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献给法国大革命的……第九次祝酒词

《法国大革命思想史：从〈人的权利〉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观念》， [英] 乔纳森·伊斯雷尔著，米兰译，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816页，132.00元

1792年11月18日，一百多名在巴黎的英国人、美国人和爱尔兰人齐聚怀特酒店（又名“英国人俱乐部”），欢庆法国大革命取得的成就。他们中间有托马斯·潘恩、乔尔·巴洛、海伦·玛利亚·威廉姆斯、罗伯特·迈瑞、大卫·威廉姆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等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伦敦政府和英国主流舆论始终对大革命极度仇视的时候，他们对大革命的成就怀有巨大的热情，并公开表示支持。宴会持续了一整天，并邀请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席间共有十六次祝酒，不断将宴会推向了高潮。
关于其中的第九次祝酒：“献给人权的先驱和斗士，他们的著作塑造了大革命的先锋，建构并宣传了大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孔多塞、布里索、西哀士、卡拉、凯尔桑、卢韦、戈尔萨斯、奥杜安，等等’。孔多塞是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最激进的哲学家之一，与布里索和西哀士一样，他也极力倡导人权、共和制宪论、黑奴解放、女权和教育改革。第九次祝酒宣布，真正的大革命，即基于民主和人权的革命，在原则上是这些哲学家和激进的报社编辑的工作成果。对‘英国人俱乐部’的领导者们来说，真正的大革命本是全人类的珍宝，却因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又名‘山岳派’）所主张的平民专制主义而陷入困境。大家毫不留情地对雅各宾派予以否定（约翰·奥斯瓦尔德除外）。正因反对山岳派，布里索、戈尔萨斯、凯尔桑、卡拉这些大革命中出色的记者和演说家，都在恐怖统治期间上了断头台，孔多塞则被剥夺公民权并追杀至死；抨击山岳派最为猛烈的人中，只有卢韦勉强逃过一劫。”
以上出自英国学者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法国大革命思想史：从〈人的权利〉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观念》（原书名Revolutionary Ide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s of Man to Robespierre，2014；米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11月）的“前言”，该前言通篇只讲述了这一天宴会的十六次祝酒的内容，没有一字谈到该书的研究缘起、宗旨等通常会在前言中论述的问题。很显然，这些祝酒的内容已经完全反映出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和思想立场；尤其是第九次祝酒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这部著作所论述的两个最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作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民主与人权为基本原则的法国大革命是启蒙思想运动的直接成果，却在雅各宾恐怖统治中不幸夭折。伊斯雷尔仿佛曾躬逢盛会，置身于为法国大革命举杯欢呼的这个国际知识群体之中，然后在两百二十年之后以历史学家的身份重新诠释那一整天宴会的十六次祝酒、特别是其中的第九次祝酒词。这是一个重返某一具体的、微观的历史现场并与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相契合的例子，来自那一天的祝酒词就这样成为了两百多年后这部著作真正的“前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前言的写法和内容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作者在该书中的研究方法与叙事策略，那就是以巨量、微观的原始史料（书后有八十多页超小字号的注释和书目）引领读者进入历史现场，聆听在那场大革命风暴中所有被卷入进去的人们曾经发出的声音、阅读他们写下的文字、感受激烈争论中的氛围及其变化，这部八百多页、七十多万字的大部头全是这样的“干货”。作为历史后见之明的作者观点，经常融入在历史现场的纷乱声音之中，读者在阅读中要小心辨析。例如上述第九次祝酒词，说到反对山岳派的布里索等人都在恐怖统治期间上了断头台这一段，就不是当时现场中的人所能说的。
那么，什么是这部《法国大革命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作为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呢？作者的问题意识相当明确和强烈，他在“导论”明确认为试图解释法国大革命起因的历史学家“全都无功而返”，他也不认同目前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大革命并非由一个大因素造成的多重起源论和“对法国大革命的真正解释，就是没有压倒性的确凿解释”（11页）的观点；“简而言之，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广泛认同并不断重申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假设，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亟须对现存理论进行扫荡式的彻底修正”。（28页）这个问题意识很大，话也说得很决绝，但是在这篇导论中显然没有把相关的研究现状论述清楚。看了一下书后的参考书目，也没有发现像达尼埃尔·莫尔内的《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715-1787，1933）、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en questions,1988）、阿莱特·法尔热《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1992）和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1996）等这些与他的核心议题紧密相关的著作。我相信作者肯定研读过这些重要著作，可能由于该书的论述重点在于重返历史现场而不在于与今天学术观点的对话—— 在全书的论述中的确很少见到这样的对话。作者强调“本书的研究，试图通过深挖重要一手资料来支持新的发现，特别是这些一手资料中极为翔实的辩论记录——这是始终存在的法国议会在为大革命发声——记录这些声音的卷宗被称为《议会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把其他决策和辩论的关键记录（例如逐句记载下来的巴黎市政府讨论和‘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与立法机构的辩论记录放在一起对比，就能给重新思考提供坚实的根基。此外，灵感还来自当时格外丰富的报纸，它们涵盖从大革命兴起到1793年，再从1795年到1800年这两个时段。一旦把长期指导研究方向的社会经济学放在一旁，所有上述材料就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社会文化的研究路径就能和思想史带来的启示结合起来”。（11-12页）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研究的新贡献的一种表述。
关于该书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全书正文的最后一段话说得很明确：“鉴于上述种种理由，激进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大’起因，这一点毋庸置疑。它成为大革命唯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从政治、哲学和逻辑上激励并武装了正统大革命的领袖集团。激进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单枪匹马做到这点，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它们具有足够的普世性，世俗性以及平等主义倾向，足以在理性、思想自由与民主的基础上发动一场广泛而普遍的解放运动。”（693页）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关系无人能否认，但说是“唯一的根本原因”，可能不少历史学家难以认同或不敢如此决断。
在政治史研究中，类似“革命的那扇门最早是谁打开的”“革命的临门一脚是谁踢出的”这样的议题总是很吸引人。研究气候史的专家甚至会不无理由地从气候变化中寻找导致大革命的那临门一脚，例如对于“法国大革命为何发生在1789年”这个问题，日本学者田家康认为“将气候的变化作为其主要原因不免牵强。然而，尽管这一变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在革命的前一年，气候恶化使农民和劳动者陷入贫困，在这一背景下，革命才最终于在1789年爆发”。（田家康《气候文明史》，范春飚译，东方出版社， 2012年，180-181页）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很多、很复杂，要找出什么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由来已久的难题。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以洪水与雪山融化的关系为例，分析关于“起源”（原因）的议题，他提醒我们一是要研究“起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二是要注意并非有“前因”就必有“后果”，历史的连续性并非自然而然地生成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于“起因”问题表现出慎重的态度，例如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陈旻乐译，文汇出版社，2018年）的原书名是“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是“十八世纪的舆论”而不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中译名则容易使读者认为作者要论述和揭示的是舆论与谣言如何导致和推动大革命的爆发，进而可以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原因”增添一种解释。法尔热在“前言”中说，其研究不是为了找寻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源，而是为了将言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运动之中。他指出在谣言与大革命之间没有什么确凿的、不断递进的因果关系，有的只是跌宕复杂的“特殊关联”。但即便如此，法尔热以十八世纪巴黎街头巷尾充斥的流言蜚语为研究焦点，通过研究当时各色人等的日记、负有特殊使命的警察报告、流传的手抄新闻、被当局视为心腹之患的《教会新闻》、各种回忆录以及非常丰富的巴士底狱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发现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巴黎公众已经具有关心公共政治的意识和表达意见和观点的愿望，有人说臣民有权让国王公开账目，有人甚至提出反对专制政府；而在国王和警察当局看来，即便是无关政治的谣言也是一种危害 ，因为人们对谣言的热衷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一种另类的“政治启蒙”。从这些论述不难想到启蒙运动（关心公共政治的意识和表达意见的愿望的思想基础）与大革命的发生有真实的联系。
再看看热拉尔·勒塔耶尔（Gé rard Letailleur）对于在咖啡馆中传播的启蒙思想与大革命关系的论述：“1774年路易十五死后，大革命就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生根发芽了”；“百科全书派为这场以‘理性’对抗‘传统’的‘圣战’已准备多时。”（热拉尔·勒塔耶尔《巴黎咖啡馆史话》，Histoire Insolite des Cafés Parisiens，刘宇婷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6页）这不也是以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起因论吗？其实早在1933年达尼埃尔·莫尔内写的《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中，虽然他认为旧制度并非仅仅受到来自思想的威胁，认为思想要发生作用必须要有人民的苦难和政治上的困境作为支点，但是他承认“三级会议观念的提出，会议目标的筹划以致逐步成为人们的诉求，这是思想的作用”。（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黄艳红译，上海三联，2011年，442页）C.德·巴蒂拉特在《法国贵族史：从1789年至今天》（Histoire de la noblesse francoaise : de 1789 à nos jours , 1988）中也谈到，“那些享受宫廷恩惠的大贵族阶层几乎全都被启蒙思想洗礼过了”，他的根据是当时一位名叫赛纳克·德·迈兰的法国公务员的观察：大部分大贵族都变成了民主派。“他们才是大革命真正的发起人；他们的言语和文章点燃了首都和外省的革命之火，想扑灭都无能为力”。（转见弗雷德里克·鲁维洛瓦《伪雅史》，李圣云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50页）
上述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回应了伊斯雷尔以启蒙思想作为大革命起因的议题，只是远没有那么全面和决断。伊斯雷尔说，“显而易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有很多，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外，还包括经济、财政、文化因素。但比起最重要的那个—— 激进启蒙运动，民主共和派事业的主要来源—— 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讲都只占据次要地位。激进启蒙运动才是应被置于舞台中心的要素。”（《法国大革命思想史：从〈人的权利〉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观念》，681页）读完全书，我更能理解伊斯雷尔所讲的“激进启蒙运动才是应被置于舞台中心的要素”的意思——从那些无数的辩论、传单、小册子、决议等原始史料中的确可以看到，围绕着对启蒙思想的不同态度而决定了力量的对比和对形势发展起到的作用，因此还不仅仅是推动革命爆发的原因，只有启蒙思想才是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动力和贯穿始终的核心因素。
应该更强调的是，在革命的萌发和发展阶段中，启蒙思想和新的政治话语体系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伊斯雷尔指出，“1788年爆发了一场‘政治文化革命’，尤其是政治话语方面的革命，这对日后塑造大革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权精英掌握的政治主导权被一群在职业和经济上没有联系的人夺走，这帮人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而且充满了敌意。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王室审查制度的日渐崩溃，以及出版业获得了全新的舆论引领能力。”“‘新的政治文化’首先通过演说和小册子攻占大城市。”（33页）启蒙思想家及其信奉者、文人写手、小报记者、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盗版书贩、从主流文学中被淘汰出局的文学无产者、丑闻的编造者和传播者……所有处于底层的“文化贱民”共同构成了一个传播激进思想的亚文化世界。这是启蒙意识形态向社会渗透的下水道，也是人性在专制社会中遭受奴役与铤而反抗的精神图版。另一方面是语言的改造，哲学思想要成为斗争的武器就必须转换为一种更直接、更通俗的语言：一方面要进入到普通人的头脑中和生活中，另一方面要更有力量和更有识别性。转换的结果体现在普通大众的口头语、群众集会的口号、到处张贴的传单、报纸的标题之中，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因此形成，并成为推动大革命的行动与形势发展的强力。因此所有害怕和反对大革命的人总是对一些词语分外敏感和激烈反对，但是国王和贵族阶级无法阻挡传单、小册子的派发和街头演说，也没有办法在那些炽热的文稿中过滤敏感词或挖出地雷。
伊斯雷尔在该书中的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雅各宾恐怖主义以及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山岳派的全面揭露和深刻批判，同时坚决否定和驳斥了一直以来流传的雅各宾恐怖统治是启蒙思想的必然产物、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专政标志着大革命顶峰的观点。围绕这个核心观点举出的史料和论述是全书中最为重要和最撼动人心的部分，也是在阅读中最令人反思和痛苦的部分。人们常说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面永恒的镜像，应该补充的是，在这面镜像上最令人心惊的弹幕就是“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6月2日发动政变前的重要行动就是颁布终结四年来由大革命造就的近乎完全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的法案，扼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包括对戏剧演出的严苛审查和指令演出歌颂山岳派的戏剧。另外就是把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变成发布和传播谣言的中心阵地，坚信无休止地重复虚假信息是动员无知公众最有效的手段。“消灭异见是罗伯斯庇尔派独裁统治的精华所在”，在政变后所有报刊或宣传品，只要否定山岳派对此事件的官方说法，就立刻遭到查禁；6月2日后的几天中，言论自由被粗暴而彻底地终结，因为救国委员会遵照罗伯斯庇尔的指令，以叛乱、保王主义、联邦主义和妨害治安为依据，清洗了所有对政权怀有敌意的记者和演说家。（450页）接下来是为1793年宪法举行全民公投，早先正是山岳派阻挠宪法通过长达数月之久，现在却被罗伯斯庇尔作为自己的功绩上演一幕政治作秀。一方面“新宪法为新政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遮羞布”，但是另一方面宪法生效后的约束力使雅各宾派领导层忧心，会终结正在成形的独裁。罗伯斯庇尔快速采取行动使宪法被无限期搁置起来。更严重的发展是9月13日大范围生效的《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成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法律基础，不但确保所有反对派报纸不可能继续发行，而且授权逮捕任何“积极充当自由之敌的人”，要人们互相识别可疑分子，每个城镇都接受了如何搜捕“可疑人士”的指导。在扼杀一切异见的同时，发布一套指令与告发相结合的听证系统，严格规定“爱国”行为与“正确”态度，在整个街区强制推行“爱国”价值，把“爱国”成了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反哲学、坚持极端不宽容的代名词。在大城市里，逮捕“可疑分子”以及抓捕被举报人在秋季显著加快了步伐。嫌疑人在家中或街头被捕，仅仅是因为有人向地方委员会告发他们，称其言行“不爱国”，是“联邦主义信徒与自由的敌人”。“如此氛围笼罩法国，令人震撼，所有人都不得不表示屈服。甚至在讲正确的话时表现出淡漠的态度也会招致怀疑。”（501页）10月31日，民主共和派的领导人布里索等以阴谋反对自由的罪名处以死刑。“有的观察家注意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重要民族把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杰出人物作为一个集团进行公开的集体处决。”（504页）在消灭了一切异见和所有传播民主共和原则的出版物之后，就是对自由戏剧的镇压以及对艺术家的管制，从1793年秋季开始，不受当局欢迎的主题与主张被统统去除。“法国的戏剧审查制度不仅仅是禁止某些剧目并选出另一些上演而已。它所执行的是无处不在的自我审查，涉及慎重的评论、可控的编剧、驯服的观众和经过改写的剧作文本。”（508页）恐怖统治下最恶劣的暴行发生在里昂、土伦和南特，截至1794年4月，里昂有一千八百八十人被处决，市内所有教堂和高级住宅被毁。官方数据表明，恐怖统治期间一共判处一万六千五百九十四人死刑，这不包括军队在里昂、旺代等地未经审判就枪决的数千人，遇害总人数可能有两万三千人左右；也有人估计入狱与被杀的总人数超过了三十万人。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中全面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诅咒作为政治与道德文化的无神论和启蒙哲学，给它们贴上“不道德”和反对共和国的标签，“ 简而言之，罗伯斯庇尔全面否定大革命中除卢梭和他自己之外的一切成分”。（555页）6月8日举办的第一届最高主宰节，将作为意识形态与成体系价值观的罗伯斯庇尔主义的庆典推向了高潮。但是在7月27 日的国民公会会议上，罗伯斯庇尔在一场突然而来的骚乱中被逮捕，第二天就被判处死刑。法国革命进入到热月政变的阶段。
伊斯雷尔在论述中始终把启蒙运动的理想和原则、把自大革命爆发以来到1893年初这段时间的革命实践与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专政的所作所为进行对照分析，从无数当事人、同时代观察家的言述评论中极为详细地揭示了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的理想原则与罗伯斯庇尔主义的根本性差异，论证了绝对不能认同雅各宾恐怖统治是启蒙思想的必然产物、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专政标志着大革命顶峰的观点。1792年那群外国人在巴黎献给法国大革命的第九次祝酒词就这样在伊斯雷尔的思想史研究中得到证实。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写作《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正痛苦地目睹着大革命的理想慢慢消逝，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他相信没有什么会被遗忘；他声称自己仍然相信大革命的理想，因此也对自己所处专制时代的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1789年大革命未能使自由获得制度性的基础，拿破仑实际上是以对自由的践踏而践踏了大革命，对此米歇尔·维诺克说了一句足以让人心惊的话：“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维诺克《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吕一民等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第1页）
在近代史研究中，没有哪个主题比法国大革命研究更为集中地汇聚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议、修正、否定等特征了。正如新文化史运动的倡导者、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林·亨特所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争更像是贝尔法斯特大街上的战斗，而不是专家学者的会议。在学术界之外更是如此，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周年庆典似乎总是对现实世界的一次猛烈冲击。回想起来，关注它的人们谁没有过走出书斋、汇入人群的激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