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之战：朱元璋崛起与陈友谅集团的彻底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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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缘政治和技术传承因素，古代的远东从来不是海战频发区域。但被古人视为天堑的长江流域，却发生过无数次的经典内河水战。甚至相比陆上的大型鏖战，更能成为左右历史发展脉络的关键节点。

　　发生在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就是非常典型的远东内河冲突。同样源自红巾军大家庭的朱元璋和陈友谅集团，为长江中下游水域的主导权而爆发激烈厮杀。最终，前者依靠后者的失败而迅速壮大，成为稍后构建其大明王朝的决定性力量。

　　黄河泛滥成为蒙元社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公元1344年，黄河流域的大型水灾就让中原地区饱受灾荒之苦，从而造成了大运河交通瘫痪与边上的山东盐场被毁。但在当时，大都的宫廷依然可以靠海运获得充足口粮，所以对耗资巨大的修缮工作并不上心。等到以浙东为基地的方国珍海商集团蹿起，才意识到自己对经济脉络的梳理过于草率，匆忙调拨资源去重新整顿北方水利。

　　然而，大量聚集的民夫已经因多年灾荒而人心浮动。他们也发现自己只能领到被层层盘剥的补贴，并意识到这些胡乱增发的钱币缺乏可靠购买力，但物价还是会随货币总量的飙升而出现井喷。于是，就只能在饥寒交迫中愈发迷茫，对所处的世道萌生出极端不满。其结果便是很多人被借机扩张的白莲教势力给俘获芳心，最终因过于苛刻的工作待遇而集团暴起。由于彼此都靠系在头上的红布加以识别，所以被非常形象的称呼为红巾军。

　　许多中原流民成为红巾军的最重要兵源

　　此时，由数百年大运河体系所积累而成的废土化趋势，已经对中原和江淮地区造成不可逆破坏。除少数有中央直属官员常驻的中心城市，广袤的乡村都因贫穷和自然灾害而饱受摧残。因此，这些区域就成为红巾军早期发展最迅猛的地方，并在实际上将偌大的蒙古帝国给截成两半。北面的大都开始由资源短缺，迅速演变为各政治集团的交锋舞台。南面的外派官僚则因得不到迅速援助，失去了对大部分非驻军重镇的管辖功能。

　　不过，处于风口浪尖的红巾军本部也自有难处。由于其核心区域的经济供养能力极差，很难靠自保一方来谋得长期生存。只好利用官军少而无能的时间窗口期，向经济更发达而武力防卫更薄弱的南方各地发起进攻。沿途不忘裹挟各类社会边缘人群，对掌握大量财富的蒙元旧官僚、地方大族和商人们实施无差别剥夺。随即因队伍扩张太大与地方经济崩盘而继续转移，直到有较为强硬的抵抗力量出现，才暂时退回原地进行二次掠夺。

　　突然暴起的红巾军 很快就将攻击范围扩展到江南

　　在这个让所有人都感觉不满的特殊阶段，忙于各处攻城略地的红巾军也出现了自然分化。比如在1352年入伙的朱元璋，就隶属于淮西土豪郭子兴麾下。而到1355年才加盟的陈友谅，则是鄂东大佬徐寿辉的重要心腹。前者在1356年为岳父拿下了南京、镇江和宜兴，从而建立了通往江东富庶产区的桥头堡。后者也在晚些时候为主帅攻克安庆与南昌，从而获得了荆楚之外的最大地盘。随即又不约而同的表现出反噬倾向，不再将红巾军大旗视为光荣象征。

　　于是，两个同样源自红巾军体系的地方集团，就开始为交界处的地盘发生争夺。而且为获得更多战略资源，纷纷尝试与过去的黑历史做切割，尝试同辖区内的残余精英形成合作关系。唯一的差别就是朱元璋因势力较弱，又非常不凑巧的夹在湖广与江东之间，所以表现的更为低调且宽容。账面势力更充沛的陈友谅，就在干掉老上司后自称大汉天子，并以更为激进的状态对邻居们保持攻势。当然，双方也依旧维持着红巾军时代的许多优良传统。经常会为掠夺财富而对敌占区实施残酷手段，逼迫受害者们必须选择站队而非沉默中立。

　　陈友谅与朱元璋都是分头南下的红巾军分支

　　陈友谅因势力范围扩展迅速 更早的自封大汉天子

　　公元1360年，朱元璋集团的存在已经让陈友谅感到忍无可忍。由于荆楚集团向来在军事上过分依赖内河航运机动，所以对上游的巴蜀和北方的中原地区都缺乏压迫能力。加之始终图谋江东地区的可观产量，必然希望将横在眼前的郭子兴旧部们给连根拔起。但攻克安庆的先头部队，很快被徐达和常遇春联手夺回。这让本是渔民出身的大汉天子异常窝火，决心要倾其所有的发起斩首攻击。

　　当年夏季，达数万人规模的荆楚舰队开始大举东进，准备直接对朱元璋本尊所在的南京实施强袭。陈友谅本人更是亲自出马，准备靠自己赖以成名的水战技巧指导部下。实际上就是摸准长江的潮汛规律，以高耸的大船在涨潮时突入小河或直逼城墙，再用海量民兵的肉搏逼退对手。然而，当船只逼近南京城郊的龙湾，却被卫兵拼死据守的石桥给拦住去路。于是就能让士兵登陆扎营，又遭严阵以待的大批伏兵冲击。由于实在不善离舰作战，很快就被击溃并夺取营寨。不巧又赶上长江水道退潮，只得丢弃大部分已搁浅的主力舰，纷纷坐小艇仓惶撤离。

　　陈友谅和朱元璋首次交锋的 龙湾之战

　　与此同时，两大红巾军分支还在南面的江西展开长期拉锯。由于赣江流域是长江水系的重要分支，所以始终为图谋整个江南的势力所看重。当地不仅同样有非常丰富的物产，还留存着南宋时期建立的造船基地和蒙元帝国开拓的快速官道，因此被急需补充资源的红巾军们异常看重。陈友谅也正是靠对南昌城的突然强攻，树立起水上霸主的高端人设。但他随后对地方大族的肉身毁灭政策，也让属下对当地的控制非常不稳。投靠朱元璋的士大夫刘基便建议从这个方向下手，以便完成对荆楚方面的侧翼包围。

　　于是在1361年8月，朱元璋正式开启对陈友谅集团的全面反击。依靠对手在前一年留给自己的舰队和利用占领区资源供养的陆上精兵，迅速抢占了作为长江中游入口的安庆。随即又向南猛攻对岸的九江，从而截断了通往荆楚方向的快捷通道。由于红巾军此前在江西各地的暴行，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为陈友谅集团出力。包括南昌、抚州、吉安在内的主要城镇，都在无心恋战的状态下投降。远在西面的大汉天子，则苦于在龙湾的溃败中损耗过大，根本没办法向江西战场派遣增援。只得加大征发力度，用控制区内的全部剩余资源，再拼凑出一支足以震慑强敌的庞大船队。但在此之前，这片土地的资源将全部为对手所享用。

　　陈友谅始终都在使用同一种战术

　　到了公元1363年2月，同属红巾军分支的韩林儿集团，在江北的安丰遭张士诚包围。朱元璋被迫率军北上江淮流域增援，让陈友谅看到了可乘之机。此时，全新的战船已基本建造完毕，其中还不乏几十艘高百丈的巨大楼船。这些巨舰都由他亲自指挥设计，仅甲板以上部分就要分为三层，并且用最坚固的木料予以加固。考虑到还安置有专门的走马棚，应该是其编练骑兵分队的结果。当然，笨拙的高重心结构，也注定了这些巨舰不能靠风力推进。因此，还要在保护划桨和橹的木箱结构外还特意包裹了铁皮。船体周身都用红色油漆粉刷，在远处望去非常壮观且可怕。

　　这年4月，陈友谅就用自己精心准备一年多的舰队，载号称600000人的部队顺流而下。他们甩开主航道旁的九江，除自己和整套幕僚班子外，队伍里还包括大量士兵与他们的军属。此举无疑是在向属下摆出终极决战姿态，并要以家人的安危强迫他们在作战中更加卖力。可惜，这样精心准备的部队，还是无法让荆楚方面迅速夺回南昌。只因守军早已重修防御工事，将护墙从原址向内收缩30步距离。逼的水兵无法通过预先造好的塔楼直扑城头，只得再度到岸上扎营围困。同时还由于陈友谅集团从未拥有能制造火器与抛石器的技工，自然对严阵以待的城池无法构成快速威胁。当初的速胜突袭，就这样被活生生的拖延成持久对峙。

　　元朝的江西行省直达广东珠江口

　　鄱阳湖成为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最终战场

　　三个月后，回到江南的朱元璋也带着援军抵达江西。其中既有自己先前带往北方的主力，也包括徐达从庐江城下撤回的围攻分队。再加上留守南京的预备力量和水师，拼凑出号称200000人的庞大力量。虽然仍旧处于1:3的理论劣势，却足以分兵堵住赣江的各个出口。

　　陈友谅听闻仇敌聚众前来，也意识到自己的后路被对面全盘抄截。于是让所有部队重新上船，丢下奄奄一息的南昌赶去迎战。成功抢在朱元璋之前，全部鱼贯入空间较大的鄱阳湖中，并将营地也搬迁到四面环水的康郎山。由于岛上最高处的海波达到23.4米，足以让占据者环视整片战场，所以就成为双方的重点争夺对象。

　　徐达在双方的首次交锋中就取得大胜

　　7月20日，两支舰队开始为拿下康郎山而部署战阵。陈友谅的几十艘巨舰在水面上一字排开，企图以巨大的体量逼退任何敢靠近自己的敌船。因为是纯粹的防御阵型，排列组合的方式并非各舰船头迎击，而是能增强横截面的首尾相连。加上清一色的赤红外观，连在远处眺望的朱元璋都心生忌惮。但还是让手下的徐达、常遇春、廖永忠和俞通海等人分别率领的12支小船编队，并为他们配备了手头所能找到的大部分远射武器。根据具体的射程与破坏力，要求依次用抛石机释放土制炸弹、中型火铳，以及大量带火药的箭矢，最后才借机靠近肉搏。

　　次日，陈友谅主动解锁防御队形，并派出一支先头分队前来挑战，想借机测试朱元璋方面的水战实力。为首正是1艘拥有三层高塔的楼船，周围还簇拥着不少中小型船只进行护卫。如果能轻易驱散北面的拦截部队，则余下船只也会争相予以效仿。对方阵中的大将徐达竟亲自率领分队上前阻挡，并很快在混战中拔得头筹。他们利用单船的火力优势，迅速击溃敌方的外围小艇，然后就绕着红色巨舰群起围攻。哪怕后者有1500名士兵在居高临下的释放弓弩，也架不住多艘敌船的各类武器打击。最后被登上甲板的刀斧手彻底清场，楼船本身也被徐达分队俘获拖走。

　　陈友谅的笨重大船反而在火力层面居于弱势

　　此时，更多陈友谅的战船开始徐徐压进。只是苦于自身过于笨重，鄱阳湖上又盛行东北风，所以移动速度相当迟缓。统领另外一支分队的俞通海，则趁机让砲手朝这些硕大的移动目标射击，成功让19艘红色巨舰相继着火，并烧死很多还来不及参战的荆楚水勇。然而，对方毕竟船多势重，还是前赴后继的挪上来展开近战。倒是朱元璋本人乘坐的白色旗舰，因过于醒目而沦为重点打击对象。最后只能替一名小将换上自己的衣服，在众目睽睽下表演投水自杀，才给渐入佳境的对方稍稍降温。但直到到两军在日暮时鸣金收兵，都无法迫使对面停止抵抗。

　　经过7月22日的这场激战，陈友谅方面已损失至少20艘楼船和多达60000名士兵。但体量更小的朱元璋集团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折损7艘大船和约7000多名兵丁。唯一值得称道的成果，就是让急于脱困的荆楚集团陷入绝望，不敢再轻易发起挑战。

　　朱元璋方面的火攻 让陈友谅的舰队非常被动

　　23日上午，朱元璋下令各分队继续尝试围攻。陈友谅已经让属下重新组成防御队形，如同移动的红色木长城版横在一起，让同样蒙受很大损失的对手怯于靠近。于是在部下的提醒下，日后的大明皇帝派常遇春到鄱阳湖沿岸搜罗渔船，并在上面堆放着混有大量火药的芦苇。等到东北风在中午时强劲起来，就全部朝着南面释放出去。荆楚集团显然对类似操作也有所布置，用军中的小艇挡在巨舰外侧，却没有料到对方能迅速搞来这么多纵火船。随着略带爆炸效果的芦荟引起火势，也不得不将完好的船只都撤退到安全水域。至于被依然留在原地的那些弃子，只能被稍后感到的敌军斩杀。

　　7月24日，荆楚舰队的战力已明显受到影响，不愿意再继续这样交换比极低的消耗。于是调头放弃康郎山的营寨，向着北面的保鞋山方向撤离。然而，仍旧因为军中的楼船过于笨重，始终无法摆脱对方的追踪与纠缠。于是选择返身再战，还是不能伤及灵活小船。麾下的右金吾将军却反对任何登岸西逃建议，觉得这样危险更大而白白损失舰艇。等意识到陈友谅因伤亡无法止住而责怪自己，也就只好和左金吾将军一起乘座舰向朱元璋投降。余下的汉军也就只能在四面楚歌中又坚持了15天时间。

　　火药的运用让朱元璋方面的小船足以匹敌对方大船

　　到了8月下旬，荆楚船队的残部已经因补给困难而饱受饥饿。在自己的最后一轮末日狂奔中，不断被提前到位的火船给打乱阵脚。许多船只往各头水道寻求生机，却总是能遇到朱元璋方面早已留下的陆上伏兵。除了投降与被杀，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其他希望。陈友谅和左右死忠的船只也被迫调头，在敌方小艇的追杀中折返向南。结果被从天而降的流矢射中眼睛，当即因脑颅被贯穿而彻底咽气。余下人的50000士兵也彻底失去了抵抗意志，带着大汉太子、满朝文武和家眷一起放下了武器。只有极少数人得以脱逃，并将首领的遗体带回武昌安葬。

　　至此，盛极一时的红巾军陈友谅集团，就因大部分骨干成员的团灭而宣告瓦解。虽然敌方还不能马上接管对方地盘，但留下的守军已没有能力继续长期抗争。更重要的是，偌大的江西和湖广都被归于南京治下。这让朱元璋在整个长江以南都握有绝对优势，并在战略层面处于非常有利的内线位置，无需再忌惮其他势力的抱团抵抗。至于对手究竟是方国珍、陈友定这类地方豪强，还是张士诚和明玉珍那样的洗白反贼，似乎都已显得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