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新：我深情地爱着那片海

李立新先生是个有故事的人，不管是在与朋友们的交流中，还是在自己平时的接触中，处处都能感受得到。这故事既来自他在海军工作期间的不凡履历，也来自他在海洋系统工作期间的亲力亲为。在他50余年的海洋工作生涯中，自始至终绕不开的一个词是南海，对于祖国南海的关注、关切与关爱伴随着他一路走来，南海成了他梦牵魂绕的那片海。为此，借着在广州开会的机会，特地前去采访现任广东海洋发展研究会理事长的李立新先生，下面就是本次访谈的全部内容。

李立新，1950年出生，祖籍河北省任丘市，1969年2月入伍，1969～1978年分别在南海舰队护卫艇46大队、龙门水警区教导队、海军大连海校任职和学习，分别担任副艇长、参谋、航海业务长等职；1978～2011年在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任职，分别担任南海分局计划科参谋、向阳红五号船船长、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等职；2012年至今，担任广东海洋发展研究会理事长。

海防港扫雷，在战斗中成长

入伍时留影

我是1969年入伍，1978年调到海洋局，1983年脱军装，在海军舰艇部队大概10年时间，前前后后在海军工作实际上有15年的时间，军营是我海洋梦开始的地方。

营区留影

入伍在中越边境的广西龙门巡防区，位于我国海岸线的最西端，也是我国海军设防最西侧的区域。我在护卫艇上工作，最早是从做报务员开始，一路干到航通长、副艇长，在此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2年开始的扫雷工作。

美国1972年开始封锁海防港，用飞机布雷，投送了大概10000多枚水雷，封锁了整个海防港。因此，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国援越的物资进不去、出不来，而当时所有的援越物资都要通过海防港，美国想以此来困死越南。

此时上级把任务就下达给了海军，由于我们紧临越南，因此上级就把任务下达给了我们所在的水警区。当时美军布的水雷叫MK42和MK52，通过前期的摸查发现这种型号的水雷很难扫，不是声响雷就是磁性雷、水压雷，很多还是混合雷，传统的扫雷具根本无法扫。

海军当时出招是用炸弹去炸，因为二战时期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攻破德军防线，水域排雷就是用飞机投弹方式。而我军当时没有那么多飞机，也不想在越南与美军公开宣战，能想到的招术就用15艘高速护卫艇去炸。方式是15艘编队3艇一组，航速15节，3秒一次；同时投下3枚深水炸弹。

任务下达后，海军决定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主，当时考虑我大队艇只配备较新，而且距离海防港较近，为此前期进行了半年的训练。我当时正在担任航海参谋，海军要求非常严，3艇一组，前导艇在前，队员艇在后。要求队员艇船头与前导艇驾驶台平齐，间隔30米，航速15节，艇只的导航难度非常大。当时舰艇定位没有测距仪，更没有GPS，只能用航海六分仪测距，测夹角来估算距离，但无奈护卫艇航速太快，定位延时太多，后只能改用三角板估算相对距离来确定相对船位。

在护卫艇上训练

当时白天、晚上都要训练，白天好办一些，夜间就麻烦了。夜间因保密需要不允许开灯航行，就需要凭直觉导航，就这样训练了半年。实弹演习过程中，要求在3秒中投弹3个，每个深水炸弹装药165公斤TNT，将近500公斤的TNT炸药，要求在同一时间爆炸，难度可想而知。炸弹的威力非常大，把舱内的防爆灯都震裂了，在此期间对艇只也进行了伤害评估，经检查评估合格。

考虑到战时状态，要求我们在夜间进入越南水域，不允许开灯，夜间排雷、夜间撤离，所以遇到的情况非常特殊。我当时刚刚从大连海校毕业不久，才20多岁，这对我本身的专业技术能力的锻炼获益较多，如扫雷编队如何编，扫雷的航海保障如何组织？等等，都要靠心算、脑记来确定艇位和转向点。作为航海参谋到部队后独自组织实战实弹航海保障，最后我们的训练经考核完全符合实战要求。虽然因越方原因取消了入越炸雷计划，但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也是我在海军生涯记忆最为深刻的事件之一。

护卫艇编队训练后，在码头与战友合影留念（左一）

支援西沙海战，在艰难困苦中值守

海军生涯印象深刻的事还有支援西沙海战。1974年1月19日，我正在航海短训班给部队航海人员上课，讲授航海实操技术知识，接指示立即回大队部，大队首长让我立刻准备航行计划，由驻地到榆林，从榆林到西沙。此时西沙海战爆发了，我们的任务是马上前去增援，我们一同出发的是8条艇。

于是，马上赶到航保仓库领海图，做航行计划。上午准备，下午4时就出发赶往榆林。正好遇上冬季，受冬季季风气候影响，海上风浪很大，当时导航的设备非常简单，就是一部雷达、一个磁罗经，编队只有指挥艇一台罗兰-A定位仪，定位精度也非常差。就这样顶风破浪、星夜兼程，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就赶到了榆林港。

编队进入榆林港以后，感觉整个气氛不一样，所有舰艇都配备了伪装，到了一号码头才发现，一切都按战时状态在运作。码头上在毛主席塑像台阶上摆放几台手摇电话机，指挥人员指挥各路舰艇加油、加水、装弹，一片忙碌的景象，作战室给我们编队陆续下达了三次指令，在让走与不让走之间犹豫。

我们那时没有西沙海图，当时我也没有去过西沙，当务之急就是补充西沙海图，确定从榆林到西沙永乐群岛的航法。直到晚上8时，才下令我们起航。后来才搞清楚让我们再三等候命令的原因是，前指焦玉山（时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总指挥及相关随行人员要由我编队护送，并要为陆军部队携带部分作战物资。我编队的主要任务是把前指指挥所送到西沙战区，并增援西沙海战。

编队出了榆林港，涌浪特别大，同时由于距岸远，雷达导航失效，只能靠经验推算来导航，就怕迷航。幸运的是，经过昼夜的兼程终于准确地发现了珊瑚岛。记得当时涌浪大，副长、雷达兵等都晕船，加之海图室密闭，雷达仓强磁噪声和轮机仓轰鸣声交织在一起，航行条件非常糟糕，只有我没有晕船还在值守。独自坚持为编队导航，多日整夜未眠，因此非常疲惫。

待1月21号凌晨5时我们到了指定地点后，有两个任务：一是护送前指总指挥及随行人员到指挥所，当时给我们传达的指挥所位置是在晋卿锚地，去了以后才发现指挥所已经转移，折腾一番才把前指总指挥送到指挥所；二是要带两名潜水员探摸为避免沉没抢滩搁浅的389号扫雷舰上的密码，当时的情况是389号扫雷舰在人员撤离时没能带密码上来。

在护卫艇上工作

我们编队到达西沙后，事实上西沙海战已经结束，但指挥部命令我们值守西沙。为此我在西沙坚守的时间很长，有将近整整一年的时间，要知道在当时驻守西沙的环境条件非常艰苦。即便如此，也咬牙坚持了下来，非常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

西沙值守的环境艰苦总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发按战时的部署，参战艇只要求人员配备有双备份，指挥艇上共有50人，造成用水更加紧张，要求5吨水用一周，一人一天只有一口杯的用水指标，没有办法洗澡，人受不了；二是出航时为冬天，官兵们都穿着呢制服，没有带其他季节的服装，到了夏天，军队又要求不能光膀子，经历着高温、高湿、高盐的气候，非常难受；三是伙食差，护卫艇没有冰柜，没有蔬菜补给，成天吃罐头食品，因此很多人得了胃病，我自己也因为高度紧张，在西沙返回后检查发现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第四是睡眠质量的问题，艇只没有空调，白天甲板上温度可达40～50度，晚上要到深夜才能降点温，舱内温度更高，因此一直休息不好；五是医疗条件差，在航行期间出过一个笑话，有一次战士生病需要打针，卫生员在大风浪航行时手一晃，针头断了留在肉里，其疼痛程度可以想象。

记得在大连海校期间参加航海参谋班，当时全海军一个班就24人，因为学制短，没有教基础课只有专业课，此阶段整个海军的航海专业人员非常匮乏。在担任航海参谋期间，其他人都可以轮岗，因为没有人顶班，唯独我没有安排轮岗，就这样足足在西沙值守了将近一年，除了几次去榆林基地补给的机会外。另外，在西沙期间，航海除了陆标导航和雷达导航外，更多的情况是推算导航，主要依据自身的经验，应该说对于专业技能提升也有很大帮助。

对我来说，海军时期的这段经历非常艰苦但很值得回味，令我受益匪浅，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我一辈子的宝贵财富。

在西沙值班修整地点——永兴岛

转换角色，开启新航程

时间来到了1978年，海洋局到部队选干，我进入到了国家海洋局队伍。国家海洋局成立于1964年，从最初人员构成来看，是以南海舰队人员为主组建的国家海洋局，第一任国家海洋局长齐勇就来自南海舰队，时任副司令员。不难发现，最早国家海洋局机关的干部多数来自南海舰队和海司航保部，其主要的使命任务就是为海上军事斗争服务。

南海分局组建于1965年3月8日，是三个分局中最早组建的。组建初期以军人、学者和大学毕业生等几方人员构成，分局组建的最初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配合三个舰队提供水文气象等资料的战场保障；二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主要是为海洋渔业服务。

另外，当时国家海洋局有两支队伍：一是海洋调查船队，是从海军各舰队抽调一些官兵组建；二是海洋观测的沿海台站，先整编了国家气象局的沿海气象站，转为海洋站，尔后再通过招收大学生等方式扩大规模。

组建初期的国家海洋局严重缺乏专业技术干部和政工干部，除了从海军院校和部队选调以外，从1968年开始用征兵方式扩大队伍规模。

文革期间，因为西沙自卫反击战等因素，国家海洋局脱军装的事就被搁置了下来。这个阶段直至1980年，国家海洋局用征兵的方式来扩大规模。海洋局船队也是那个时期逐步建设的，最初从部队登陆艇及一些地方水产研究所的小船，1970年前后才开始动手自己造船。在此期间，建造了向阳红、曙光系列海洋调查船，即1200吨仿护卫舰的向阳红系列海洋调查船舶，及600吨仿扫雷舰的曙光系列海洋调查船舶。

参加靶场调查，领悟科技强才能国家强

因为是航海干部出身，所以1978年4月我来到海洋局后，10月就马上参加了第四次靶场调查，主要为海上洲际导弹发射做准备。前后在南太平洋海上工作了两个多月，靶场调查内容包括高空、中空、低空气象，水文、海洋地质及重磁等，调查要素非常齐全。当时所用的重力仪是我国唯一一台从德国进口的海洋重力仪，为最初的海洋调查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今天它的机架还在为海洋二所所用。除此之外，水文观测所用的机械式印刷海流计、颠倒采水器等，都是体力活，干起来非常累。对我来说，通过此次调查的最大收获是，了解了整个海洋调查的全过程，了解了什么是大洋。可以说我是从北部湾走进南海，再从南海走向大洋的。

第四次靶场调查留影

580海上编队指挥所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右五为海上编队总指挥刘道生、前排右六为副总指挥杨国宇、前排左五为参谋长张序三、后排右二为李立新）

1980年，参加了在南海向太平洋发射东风五号运载火箭实射任务（简称“580”任务）。向阳红5号作为指挥舰在完成黄海集结后，编队夜间穿过宫古海峡走向太平洋。在穿越宫古海峡后，由于对外发布了海事通告，一路都有国外舰艇伴随，有亲历者以此为题曾写过一本书《绝密航程》，其中对此就有过详细的描述。对我来说，通过这两次大洋调查任务，在现场让我深深体会到，科技强才能军事强，军事强国家才强。

1986年，我被调到向阳红5号船，先后担任第二船长与船长。说实话，我当初对到海洋局以后还要再上船工作还是有些抵触情绪的，毕竟海上生活漂泊不定，从部队到海洋局诱因是希望能稳定一些，能在机关工作。

1990年，在向阳红5号船上指挥（右一）

到了海洋局以后，在那个阶段也参加了船长考试，源于多年的技术积淀与经验积累，考取了远洋船长证书。当时在国家海洋局拿到远洋船长证书的人员奇缺，因为很多从军队转业来的船长文化基础太差，13门课程的文化考试他们很多通不过。1984年，因为身体原因曾在家休养了一年，1985年时任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上船担任船长，家里建议我服从组织决定，整过自己慎重考虑后，最后还是去了向阳红5号船担任第二船长。

从小艇到大船，中美联合调查开眼界

从排水量125吨的小护卫艇到15000吨的巨轮，开始感觉向阳红5号船的单伡、单舵很难操纵，一番努力后终于能熟练驾驶了，也使我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向阳红5号人数多、装备多，部门广，涉及航海、甲板、轮机、气象、水文、地球物理等，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人，管理难度大。地方管理与部队管理特点不同，因此也在不断学习中锻炼自己，在向阳红5号共计工作了6年。

向阳红5号船

在向阳红5号期间最为深刻的事是参与了中美海气联合海洋调查，是中国的海洋调查首次与国际合作，也是我国用自己的海洋调查船第一次走进深水大洋。记得当时在第一航次的时候，美国驻中国大使亲自来码头给我们送行，国家海洋局局长、外交部有关人士随同送行，中央电视台作了全程报道，在我国科考史上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

央视记者为李立新拍照留念

通过中美联合科考开阔了眼界，这是我真真切切的感受。过去进入深水大洋是为了我们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巡航导弹向海上发射就是典型的例子。而这次出去的目的不一样，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是与国外科学家在一起工作，第二是使用国外的设备进行海洋科学观测和调查，第三是停靠到了国外的港口。海洋科技国际合作让我国的海洋科技工作者开了眼界，知道了国外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认识了国外海洋装备的先进性，与此同时，进入国外港口后也目睹了国外的风土人情，看到了我们的差距。

出港时在船上与悉尼歌剧院留影

我参加的第一次中美联合海洋科考去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密克罗尼西亚的波拿佩，澳大利亚的悉尼、达尔文港，整个科考海上历时总长100多天。先是中美联合海洋科考，到了悉尼后澳洲科学家参与了进来，变成中美澳三国联合海洋科考，主要项目是进行台风跟踪观测。

这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使用美国的中尺度雷达进行台风观测，时间在1986年年底的南半球卡奔塔利亚湾海域，期间我们观测到了2～3个台风从生成到强大再到消亡的全过程。记得台风观测期间向阳红5号船最大的一次脱锚达13海里，那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通过本次国际合作，了解了海洋调查船多学科调查的整个过程，对此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最早接触国外先进海洋装备的，比如多普勒雷达、CTD温盐深剖面仪，等等，一切都是第一次，紧张、好奇、兴奋，至今仍历历在目。

科技人员在进行6000米水文绞车作业

永暑礁建站，彰显海洋主权

南沙建站是我所经历的另一个难忘记忆。记得在中美联合科考结束后不久，大约1987年4月，接上级通知要做备航准备，当时没说具体任务内容。后来才知道是要组织一支科学考察队赶赴南沙群岛，选取一个或多个岛礁作为支撑点，建设一个国际海洋观测站，当时锁定的岛礁是位于南沙群岛中心位置的永暑礁、华阳礁和六门礁。

1987年，考察队员在永暑礁测量

最后为什么要选定在永暑礁？因为永暑礁位于南沙群岛的中部，在水文气象的观测上也极具代表性，而且靠近国际航道，航行十分方便，周边环境也相对安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议定由沿海国家去建立海洋观测站，既是一项履行国际义务，同时由中国来建站出于信任，就等于承认那片海域属于中国，因此建站意义极大。

考察队员在永暑礁开展建站前期工作

当时我国对南海海区的资料掌握几乎是一片空白，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英文版海图作参考，资料陈旧加上坐标系不一样，因此心里没有底。我们当时用的定位仪是美国的单频子午仪卫星导航系统，不能进行连续实时导航，平均两次定位间隔时间为35～100分钟，越是低纬度地区卫星过顶时间越长，基本以一颗星或两颗星为主，很难捕捉到卫星信号，因此位置误差很大，最小误差都在2海里左右。

永暑礁建碑

就这样，为了寻找到永暑礁，我们可谓颇费周折，最后终于在风平浪静的一天，发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小黑点，锁定就是永暑礁。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运送登礁人员的组织指挥，及负责人员登礁作业期间的安全保障。除了上礁时要武装掩护外，上去后我们也要随时关注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此期间，晚上我们要留2～3人轮值，以确保登礁小艇上的人身安全，用对讲机随时与他们保持联系。

黄岩岛联测，我国测绘史上首创

1989年，国家海洋局科技司与武汉测绘学院共同策划了南海岛礁联测，列入1990年国家海洋局南海综合科学考察计划，作为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南海科学考察内容。精确测定黄岩岛等岛屿的地理位置，以此向国家提供更可靠和必要的科学依据，根本目的在于彰显黄岩岛等岛礁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本次南海岛礁联测由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国家地震局共同实施。

1990年，在南沙海域向严局长汇报航行计划安排（右一为向阳红5号船政委庞钦，右二为国家海洋局原局长严宏谟，左二为李立新，左一为原南海分局党委书记陆夫才）

当时我还是向阳红5号船的船长，我们的任务除了南海岛礁测绘保障任务外，还有一个任务是护送时任国家海洋局严宏谟局长视察南海，这是我国第一个部长级干部随船视察南海，随行的还有13名记者，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科技报、中国海洋报、解放军画报、南方日报、海南日报等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从南海返回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栏目连续5天进行了跟踪报道，第一次向外宣示了我国对黄岩岛的主权主张。

1990年，测量队员在永兴岛实施点位观测

在黄岩岛联测时，武汉测绘学院是宋成骅教授带队出征的，那时刘经南院士还是一名教师，也是技术负责人。根据项目的技术设计方案，采用3台地震局的WM102双频GPS接收机，分组进行同步联测，我们向阳红5号船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把双频GPS接收机放到黄岩岛南岩上。3月31日开始黄岩岛与永兴岛的同步观测，至4月1日结束，在黄岩岛时间长达一昼夜。本次南海岛礁联测意义重大，精确测定了黄岩岛等岛屿地理位置，埋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对于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新中国测绘史上的第一次。

有关参测人员在黄岩岛科考碑上合影

三沙的未来，发展海洋经济是关键

在担任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领导期间，主要的任务是维权斗争，从2006年开始到2012年，期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就不展开说明了。

目前广东海洋发展研究会主要工作围绕南海的海洋权益、海洋安全、海洋科学研究和南海的海洋经济来开展，组织协调南海区的涉海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研究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做得比较多的还是涉及南海海洋安全的相关工作，每年都会组织《南海问题与区域发展》研讨会。研讨会每年拟一个主题，邀请专家学者围绕权益、资源、环境等议题进行探讨，今年将是第九届《南海问题与区域发展》研讨会，因疫情影响推迟进行。

2006年，北部湾巡航管护（右一）

广东海洋发展研究会以专题研究为主，不同与海洋学会的学术交流，性质属海洋智库，对外的另一块牌子是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南海分会，属于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海洋智库，内容包括区域规划研究、法律依据研究、海洋安全研究、海洋经济研究等。

三沙市作为陆域面积最小、海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从2012年组建至今已有8年多的时间，成立的时间选择在越南颁布海洋法的时候，有其特殊的意义。按照《国际海洋法》的要求，彰显主权必须要有政权的客观存在，因此其主要任务还是彰显主权的存在。当然，目前三沙市的经济还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未来要可持续发展，以我之见，就需要把三沙的海洋经济搞上去，需要发展三沙的海洋产业。

第一是海洋渔业。传统渔业加现代渔业，包括捕捞业与养殖业，建设深水网箱养殖基地。南海有这么大的水域面积，大力发展海洋渔业，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南海发展。以前没有三沙岛屿做依托，承受不了更多人口的生产与生活，现在有了美济岛、永暑岛、渚碧岛、赤瓜岛等岛礁做依托，就有了坚实的后方基础，就有了发展的可能。只有人口基数加大了，我国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感自然也就凸显出来了。

第二是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众所周知，南海问题的起因与油气资源有关，原来南海没有发现石油的时候，周边国家没有提出过岛礁主权申诉，自从南海发现油气资源后，这样的案例慢慢多了起来。我国目前对南海中南部区域的油气资源开发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我们未来要深度介入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共同开发或自主开发，或者说用自主开发来带动共同开发，毕竟我国的深海油气开发技术已日趋成熟，这也是三沙市海洋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第三是旅游开发。目前三沙旅游存在的问题也较多，价格、质量尚有待改进，推出的产品也比较单一，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人民希望到祖国的南海看一看的迫切愿望。南海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而到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是理所应当的事。因此南海的旅游开发势在必行，要有序开发、逐步开放，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一睹南海海洋风采，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

作者与李立新理事长合影

在与李立新理事长的一番交流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朴面而来，历历在目，对他来说有着说不出的亲切与感动，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他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关心。在他50多年的海洋工作经历中，无论是军旅生涯还是在海洋局工作期间，包括在广东海洋发展研究会期间，均围绕着南海问题，他深情地爱着那片海。

一路走来，这份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科技强则海洋强，海洋强则国家强，建设海洋强国我们格外需要那份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