年底发生的外卖员大撤离后几个月不久，2018年春节就迎来了大批务工人员返京，更多的人加入外卖行业，原本人员稀缺的外卖平台又开始了新的扩张。围绕劳动工具、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设施等产生的政策变动使外卖员在“进城”与“返乡”的轮回大潮中往来颠簸，并形塑了他们“乡村市民”的身份认同。这里的“乡村市民”指代那些力求在大城市立足并生存、却又不得不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乡村”概括了他们受到城乡二元话语和体制的影响，像其他农民工一样，经常成为被排挤和驱赶的对象；而“市民”并非指带大城市的“市民身份”，而是指这些数字劳动者对于劳动权、发展权的认同和渴求，他们通过“人”“物”在城市空间的流动、挣扎，表达了自己向往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发展权、劳动权和话语权。“物权”的外在彰显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数字劳动者自我认同的溯源。诸如保温箱、电动车、头盔、电瓶等社会性物品在二手市场的流通和流行，既象征着底层劳动者作为阶层划分后的“物语”阐释，也表达了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动者积极创造、再造自我话语权力的不懈尝试。在外卖员群体中，围绕电瓶所产生的紧张和共生产（co-production）的关系中，“乡村市民”的话语代替了城镇二元分化的分析路径，从而为城乡关系和身份建立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的阐释（Jasanoff，2004）。因此，围绕电动车和电瓶展开的政策规训与劳动权益的矛盾一方面是城乡身份和管理机制的抗争，另一方面也成为底层话语和自我表征的体现。

四

结论与反思

回到我们的研究问题，电动自行车如何成为一种媒介并凸显传播的物质性？通过民族志的田野访谈和问卷调查，文章阐释了“人”“物”相结合的电动车作为数字经济下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和传输工具所承载的物流运输、社会关系以及政治技术层面的劳动抗争。首先，电动车的“非机动车”定位和物理架构使平台经济下灵活的“消费-服务”关系得以实现；其次，作为算法、平台、时空共同规制下的媒介系统，电动车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平台经济下的社会关系格局，产生了阶层、身份的区隔与分离；最后，围绕“电瓶”的物权所有而展开的规训与话语对抗，也使得电动车成为阶层、身份和政治话语阐释的媒介渠道，形塑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多元的权力关系。

作为中国特色城镇化产物的电动自行车，可被看作是一套具有复杂连结性的城市媒介系统，其所承担的物质的交换、权力关系的建立和身份、阶层、传播话语的阐释的表述展现出中国数字劳动的形貌与内里，揭示了政府政策、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之间的传播张力，以及“规训”与“反规训”的权力角逐。

本文试图跳出功能主义和媒介效果的框架，以“自下而上”的数字劳动视角来窥探传播的物质性特征。与媒介功能和效果研究传统不同的是，后者不再仅仅将媒介看作是社会有机的组成部分，而是试图拓展媒介定义的外延和内涵。媒介不再是组织架构层面的一种社会嵌入，而成为非社会功能视角下的“人”“物”组合。它更关注“个人的、心理的（非结构的）、文化的、审美的（非政经的）、空间的（和时间并置的）、日常生活的（非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非理性的”传播意义（孙玮，2012）。这种“自下而上”的数字劳动视角有助于帮助我们重新定义和审慎思考传播学的理论前提，同时凸显媒介物质性研究的理论关照。

虚拟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物质性研究的推进与拓展更具挑战性，而如果学者可以跳脱传统的概念束缚，以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以媒介的角度切入研究议题，将媒介的概念化与传播机制在物质、时空、关系等层面进行有效关联，不仅可以窥探到数字信息技术发展背后的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和物理表征体（physical embodiments），也可以将传播的研究议题扩展到更加多元和广泛的理论视野下，并以此突破有关媒介或媒体少量、窄化议题的研究霸权。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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