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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十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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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旧址“枪战弹孔”

  

  西安事变旧址五间厅

  

  张学良公馆全景 西安事变纪念馆供图

  当周恩来急匆匆赶到机场时,载着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同机陪同的则是刚刚在这里搅起巨大风暴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点,张学良飞离古城,却将一段浓墨重彩的历史留在这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场惊天动地的“兵谏”,成为1936年西安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14天。

  “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1936年12月12日晚,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张学良再次通电时,依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尽管当天,中共中央已先后两次收到张关于“兵谏”发动的电报,但这一惊天巨变还是太令人吃惊!

  毕竟到此时,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正式接触只是这一年内的事。一年前的1935年,双方还是你死我活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对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此同时,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指挥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红军。

  红军能否在陕北生存下去,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张学良东北军的“围剿”。从当年10月起,红军先后发起3次战役: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三大战役以红军的完胜而告终,东北军则损失了将近3个师。

  尤其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在陕北稳稳地站住了脚。被红军优待的东北军俘虏,返回后则积极宣传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让张学良意识到“剿共已属无望”。他开始想办法和红军接触,力图停战自保。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中央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反共,走向抗日。

  党史专家、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教授说,这些发生在1935年年底的事,都为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1月,经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67军团长高福源的主动联络,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见到了67军军长王以哲,和驾机飞来的张学良。2月28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两军互不侵犯等三项口头谅解。3月5日,李克农又和再次驾机飞抵洛川的张学良,达成双方负责人尽快在肤施(今延安)见面,互派代表到友邦等约定。

  在此期间,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电台联系也建立起来,身处前线的彭德怀和王以哲之间可以就军事问题直接联系。

  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相会在延安城内一个教堂,34岁留小胡子的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38岁留大胡子的周恩来。

  袁武振教授说,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双方长谈了6个多小时,初步达成共产党在外“逼蒋”、张学良在内“劝蒋”的共识。从这次会谈起,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给张学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5月12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再次在延安会谈。此次所谈比上次大有深入,包括西北大联合,两军协调行动,联合其他军阀等问题。

  与此同时,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合作也积极进行。1935年年底毛泽东派汪峰见杨虎城时,双方曾订立过通商和交通的口头协议。1936年6月后,当杨虎城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介石收买”后,彻底意识到蒋对自己包藏的祸心,他和中共联络的步伐随之加快。

  8月下旬和9月上旬,杨虎城在西安先后会见了潘汉年和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张文彬随后作为中共代表派驻杨部,双方确定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

  张、杨在分别与中共联络的同时,由于共同的命运、处境及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促进,也逐渐消除隔阂,加强了联系与合作。到1936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即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并协助张、杨改造军队,共同为抗日做准备。

  由此,进入1936年秋天后,在陕西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已初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并正积极酝酿发动“西北大联合”。

  袁武振教授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逼迫,1936年秋冬在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也肯定会发生一些历史性的变化,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最终会演变到“扣蒋”这样的剧烈。

  “先抓起来再说”

  1936年冬,蒋介石先后两次驾临西安,一次在10月,一次在12月。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研究室主任石八民说,蒋介石10月西安之行的目的是力挽西北“每况愈下”之局势,完成彻底消灭“共匪”之大志。

  10月27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召见西北“剿总”高级职员,宣布“剿共”计划,当天下午又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极力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声称“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

  不愿“剿共”的张学良,曾在华清池提出“停止内战,率众抗日”的主张,却遭到蒋的喝斥。石八民主任说,共同的抗战诉求让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两人对蒋的怨言越来越多,在联合“劝蒋”等方面有了更多共识。

  12月5日,蒋在华清池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要么服从“剿共命令”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要么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和福建,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进剿。

  蒋介石的最后摊牌,给了张、杨强烈“震慑”。

  石八民主任说,这把与红军已达成停战协定的张、杨逼到了绝路上。如果不遵蒋的指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必须调离陕甘,中央军就开进陕西,不仅与红军的“三位一体”不复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将被分化、瓦解。

  因无法接受蒋介石给的两条路,张、杨试图继续“劝蒋”抗日。

  12月7日上午,张学良到华清池想以至诚感动说服蒋,结果两人发生激烈争论。蒋拍案“训斥”张:“现在你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当天下午,张给中共中央去电,电邀叶剑英火速来西安“有要事待商”。但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从电文中读懂张的用意,直到10日才复电告知,叶剑英要15日才到西安。因此,张学良在“兵谏”发生之前,没能和中共中央实现协商。

  12月8日上午,在张学良的建议下,杨虎城也到华清池行辕劝蒋,但亦未果。

  最激烈的一天发生在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万余学生在城内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又向临潼进发。蒋电令张学良加以阻止,如果学生不听则“格杀勿论”。

  张学良赶来劝阻学生。之后,再赴临潼面蒋,痛切陈词,却遭到蒋的臭骂,二人之间争吵激烈。

  石八民主任说,早在12月8日,张、杨之间已经沟通过“兵谏”“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到12月9日晚最后一次“苦谏”“哭谏”失败后,张、杨就最后下决心对蒋实行“兵谏”。

  12月10日开始,张、杨开始商谈“捉蒋的方案”,并分别调兵遣将。11日晚12点,张学良赶到新城杨虎城公馆,两人共同坐镇指挥。

  闻知“兵谏”计划后,两军所有将领均没有异议,唯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提出了一个问题:“抓起来之后怎么办?”张学良手一挥说:“先抓起来再说。”

  12月12日凌晨,“兵谏”按计划在西安和临潼同时打响。

  “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蒋介石没有想到,1936年12月的西安“震慑”之行,最后会反遭张、杨的“震慑”。

  “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批(披)衣,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响。”蒋介石在后来补记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日清晨“事变”的发生。

  当日清晨,包围华清池的东北军发起行动。蒋介石只有一个排兵力的警卫队,很快不敌东北军300多人的攻击。蒋仓皇间“越墙而出”,向华清池后山——骊山狼狈而逃。

  当孙铭九等人摸到蒋的下榻处——华清池五间厅时,已人去房空,唯蒋的军帽、皮包、假牙还在。这一“意外”,吓坏了在西安新城坐镇指挥的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迅即下令:搜山。

  黑暗中慌不择路,穿越荆棘爬到骊山东约500多米远后,蒋藏身于一块巨石后。约7点天色微明,蒋被搜山部队发现。当得知发动袭击的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后,蒋大松了一口气,顺从地被孙铭九等人簇拥下山,随后被“请”到西安。

  相较临潼的意外,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的行动异常顺利,随蒋而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等30余人均被扣,驻扎城内的中央军警宪特等全部被解除了武装,西关外机场也被控制。

  当天上午,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兵谏”发动同时,张学良即给中共中央去电,通报蒋介石、陈诚等均已被扣,并急切询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接着,张、杨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周恩来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周恩来赶到张学良公馆,与其进行单独交谈。为方便与各方面人士打交道,周恩来专门剃了胡子,张见到更显年轻的周恩来时,甚表惋惜地问:“你的美髯呢?”

  18日上午,周恩来由红军驻杨虎城部代表张文彬陪同,在止园拜会了杨虎城。

  袁武振教授说,周恩来在到西安后不到20个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基础。多年以后,张学良依然肯定周恩来是他的主心骨——“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但此时的南京方面却战云密布。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主“讨伐”,指挥中央军由潼关向西安推进,并轰炸渭南县城。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则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石八民说,12月23日至24日的谈判,主要在张学良公馆的西楼会客室进行。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进行谈判。经过两天的艰苦努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

  12月24日晚和25日上午,周恩来两次见了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25日当天,蒋介石还召集张学良和杨虎城训话:“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虽说已达成协议,但在如何放蒋的方式上,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都有不同意见。当周恩来当天下午正尽力协调三方意见时,却意外得知,张已亲送蒋介石飞往洛阳。

  周恩来迅即驱车赶往西安西关机场,但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飞机已经起飞。

  无论如何,这场惊天动地、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归和平解决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延伸阅读:

  蒋介石对谁写下了“此人神经病,不能再用”的批示?

  

  1935年8月7日,力行社特务处长戴笠向蒋介石呈报了一份人事申请,内言某人“尚赋闲南京,现……愿侍奉左右,籍供驱策”,希望蒋能批准任用。这本是众多呈报中的一份,蒋介石对此的批示一般以“如拟”“可也”等方式批准,再不济也会写上“来见”,意即待见过此人之后再决定是否任用。

  在当时,无论是戴笠还是侍从室的呈报参谋都没有觉得不妥。可恰恰就是这么一份呈报,蒋介石在旁边赫然写上了“此人神经病,不能再用”的批示,这是破天荒的一例,也是蒋有生之年中唯一的一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此人是谁?究竟做了什么事让蒋如此反感?

  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要先从这位主角说起。

  他的经历丰富到你无法想象

  此人姓俞,单名一个墉,字哲人,1905年10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的一户商人家庭。俞墉先后就读于县立小学和省立第四中学。1923年4月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受到进步青年影响而加入国民党。或许是觉得理念不同,俞墉仅过了三个月就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此后在胡公冕、季方的介绍下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

  
黄埔军校时期的俞墉

  在黄埔军校的俞墉思想进步,表现积极,加上他考入军校前一个月正式转为共产党,使他一度成为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的代表人物之一。1924年11月军校毕业后,俞墉先是被周恩来要到政治部担任中尉组织员,1925年其历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总队步兵第3大队第10队上尉副队长、校长办公厅上尉干事、第四期入伍生团第3营第9连上尉连长等职。1926年5月又当选为血花剧社执行委员。

  像俞墉这样不断在军事和政治岗位上转换历练的一期生并不多见,蒋介石还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亲调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1科少校参谋,可见蒋有培养并重用此人的想法。不仅如此,蒋对俞墉还非常信任,通过以下两件事可见一二。

  其一,蒋介石在正式宣布北伐的第一天就命俞墉携带由参谋处制作的计划图表和秘密指令送至各军。其二,蒋介石特派俞墉携带一份图表齐全的军事动员令送达苏联顾问加伦。如此重任,可是连蒋介石忠实信徒的众多国民党员都没有的。

  或许蒋介石在当时有引导俞墉重回国民党的想法,不过当时的俞墉对立场颇为坚定。然而,随着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发生,俞墉的信念以及他今后的仕途被完完全全的改变了。

  由于俞墉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在蒋介石的总部自然无法安生,好在蒋也不杀他,这使俞墉能够成功前往武汉归队,并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湖北警备团中校副团长。可是好景不长,汪精卫在同年7月发动“马日事变”,俞墉在对前途悲观失望之际,郁郁前往上海寓居,终日无所事事。其实蒋介石一直在向他张开怀抱,但俞墉顾虑到当初离开南京前往武汉的行为没有应召。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两年。曾因反蒋下野游走欧洲的邓演达于1930年5月秘密返回上海。邓演达一到上海就寻找在上海以及江浙地区赋闲的黄埔学生,号召他们一共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试图以此来寻求新的政治发展,长期赋闲的俞墉便是积极响应的一员。

  1930年8月9日,“第三党”在上海法租界中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中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俞墉被选为委员并参与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就在俞墉积极开展活动时,邓演达却被早已掌握其动向的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俞墉虽然不在邓氏身边,但仍于10月4日在拉斐德路(现复兴中路)桃园新村8号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侦察队抓获,随即关入狱中。

  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吗?俞墉心有不甘,但又无力改变,只得在狱中浑噩度日。好在他的校长蒋介石还没有放弃这些跟随邓演达试图反蒋的学生,便派遣戴笠去狱中劝说他们“自新”。俞墉遇此机会自然不愿放弃,他和同在狱中的余洒度、韩浚、陈烈、徐会之等人纷纷表示愿意“自新”,俞墉甚至还在1931年3月25日公开在报纸上发布启示,以表重回蒋介石麾下效力的立场。

  就这样,俞墉在初入国民党参加革命,到共产党、再到第三党,终于在前后折腾了近七年之后重新“归队”了。

  再有“神经病”校长还是舍不得

  俞墉重新回到国民党,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军政部航空掩护大队中校大队长。对于黄埔一期生来说,到1932年还只是中校的仅寥寥数人,这让俞墉觉得十分尴尬。但你也不想想自己之前的“劣迹”?此外航空掩护大队并非普通部队,而是担负当时的新兴军种——空军各机场的安全职责,要知道当时的每一架飞机都精贵得很,轻易不能损失。可对俞墉来说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过低的级别,于是在干了大半年后,自己提出了辞职。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干军事职务,那就搞政工吧。俞墉迎来了他的第二个职务,新编第1军政治训练处上校处长。级别是够了,可新1军远在西北偏远地区,这一去可苦得很。不过戴笠在俞墉启程前赋予了他一些特殊使命,如监视西北驻军的动向,发展国民党嫡系在甘肃的势力等等,这倒使俞墉感觉肩负重担,决定在甘肃大展拳脚了。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甘肃情况非常复杂,不仅有中央军与杂牌军的矛盾,还有杂牌军与杂牌军的矛盾。新1军当时属邓宝珊的陕军,除了中央军试图染指外,位于陕西的杨虎城、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也都有意争夺,这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受西北军残余势力影响的土著部队了。

  
关于“脑部疼痛”的报告

  俞墉在坚持到1934年9月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他的工作很难展开,就打电报到南京希望能够回去。可是俞墉接连打了三次申请调回的报告,蒋介石就是不批,无奈之下,他只能在10月5日第四次打报告,并声称自己生病了,且是“脑部病痛”,请求蒋介石能够批准给他“假期赴沪治疗”。

  蒋介石终究还是同意了。不过俞墉的一连串表现,可能使蒋介石失望透顶。于是在俞墉试图投考陆军大学正则班失败,并希望再谋职务由戴笠出面申请的时候,蒋介石以俞墉此前所提出的“脑部病痛”而作出了“此人神经病,不能再用”的批示。

  
“此人神经病不能再用”的批示

  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于这位一期学生依然存有师生之情。对于这位让蒋介石十分无奈的学生,蒋在1936年12月亲批准俞墉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深造,并在俞墉1938年10月毕业后不久,派他到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担任少将高级参谋。

  高级参谋毕竟是闲职。值此抗战危难之际,即便是俞墉也想要能够出一份力,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军拼杀一番。可俞墉的经历使他不可能再有担任部队长的可能,于是他找到了一期同学胡宗南帮忙。胡宗南念及同窗之谊,出面向蒋介石提交申请,并在经过争取后为俞墉谋得了第1战区挺进第17纵队少将司令的职务。虽然不是正规军的部队长,但好歹是一支部队啊,俞墉赴任去了。

  第1战区挺进第17纵队当时位于晋西南地区,任务是配合战区野战部队开展游击作战。较差的战斗力、复杂的形势、艰苦的环境,注定了这支部队很难在此情况下存活下来。俞墉使出浑身解数,期间数次指挥部队阻击日军,但还是在1942年2月被日军击溃了。俞墉此后虽然被第1战区新任司令长官蒋鼎文调回总部担任作战人员研究训练班办公厅主任,但已经身心疲惫的俞墉仅在到职三个月后,就辞职前往西安闲居。

  抗战胜利之后,俞墉于1946年2月18日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不过此时的俞墉已经志不在军旅,他与李侠公、李奇中等人组建“中国军事学术研究会”,并创办通讯社,以研究会和实业为掩护一方面从事策反工作,一方面做好上海民主人士的思想工作,以迎接上海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俞墉被任命为交通部专员,后于1960年8月去世,享年55岁。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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