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隔离病区医生自述：我接诊了第一个确诊的新冠患者

　　【本文节选自《呼吸在一米之外》主编：陈拙，作者：麦子，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博集天卷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怎么也没想到，我接诊的第一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是警车开道送来的。

　　那是1月24日，除夕。在隔离病区待命多时的我接到电话： 一个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要转到我们病区来。那时， 我所在的城市中确诊的病人相对还比较少，我还没有见过感染者。不禁想，病人会是什么状态？放下电话，我叮嘱值班的护士做好准备，自己穿好防护服到防护楼门口等待。

　　远处，红蓝灯在路的尽头闪烁，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警车开道。警车在距离防护楼门口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后面的救护车继续朝前开，到防护楼门口才停下。救护车的门一打开， 下来四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他们在救护车门口一字排开， 全部穿着防护服，大家都很沉默。

　　因为穿着防护服看不出谁是谁，互相也不认识，我上前跟四个医护人员竖起大拇指，比了个“点赞”的手势。我没有第一时间看到病人，脑子里不停地想，病人怎么样了？车上跟了四个人，会不会得抬着担架下来？就在我好奇的时候，病人下了救护车——自己走下来的。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不像个“病人”，他跟我这些年见到的病人完全不一样：因为病人戴着口罩，看不清他的样子，我只能看到他口罩上方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头顶有点秃。除了紧缩的眉头能让人感觉出他心事很重，他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了。他拿着一个背包，自己走下车，像是回家路上突然被叫醒，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地方。资料上写他姓万，比我大一点，我就喊他“老万”。

　　空旷的走廊

　　做完了交接，我对老万说：“您跟我走吧。”老万没说什么，只摆一摆手，算是跟我打了招呼。老万跟着我进了防护楼。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老万漫长的治疗期前，最后一次看到外面的天空，吹到外面的风了。

　　我的“隔离”，比多数人要早。1月15日，当大家还沉浸在采买年货、迎接新年的喜悦中，对“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名词并不了解的时候，我已经参与到了隔离病区的筹建当中。我所在的医院是新型冠状病毒省级定点医院，因为要接诊感染的病人，我们清空了整栋楼作为“防护楼”，楼里只留我们这一个病区、我们这一队人，整个隔离病区都是我们的工位。从筹建那天起，我就一直在这片隔离病区里，见证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从病区的划分到防护用品的储备，我们为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做着准备：接受培训，熟悉仪器操作……10天的时间，我和病区一起，一点点完成了“建设”。待命的时间里，整个病区空荡荡的，自己的脚步声在走廊里会发出巨大的回响，空旷、荒凉。整片病区像是和我一样，都在静静地等待。

　　直到1月24日，大年三十的上午，我和这片病区迎来了第一个确诊患者隔离病区在二楼，电梯从一楼到二楼只要几秒，但我却觉得很慢。电梯里只有我和老万两个人，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特意看了看老万的眼睛，但那双眼睛很空洞，里面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不知所措。

　　其实我想跟他说两句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知道他被确诊了，我也知道，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他没有看我，可能他对这几天围绕在自己身边这副装扮的人已经习惯了。他只是木讷地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从1变到2。门开了， 他在等我先出去。

　　进到隔离病房，关上安全门，我需要给老万做一些基础的检查。量体温的时候，护士有一些紧张，我说：“我来吧。”我们用的是红外线感应的体温枪，但是戴着两层手套，手

　　特别不灵活，我一不小心按错了按钮，体温枪关机又开机。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操作还不是特别熟练。然后一边测体温，一边趁机和老万说话：“你感觉怎么样？”

　　老万抬起头，眼神明显错愕了一下，甚至有点惊慌，定定地看着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你不怕我吗？”

　　我指了指防护服，说：“我穿着这些还怕你吗，倒是你， 你看我这样，不害怕吗？”

　　老万挂着口罩的耳朵动了动，也许是挤出了一个笑：“我很感谢您，被确诊以来，您是跟我说话离得最近的一个人。”

　　我愣了一下。

　　因为得病，老万没法跟别人接触，别人也不敢跟他接触， 这是非常真实、无法逃避的“被隔离”，被关进笼子的感觉。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因疫情而被追踪的确诊病人，这个角色转变来得太快了。

　　“确诊病人”入院隔离，和一般受伤后去医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受伤了自己会疼，医院会有一套完整、熟练的流程来处理。但从老万的感受来说，他现在只是有点发热，和普通感冒的症状几乎一样，却忽然被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能出去半步，谁都见不到。没有缓冲，没有过渡，发现了就被控制了， 心里其实很难一下接受。而被隔离的这些天里，可能也没有人进过老万的小屋子，跟他说说话。想到这儿，我拍拍他的肩膀说： “老万，你不用担心，来到这里咱就是朋友了。”

　　我问老万关于这个病他知道多少。老万的表情很茫然，说他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这个病的传染性特别强，跟当年的非典很像。

　　我说：“你说对了，是跟非典很像，但是当年我们面对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时候，防护措施是12层口罩和传说中的‘板蓝根冲剂’，今天和当年可不一样了。”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心虚。在这样一个大阵仗、大环境下，没有经验，没有措施，不知道怎么办，人不害怕是不可能的。我唯一能参照的就是当年的 SARS。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全国都在说“抗击非典，众志成城”，我没有概念。但现在，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战斗一线的人是我，我变成了抗击疫情的一分子。回头想的时候才意识到，当年 SARS 暴发时，患者确诊人

　　数达5000多。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防护条件下才感染了5000多人。其实 SARS 的传染性不强，是致病性强，当年那场战役的根源是防护不到位。随着病情的进展，重视等级、防护等级也慢慢提高了，也才有了今天我身上的防护服。

　　当年抗击非典的人和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新型病毒的疫情，每个人都是第一次。

　　“对于这个疾病，你比我了解得多，”我坦率地告诉老万， “你知道它有什么症状，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你知道你的身体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而我没有见过，更没有得过，你是我的‘第一例’。说实话，现在我没有什么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 请你理解，但是也请你相信我，我会和你一起面对它，好吗？”

　　我没法跟老万探讨具体的治疗方案，因为能给我们参考的数据太少了。我们没有药可用，也不知道什么药管用。

　　我也知道，说出“我也不了解，我们一起面对”这样的话， 其实很冒险，相当于在自己的病人面前袒露自己“不知道”。但从我接到老万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把他当成病人，而是想和他“做朋友”。这是我有意为之的。

　　病区筹建的时候，我曾站在隔离病房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如果我得了这个病，我是什么状态？我是什么心情？ 我需要什么？

　　穿着全套防护服的作者

　　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或许就是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的。

　　因为穿着防护服彼此都看不出样子，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右边写了一句对老万说的话：别怕，我跟你在一起。

　　特殊时期，不光治疗手段需要“试”，连沟通方式，怎样面对确诊病人，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病人建立信任，都需要一点点摸索。

　　“现在全国对这个疾病都不是特别了解，我关注的可能是药物、治疗手段层面的东西，而你有切实体会，你把你的感受告诉我，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面对这个事，就没那么可怕了。”当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在老万的眼神中看到遗憾或是悲伤。老万反而打开了话匣子，慢慢开始说他是怎么确诊的，说他的感受，他的症状。

　　“老万，我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病人’，你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老万定定地看着我，说：“我明白。”

　　我们请几个专家一起会诊了老万的病情，给他制定了适合的治疗方案。我密切关注着老万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和化验结果，除此之外，还每天固定两次，进病房和老万“话聊”。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目前谁也不知道明确的阶段或者说周期，但是病人的心理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随着隔离时间的延长，一天一天，恐惧、焦虑都会加重。

　　治疗过程中，老万会不停地问—— “今天我的化验结果怎么样？” “我肺的胸片拍得怎么样？”

　　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

　　甚至“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你不敢在别人身上用的，可以给我试试！”

　　疫情防控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像老万这样的确诊患者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对家人的愧疚，一人确诊，全家都要被隔离。这个过程中他们见不到家人，我们就是他们每天能够见到的唯一对象。

　　老万的隔离房间原本是一个6人间，但是现在只有他一张床。房间特别大，大到有点空旷。有阳台，有卫生间，阳台外面就能看到一个小公园。遗憾的是老万只能在房间内活动，不能走出房间。

　　每次跟老万聊天，我都会格外留意老万的反应，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的状态。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听我的，或是信我的，我需要他参与进来——我教老万看他的化验结果，给他讲解 CT 影像怎样看：“你看你原有的病灶现在都已经缩小一部分了， 这说明，我们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CT 影像的前后对比，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我都指给他看。只有他动起来了，把精力放在我说的话上，他才不那么容易胡思乱想，心理压力也会小些。

　　其实，感染性疾病的康复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 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并不能将其杀灭。所以说人很重要， 自己很重要。而对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

　　有一天，我发现老万特别烦躁，一见到我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着急地说：“您能帮我个忙吗？”

　　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去见过父亲：“现在我被确诊了，我父亲也被强制隔离了，我父亲80多岁的人了， 生活不能自理，脾气又倔，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

　　老万听说父亲一直抗拒隔离，特别不配合，因此非常担心。“您能帮我协调一下，让我老婆跟我父亲在一块儿隔离，这样也能照应一下，或者在家隔离吗？”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牵涉到两个医院，我没有权利去干涉隔离政策，但是作为老万的朋友，我知道这个电话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明了情况。疾控中心很重视老万的情况，答应尽量协调。第二天，老万的家人就过去照顾老万的父亲了。当天下午，老万父亲的咽拭子核酸检测显示阴性，被获准居家隔离。

　　医生在讨论病人的 CT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万。老万的脸被口罩遮盖，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老万没说话， 却主动握了握我的手。

　　我正在用我的方式支撑老万参与到自己身体的这场“保卫战”中。

　　当天晚上，同事们都去清洁区吃饭了，病区里的病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在隔离病区值班。只是值班而已，却几乎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里，我接触不到任何人，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艰难的呼吸声，能看到的只有护目镜前面这一点点视野。我忽然想打电话，打给谁都行，我想跟人说话，我想周围有个人，我不想独自承受这一刻的孤独。

　　白天，我在病人、同事面前是“小太阳”，是带来希望和光亮的人。但夜晚，在隔离病区的走廊里，待眼前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终于能面对我自己，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我在隔离病区里进进出出这么久，但一想到那晚近乎静止的一个小时，就感到绝望。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更懂老万的心情了。

　　作者在隔离病房外

　　老万是家里的老三，他自己在武汉，另外两个哥哥都在我们这个城市。大年初一，老万的哥哥来给老万送饺子了。哥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说带了两份饺子来，一份给老万，一份给我。“您不用担心，这个肯定是干净的。”

　　但是我确实不能吃他的饺子，因为我们的病区里，所有物品都是单向流动，病人的物品是从病源通道进来的，一旦进来只能刹住，不能再往清洁区走。

　　哥哥转而给我拜年：“您辛苦了。我弟打电话都说了，我知道您很勇敢，但是您要保护好自己。今天是大年初一，我给您拜个年吧。”

　　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真的差点绷不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和病人之间其实是互相支撑的。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战士，在战场上坚决不能退缩，不能有任何思想波动。但其实我也清楚，自己就是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从1月15日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昼夜、不知阴晴、连续不断地工作，听见老万哥哥那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想往家打个电话。

　　我想告诉老万，也告诉那一晚的自己：别怕，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

　　老万写给医生的感谢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