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跌入大停滞之谜①｜真假创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认为，人们对世界经济跌入长期增长停滞认识不足与不准确，是导致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从创新、债务，以及文明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在哪里”之问。

本系列共三篇。以下内容为第一篇。在此文中，华民教授通过对创新定义的梳理以辨别“真假创新”，他认为，创新不足是世界经济跌入长期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大致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周期：大繁荣、滞涨、大缓和、泡沫经济和大停滞（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

大繁荣始于1946年，1968年世界性学潮（反越战）导致周期见顶，1973年石油危机造成战后世界经济繁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便是滞涨，滞涨导致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政策同时失效，于是只有通过自由主义改革来来应对滞涨危机；1979年里根、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分别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开始了自由主义的改革，从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了大缓和周期，大缓和周期终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为阻止经济下滑，美联储不仅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而且还放弃了必要的监管，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泡沫经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尽管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救市行动，但世界经济还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无可奈何地走向了长期的增长停滞。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各国政府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对内扩张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外执行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并未促使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反而强化了长期增长停滞的趋势，而且还带来了一些更为严重的新问题，比如全球治理体系的崩溃，全球性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兴起，等等。以上这些新的问题告诉我们，政府的干预政策搞错了方向，以致把世界经济弄得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糟糕。至于政府的干预政策为何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这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世界经济增长为何会跌入长期增长停滞的陷阱缺乏正确的认知所致。因此，为了能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做出正确的应对，首先需要正确认知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停滞的原因。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

创新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是，人们对创新的认知错误也是最为严重的。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创新加以准确的界定。从文献来看，对创新做出精确定义的应当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菲尔普斯。在菲尔普斯看来，发明不是创新，事实上发明很少能够成为创新，世界上大部分发明专利都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复制”“转让”“适应”都不是创新，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应用”；改头换面的“旧创意”更不是创新；引进外部技术也不是创新，它只是对“外部创新”的模仿。真正的创新是内生的、本土的创新。其基本内涵包括：新的创意、对资本与劳动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构思和生产新的产品、最终完成生产和销售过程。从这个定义来看，当今世界能够算得上创新的经济活动真的是太少了，以至于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大多数人所看到的创新都是“假创新”，无论从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还是收入增加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未真正进入到一个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如何识别真假创新呢？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鉴别真假创新的若干准则：

第一，创新类型。真正有意义的创新是具有离心进化性质的“毁灭性创造”，比如数码照相机对胶片照相机的进化替代等。大部分应用性的创新则属于假创新，比如已经走向全线崩溃的互联网金融P2P等，其在本质上属于非法金融交易（借贷），只是用了高科技（互联网）手段欺骗了监管部门与无知的参与者。

第二，创新指向，是产业模式创新，还是商业模式或盈利模式创新。产业模式创新是真的创新，包括熊彼特所说的技术、产品、管理和组织等创新。商业模式或者盈利模式等创新大都是假创新，比如瑞幸咖啡和蛋壳公寓等，这些公司真正要做的不是咖啡和公寓租赁，而是金融，其目的还是为了逃避监管进行非法集资，这些所谓的商业模式或者盈利模式的创新所带来的后果是风险，而不是咖啡或者公寓租赁业本身的发展。

第三，创新的领域，是生产领域的创新，还是消费领域或者社交领域的创新。生产领域的创新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就是为了提升产品质量，这些创新带来的结果不是增加了要素的收入就是提高了消费者的效用，属于真正的创新。消费领域与社交领域的创新则属于假创新，线上购物替代线下购物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比如物流配送所产生的环境成本（过度包装），用物流工（不需要与商品相关的任何专业知识）替代营业员（需要较高的与商品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主要取决于所售商品的复杂程度）所产生的就业技能降维的社会成本，以及被线上购物所消灭掉的、只有在线下购物才能发生的“服务”等。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关于线上购物是否创造了就业，没错，就行业本身来讲，线上购物确实导致大量物流工的就业，但这是以营业员和小店主的下岗和破产为代价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这只是一种就业替代，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就业创造；二是由线上购物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所谓的便利）则是以牺牲“服务”为代价的，服务通常不能免费获得，但在线下购物时，服务经常会以厂商作为商品的附加值而“奉送”给消费者的，消费者在线下购物所享受到的服务事实上会超过其为此而支付的交易成本。

第四，创新的主体。真正的、也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之主体是企业家，而注重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创新的大都为商人或者投机者。企业家和商人或者投机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关键之点在于：创造价值还是追求利润；产品导向还是财务导向；低的时间偏好还是高的时间偏好。很显然，企业家追求的是价值创造和完美的产品，因此通常都具有较低的时间偏好（除非处在股东与市场的高频监管之下），较低的时间偏好决定了他们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各种各样的创新活动上，而不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寻租（向政府或者自然寻租）或者交易（买卖资产、财务并表等）行为来获取或增加短期收益。商人或者投机者追求的是短期收益，其较高的时间偏好决定了他们势必会采取截然不同于企业家的做法，比如寻租、买卖资产、直至资源、市场与信息的垄断等。为了让这些行为变得合法与高尚，就必须将这些行为与高科技信息化技术加以组合，以便造成创新的假象。

第五，创新效应。由企业家所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会带来产业演化与经济增长的效应。从蒸汽机到钢铁冶炼、再到汽车制造和计算机的普遍使用都源于企业家的创新。但是，由商人或投机者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假创新，则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经济泡沫、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直至增长衰退等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互联网泡沫破灭直接造成了2000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灾难性暴跌，而金融创新造成的庞氏骗局则引爆了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则由无辜的纳税人承担。据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创新会带来正的外部性，而商人与投机者的创新所带来的则是为负的外部性。

在准确界定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讨论导致当今世界创新不足的社会经济原因。根据已有的研究，导致创新不足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人类进入科技荒原；创新方向出错；创新的社会环境趋于恶化。

泰勒·考恩认为，创新之所以那么难，是因为人类已经站到了技术上的高原，那里的树木都是光秃秃的，已经没有低垂的果实，那些具有非常重要应用价值的、并且容易攫取的科技成果已被采摘干净。人类的创新活动面临成本递增、报酬递减的困境。低的教育水平使得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已经很难，新发明诞生的速度大幅放慢，而且对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这一时代的人们坐拥18世纪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力成果（这与那个时期盛行金本位、人们的时间偏好率较低、能够专注于创新有关），却没有创造出同样的创新成绩，原因在于我们这一时代的人不思进取。人们为何会不思进取呢？关键在于社会向上阶层的垂直流动几乎没有可能，这不仅削弱了人们努力工作的意志，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敢于为创新承担风险的意愿，人们更喜欢的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庞大债务，只是迎合了短期的需求，但却压制了创新，从而只会为未来带来更多的痛苦。

以研究经济增长而著称的罗伯特·莫顿·索洛则把创新不足归因于创新方向出错。索洛通过观察发现当今世界创新不足，主要是由于创新被收缩在狭隘的信息技术领域所致。被收缩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为何不能推动经济走向繁荣呢？原因就在于它们只是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而且主要围绕着娱乐和通信设备进行，并没有带来真实财富，虽然提高了效率、速度、容量和功率，但对生产率的影响微不足道，近期的革新主要集中在商品和服务的营销及配送上，而不是创建全新的产业，所以不可能带来“电”和“内燃机”所带来的跨时代的改变。这些革新的主要后果是利润再分配，如谷歌和博客分走了纸面媒体和出版公司的利润，数字广告分走了报纸、杂志、电视广告的利润。它们在替代旧的产业的同时，却没有能够带来新的产业部门的兴起。结果，尽管计算机（电脑）到处都是，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找不到它的存在。泰勒·考恩赞成索洛的分析，进一步指出，当代引以为傲的计算机与互联网，与电力这样的发明不同，它们并未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也没有进入“生产”领域，更没有出现在经济的创收部门，互联网的大部分价值依然只停留在个人乐趣层面，没有出现在生产力的数据上，这个我们时代技术进步最为巨大的领域，还没有创造出多少真实财富，也没有为人类带来全面发展的工业科技。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对创新不足问题做了更为深刻的分析，认为当今世界创新不足是由“社团主义”“国家福利主义”替代“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菲尔普斯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是会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并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否则就不会有持续的繁荣。保持持续繁荣的原生创意来自人们的创造性，依赖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力。因此，原生创新需要一种能够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和制度，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创新与自由须臾不能分离。但是，起源于欧洲、逐步扩散到美洲的“社团主义”与“国家福利主义”把社区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追逐平均主义和短期利益，从而抑制了个人自由，导致创新活力下降。

凯恩斯主义主张增加政府支出来减少经济波动、货币主义主张稳定通货来控制通胀、供应学派主张减税来激励投资，但都不能激活创新。哪怕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于激励创新也是作用有限，原因在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片面地认为创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发的，而不是源于企业家内生的激励，以致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期望居然会高于对自由主义的期望。即使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他虽然创建了自由市场理论（看不见的手），但是，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只有分工，没有创新。他鼓励人们追求幸福，但是他却简单地把幸福定义为消费和休闲，而不是创新，以及人们通过创新所得到的成就感、满足感与创新成功的无比喜悦。菲尔普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世界创新不足，既与政策和制度因素有关，也与经济理论对创新缺乏研究有关。

创新不足对经济增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J.戈登认为，创新不足会导致生产率边界的收紧。对此我们可建立一个直角坐标系来加以分析：横轴代表劳动与资本两个向量；纵轴代表技术创新向量。连接横轴与纵轴的、凹向原点的曲线就是戈登所说的生产率边界。生产率边界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来加以扩张，横轴上的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纵轴上的创新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是人口的函数，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资本积累与投资都会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边界的扩张将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当技术创新不足时，生产率的边界就将难以扩张，于是经济增长就会限于长期停滞。

（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