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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国际社会舞台上一条主题主线。每一个先发优势强国在面临后发展国家的追赶时都会采取怀疑、敌视甚至封锁和打压的态度。例如,以个别国家为首的西方势力将我国视为国际竞争的最大对手、攫取利益的最大障碍,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历史上后发展国家经济突围的经验与策略,极具借鉴意义。
先发优势国家如何面对后发展国家的竞争?
历史上很多先发优势强国为了维护自身优势,在面临后发展国家逐渐崛起的过程中都对其进行封锁和打压,但真正能“封得住,藏得实”的却没有几例。早在1806年,欧陆霸主拿破仑为打压英国,颁布《柏林敕令》,宣布断绝法国及隶属于法国的各国家与英国的一切贸易,此后又颁布诸多法令,进一步加大对英国的封锁。大陆封锁政策确实给当时的英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让英国提前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但拿破仑对英法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缺乏清醒认识,没有考虑到英国在欧洲以外还拥有众多殖民地;同时,大陆封锁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打击英国经济的同时,牺牲其他国家经济利益,甚至无视盟友的利益诉求,严重破坏了业已形成的欧洲统一商品经济市场。大陆封锁政策开创了国际关系体系中一国封锁打压另一国的先河,也开启了“领跑”国家防范“追赶”国家的集体联盟行为模式。
无独有偶,英国在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强国之后,对后发展国家也采取了严格的技术封锁和打压。1793年,美国独立后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就对后发展的美国进行技术封锁,特别是在工业纺织技术方面,英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技术封锁制度,禁止工匠移民美洲,同时禁止美国人参观英国本土的棉花加工设备,严格保护本国的高速纺织技术以保证技术优势。面对英国的封锁和打压,初生的美国一方面坚持技术创新研究,不断加大对技术研发方面的经费投入;另一方面,出台各类政策措施,积极吸引外来人才,有效破解封锁,实现技术突围。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了保持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绝对优势,对于任何可能威胁自身全球霸权的国家也从未放松警惕。上世纪80年代,日本借着以科技为龙头引领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在半导体行业的地位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利用日本公司的商业窃密事件,大肆宣扬日本的科技和经济间谍威胁,不仅学者、企业和政府官员等各界人士不断指责日本的科技间谍行为,在科技和学术交流中也开始对日方屡屡设置壁垒,并陆续出台一系列法案,限制日本企业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以及购买美国关键技术。此外,美国还直接施压日本,逼迫其签署为期5年的《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以及《广场协议》,造成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半导体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急转直下,再也无力与美国争雄,造成日本“失去的十年”。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先发优势国家在面对后发展国家的竞争时,几乎“本能性”地采取敌对策略压制其发展,以保护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后发展国家在面对先发优势国家的封锁打压时,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化解危机,成为各国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后发展国家经济突围的历史经验
首先,坚持发展国内市场循环经济为导向,维持社会相对稳定。纵观后发展国家后来居上的实际案例,大多都是在危机中首要保持了国内社会基本稳定,在稳定的前提下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大力促进国内经济实现稳定循环。一方面,采取多重措施,保持国内社会相对稳定。面对先发优势国家的封锁打压,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是国家政权存续的基础。历史上,后发展国家如古巴、苏联、日本和德国等在面对先发优势国家的封锁和打压时都首先保持了国内社会稳定。例如,美国数十年来一直对古巴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试图通过发动“颜色革命”来建立一个亲美政府。但古巴共产党在面对制裁时坚持本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采取包括坚定意识形态教育、稳定民生、加强政党自身建设等手段,多年来一直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实现国内经济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依托国内市场,大力解决民生问题。面对封锁,古巴共产党和政府一向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年来努力发展国内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民众医疗卫生健康水平居世界领先。
其次,审时度势,抓住技术变革等外部机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重大科技成果一旦出现,便有从其发源地向全球扩散的趋势,这是任何政府都无法阻挡的。科技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形知识体系,而任何强制手段和壁垒都无法阻止知识的外溢。20世纪80年代,为破解美国技术封锁打压,日本政府审时度势,紧紧抓住第三次技术革命契机,依托全球化背景下资源配置的“离岸”特性,加大对美国技术公司的投资力度,通过与美国尖端技术公司开设合办企业、与美国“风险资本”共同开发技术等办法来吸引先进技术。此外,日本一些跨国公司开拓新的技术发展空间,在美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和科研基地,充分利用了美国国内的技术条件好、信息灵敏等优势,柔性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最后,采取灵活对外政策,大力发展公共外交。在面对先发优势国家的封锁打压时,后发展国家往往不能墨守成规,而要采取灵活政策,巧妙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加大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与合作,进而推动新领域融冰。公共外交能够影响他国公众的态度、观点及行为,能够巧妙地向他国传递本国的商品、价值观、文化及各种政策。古巴的医疗外交十分具有借鉴意义。针对美国的敌视和封锁,古巴充分利用优势医疗资源,积极主动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并推动医疗合作,其医疗外交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并扩展到非洲和亚太国家,针对性强、效果显著,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有效开拓了国际外交空间,为古巴突破经济封锁、改善国际形象及推动新领域国际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个大局”下,我们如何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依靠体量巨大的国内市场循环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策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一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人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维护国内社会长期稳定。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为人类文明前景提供了理念、制度、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应对外部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构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体系和制度,另辟蹊径,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要练好内功,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壮大综合国力。在全球经济低迷、逆全球化盛行、全球产业链面临断裂和重组的当下,保持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不仅能为本国在竞争中夺取主动权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国内的稳定提供必要条件。三是要继续扩大开放,打造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放开市场准入,鼓励外国优质产品和先进企业进入中国,追求国企和其他企业的竞争中性,促进高质量消费。只要中国能够保持住14亿人口规模的世界最大市场吸引力,外部冲击就难以长期持续。
☆大力吸引国外高层次人才,加强国际人才社区建设,形成顶尖人才集聚效应。
吸收海外人才,其重点不应仅是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学者,还应包括世界各国的科技精英。当前,应鼓励和支持华裔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发展,加快汇聚一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引进国际人才后,还要能够“留得住”“住得好”。应从国家层面加强国际人才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将国际人才社区建设纳入区域发展战略,构建宜居宜业的国际人才社区生态圈。同时,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大城市要积极打造服务国际人才工作生活的“类海外”环境,加快产业配套区、综合服务区、宜居休闲区的建设,推动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际保险等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全面落地,形成国际人才社区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服务等多点支撑保障体系。
☆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核心技术的攻关研究。
面对封锁打压,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发展速度和创新质量有机统一、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互促进。一方面,应进一步推进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持续扩大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为我国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赢得更多的国际共识、拓展更多的合作渠道;另一方面,应立足自身优势自力更生,紧跟世界科技前沿发展,着力推动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创新战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聚高端科创人才,实现国家科技创新实力的持续稳步增强,以超强实力突破美国“围堵”。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研发攻关,要在关键领域首先打破外国产品的垄断,实现中国产品的“能用”,再进一步向“好用”迈进。着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排疑解惑,讲好中国科技国际合作故事,以事实让世人信服中国的强大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音。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所能及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参与完善全球治理,要坚持与时俱进,增强世界团结黏性,力所能及提供公共物品,提升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一方面,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积极主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敦促全球治理机构更好地代表新兴大国的需求,推动达成气候变化的国际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全球治理新理念根本目的是维护现有体系的稳定,并不是要“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发挥全球团结力,通过改革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高效、快速应对各种新威胁新挑战,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保障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中美双方未来协调合作的趋向成为影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关键变量。中美应该将两国面临的分歧纳入全球治理体制中进行管控,平衡两国在全球治理体制中的共存和竞争。准确把握宣传基调和方法,创造条件增进战略互信,积极探讨全球治理的双方共同参与领域,引导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良性互动。在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在全球经济、世界卫生、气候环境等全球性议题方面,开展双边合作。
☆创新国际交往思维,大力发展公共外交。
后发展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必然会遭到先发优势国家的怀疑、抵触,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对此,应创新思维,在广阔的国际交往舞台上坚持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相统筹的外交策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了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积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积极缓和与周边国家关系,加大文化交流,深化战略互信,深刻阐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此外,还应大力打造公共外交、城市外交、民间外交新平台,创新外交主体,通过密切文化交流、举办体育赛事、加强医疗合作等方式,拓展外交空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更为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人民论坛》1月中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波
原标题 | 后发展国家经济突围的历史经验
新媒体编辑 | 刘一霖
原文责编 | 韩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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