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不平等，导致身处劣势的工人无法展现其潜能，经济也就下降

　　【本文节选自《我们的孩子》，作者：[美] 罗伯特·帕特南 译者：译者田雷、宋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出生在穷人家，穷孩子无法在家庭、学校和邻里社区内汲取充裕的资源，像有钱人家的同龄人一样去发展上天给予的才华。当然，出于身不由己，这并非穷孩子自己的过错。但经济要发展，生产力要进步，我们的国家总是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才，多多益善，浪费人才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机会鸿沟让我们所有人都承担起实物成本，而且还要浪费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

　　1975年，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他所谓的“大抉择”（theBig Tradeof)。我们可以追求增进社会平等的政策，比如说通过税收制度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但这么做势必会牺牲经济生产力。但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奥肯在提出这一理论时曾特别指出，这一抉择定律并不适用于对机会平等的追求。在我们追求机会平等时，在平等和效率之间的抉择是不存在的，因为对穷孩子的投资不仅会推动所有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会拉平穷孩子参与竞争的场域。纵观美国的历史，这一直是公立教育的核心理念，而当下已有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制度前提。

　　在全球化的时代，对穷孩子的投资不足甚至会导致更大的代价，因为现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在雇主的需求和低技术工人的能力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技能不匹配”。如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所言，这就会导致“低教育程度者的效能递减”，最终会放缓经济增长。我们当下的公共辩论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却认为这主要是“学校教育的问题”。而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却正相反，穷孩子眼下所面临的大多数挑战并不是学校造成的。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大卫·奥图（David Autor)在研究中运用完全不同的证据，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美国的教育状况每况愈下，但问题的主因并不出现在美国的教育系统上。”

　　如要用精确的数字估算出机会鸿沟的经济成本，这绝非易事，但是三项分别展开的独立研究，运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却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估算出的数字大得惊人。

　　哈里·霍尔泽（Harry Holzer)及其合作者估算了儿童贫困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年度净损失。他们的结论是，“每年的经济损失总计大约在五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4%。更精确地说，根据我们估算，这总计近4的损耗分布于如下三项：（1)生产力和经济产值的下降，大约占年度GDP的1.3%;(2)因犯罪率上升而导致的成本，大约占年度GDP的1.3%;(3)因医疗费用的增加和身体状况不良而造成的损耗，占年度GDP的1.2%.”克莱夫·贝尔菲尔德（CliveBelfield)及其合作者关注的是他们所说的“等待机会的青年人”（opportunity youth),根据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也即年龄在16至24岁之间，既不在学校读书，也没有工作的青年人。这个群体大致上就对应着本书始终关注的下层阶级的孩子，也即那些出生并成长于贫穷、教育背景低的家庭的青少年。贝尔菲尔德及其合作者不辞辛劳，估算出每位“等待机会的青年人”给纳税者带去的额外成本，既有年度的成本，也有毕生累积的成本。紧接着，他们又估算了每位“等待机会的青年人”给整个社会所施加的负担（比如，犯罪所要付出的私人成本，或者经济增长放缓的代价）。他们的分析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甚至纳入了教育系统因穷孩子退学而“节省下来的成本”。如表6-1所示，他们开列出来的各项成本看起来令人咋舌。

　　在以上所列的成本中，大约有三分之二反映的是经济收入的损失、经济增长的放缓、税收的降低，同时仅有不到5%反映的是“福利”项目的开支。这就是说，即便我们是铁石心肠，对这些穷孩子袖手旁观，任由他们自食其力，自生自灭，我们仍无法摆脱上述成本中的绝大部分份额，因为这些孩子还是无法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

　　凯瑟琳·布拉德伯里（KatharineBradbury)和罗伯特·特里斯特（RobertTriest)总结了此前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已经证明，机会的不平等首先导致身处劣势的工人无法充分发展其各项潜能，因此也会放慢经济增长。在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后，他们比较了美国不同都会地区的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最终发现社会流动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增长的幅度也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标准教科书预测的基准。比如说，亚特兰大地区的代际流动速度缓慢，而盐湖城地区的代际流动则很迅猛，假如亚特兰大地区的社会流动可以追得上盐湖城地区，则其人均实际收入可以在10年间增加11个百分点。同理，假如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地区的代际流动速度可以赶上爱荷华州的苏城地区，那么其人均实际收入在10年时间里可以增加27个百分点。如能展开更多的研究，无疑可以完善这些数据，但上述的估算也都是严肃且严谨的。不仅如此，这些估算竟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关键问题之所在：当我们置为数如此众多的美国青年于不顾时，我们将为自己的袖手旁观而支付出极为昂贵的代价。

　　但知易行难：估算出无所作为的代价成本，并不能自动告诉我们，应如何作为才能避免这些代价，当然也无法告诉我们，如要行动起来改变现状，这些行为本身又会带来多少成本－当然也有学者沿着这条道路进行探索，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kman)就曾继续过估算，即便对儿童早期教育进行投资往往成本不菲，但这种投资所产生的实际回报率大约为6%至10%,超出了股票市场的长期回报。即便承认这些估算目前都还停留在很粗略的阶段，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忽略穷孩子的困境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闭上眼睛，视若无睹，并不会让问题自动消失。

　　这些统计上的发现完美地契合了我们在本书中所讲述的人生故事。

　　例如，克林顿港的大卫就是一名干起活来很卖力的正派青年－他努力担起了照顾自己8位同父异母弟弟妹妹以及年幼女儿的责任，在一连串兼职的低薪工作中转来转去，挣扎着维持生计。但因为他此前有过犯罪记录、读书不多、再加上家庭和社区多是负能量，所以他的经济选择始终有限，生活如逆水行舟。他当然也想为克林顿港经济的复兴出一份力，但他做不到，他的存在只能是社区资源的负担，既会导致实际成本，也会施加机会成本。只要我们这些人不施以援手，大卫很可能就只能穷困潦倒地过一生。推而广之，这同样是凯拉、伊利亚、米歇尔、罗拉和索菲亚的、丽莎和艾米的命运。但如果我们能开始闭合机会鸿沟，这些孩子就不再是我们经济的拖累，而是如他们所愿，成为有助于经济的一份子。

　　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奥肯界定的“抉择”并非必然，并不意味着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就从不存在着权衡。有些再分配方案会给社会生产力造成难以承受的代价，这是我们现代人都非常熟悉的。这说到底还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判定，一项旨在推进机会平等的公共政策却造成了经济发展无力承受的成本？但一个合理的判断是，现如今的美国还有相当大的余地，可以同时推进机会平等和经济增长。但是为了实现这种双赢，我们现在就不得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