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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樱桃小丸子》到《小偷家族》:日本影视作品中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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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关照历史?在青年学者沙青青的新书《昭和风,平成雨》里,他用一种迥异于史料铺陈、面面俱到的传统历史研究方式,借由一个个社会文化现象展开,对日本从二战之后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这一些吉光片羽般的历史“断片”,我们得以串联起日本的过去与现在,或许也可以窥见一些未来。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经济起伏与社会演进的梳理,来揭示身处其中的“人”的感受;第二部分是以棒球运动为切入点,以“球”为线索,描述百年间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第三部分,是以“书”为载体的文化故事,沙青青分析了两个声名远扬的书店——内山书店与岩波书店;第四部分,在他看来是一个“另类小结”——对昭和之前历史人物的浪漫想象以及对平成之后新兴政治家的憧憬,或许也反映着昭和与平成时代日本人的焦虑与期待。

  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建所言:“日本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国当下发展遇到的社会问题与当年日本遇到的问题存在相似性”,当我们重新进入日本昭和与平成的历史之时,可以获得关于今日中国问题的种种思考。

  

  《昭和风,平成雨:当代日本的过去与现在》,作者:沙青青,漓江出版社,2021年1月。

  以下内容摘编自《昭和风,平成雨》,经出版社授权后刊发。

  作者丨沙青青

  樱桃小丸子家的“新中产生活”

  1986年8月,《樱桃小丸子》 漫画原作开始在《りぼん》杂志连载。在短短三四年间,便以出人意料的超高人气跻身日本国民级漫画之列。1990 年,改编动画开播,一度成为日本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动画片。这部围绕淘气小学生小丸子及其家人日常生活而展开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发日本观众热捧,除了幽默逗趣外,更因为这部动漫作品成功唤醒了战后一代日本人的集体回忆。《樱桃小丸子》的故事以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为时代背景,而小丸子一家住在离东京首都圈不算太远的静冈县。

  若去日本旅行,经常能在各地看到各类以“昭和馆”为名,或大或小的博物馆。其中,多半以“昭和三四十年”为主题,搜集、展示那些富有时代感的物件。例如在东京都最西面的小镇青梅,当地居民更是干脆将昭和风情作为当地旅游游的特色,街头巷尾都贴者“昭和风”的海报、招牌。走在当地的小街上,难免有一种时光穿越的奇妙感觉。 “昭和三四十年” 大概是从1955年至1975年,如今的日本人即便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看到当时的照片、影像又或是听到那个年代音乐,也常会发出一声“真让人怀念啊!”的感慨。

  

  日本岐阜高山昭和馆

  这种情绪似乎已经为成为一种日本社会集体的“乡愁”,而《樱桃小丸子》故事所发生的年代也是那段“让人怀念”的昭和岁月。以昭和岁月为主题的电影,在今天的日本影坛甚至可以分出一个专门的类别,例如山田洋次导演《寅次郎的故事》系列电影。又如前些年荣获第29届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大奖的《ALWAYS三丁目夕阳》,便是讲述了上世纪“昭和三四十年”日本战后复兴岁月中普通东京百姓的人情冷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妙的现象,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因为那 个年代正是“现代日本的起点”。另一方面,若置身1945年日本战败之时,几乎很难想象仅10年时间,这个国家就能慢慢走出战败的阴霾,甚至过上樱桃小丸子故事里看似平淡却又安稳温馨的日子。对大部分日本人,苦尽甘来的昭和三四十年自然是值得回味与留恋,甚至会在怀旧的过程中进行美化,以至于这种对昭和岁月的“乡愁”往往也是一种历史想象。

  

  樱桃小丸子一家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1960年离开日本的时候,路上车子很少,可选择的食物和服务也非常有限。当新鲜的外来食物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上时,通常会很昂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热衷于省钱以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努力工作,提前规划。

  以上这段话来自美国学者博高义对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生活的观察与回忆。当时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社会学家,他在东京暂居了两年,从事田野调查,希望了解这个复兴中的国家将会迈向何方。此前,刚从哈佛毕业的傅高义在导师的建议下远赴日本游学,这开启了他漫长的东亚研究生涯。当年,刚满而立之年的傅高义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对准了当时日本兴起的工 薪族阶层并将之统称为“ 新中产阶级”。在旅日的两年间,傅高义通过对东京周边小镇M町上6户家庭的大量访谈与田野调查,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呈现了当时日本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情景与家庭百态。在《樱桃小丸子》的故事里,小丸子家六口,夫妻、孩子与父母三代同堂。由于住房条件逐步改善,尽管当时日本已开始“小家庭化”,但小丸子家这种家庭结构也并不少见。这也与傅高义在M町观察到的情况类似。

  依照当局调查,1965年时日本每户平均人口为4.1人。而根据樱桃小丸子的故事设定,一家六口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了作为标准“工薪族”的爸爸樱宏志。所谓“工薪族”实为日本人爱用的“和式英文”: Salaryman,多指在公司、企业领一份薪水的白领人群,也是战后日本中产阶级的代名词,在社会和家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傅高义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中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一般来说,男性的工资是当时日本新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来源。

  博高义所研究的“新中产阶级”是战后日本社会复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既见证了所谓“神武景气”,也同样为之努力奋斗。与之相对,多为小业主、地主“老中产阶级”则更乐于守住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却并未从1955年后开始的经济腾飞中直接获益,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则成为了日本复兴最重要的标志,而摆脱贫困的日本中产家庭也开始迫不及待地进入大量消费的新时代。

  在那个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10%以上速度增长、人均实际收入每年以8%以上速度增长的“黄金时代”,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能成为“工薪族”就意味着“光明新生活”。M町离东京市区大概有半小时的火车车程,居民大多受雇于市内各大企业及各类政府机关,算是名副其实的“工薪族”。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会飞黄腾达,但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的加持下却能脚踏实地不断发展,早晚都会迎来可预期的“光明新生活”。增速惊人的日本人均GDP已经向他们预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1955 年时日本人均GDP为94000日元,5年后增至172000日元,15年后更飙升到708000日元。经济持续景气,使工薪族群体不断扩大,收入亦大幅度增长。手握鼓起的钱包,上班族及其家属开始通过消费来构建自己的“新中产家庭”之梦。

  迅速累积财富的工薪族,很快就会变得有钱去购买那些“新款消费品”。而“新款消费品”的最佳代表便是所谓“三神器”。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所谓“三神器”是指源自天照大神的八咫镜、天丛云剑及八尺琼勾玉。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在新兴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日本家庭心目中,战后昭和时代的“三神器”则变成了电视机、洗衣机与电冰箱。其中,又以电视机最具象征意义,这件摆在客厅里的新电器成为一个家庭迈人中产阶级的最佳凭证。无论是工薪族、公务员,又或是知识分子皆无法免俗,难敌电视的魅力。1958年12月23日,通体赤红的东京铁塔正式竣工开放,开始发送电视电波信号。而这座高达333米的电波信号塔,被视为日本战后复兴的最佳象征,也成为了普通民众对“新中产生活”的精神寄托。

  在小丸子的故事里,负责赚钱养家、身为工薪族的爸爸樱宏志自然是名副其实的一家之主。如傅高义所观察的那样,“户主拥有最高权力,也因此责任最重”。除了能在家随心所欲享受啤酒外,一家之主的另一项“特权”就是独占家里的电视机。爱看棒球且是东京读卖巨人队狂热粉丝的樱宏志总以“养家男人很辛苦”为由,把小丸子家里的电视机变成了职业棒球比赛的专属播放器。因此看不了热门电视剧的小丸子和爷爷樱友藏只能爷孙间彼此取暖,又或是谱写“心之俳句”来吐槽。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机的普及和职业棒球的流行正是当年日本新兴中产阶级兴起的结果。前者代表物质消费的繁荣,后者则代表休闲消费开始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每个普通的日本家 庭。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大量出现。

  《小偷家族》与新阶级社会

  2018年5月19日,新一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颁给 了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第二天日本国内各大媒体均以不同形式予以报道,如《读卖新闻》就将《小偷家族》获奖视为“优秀日本电影获得世界认可的明证”。而《朝日新闻》的评论则关注到了是枝裕和所想表达的深意,即“市井小民的声音在这个社会中是如何被淹没的”。在看似繁华、有序的日本社会中,也有一群如片中“柴田一家”这样苟且偷生着的人们。面对这群人,是枝裕和既不想批评指责,也不愿在电影中贩卖同情,而是选用冷静的态度去观察。

  

  《小偷家族》电影海报

  同时,用他自己的镜头将这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来。多年前,是枝裕和就这样说过:“自己的作品具有‘新闻性’。虽说我对‘新闻性’‘社会派’等词汇所代表的那一套条条框框表示反感。所以我自己也不怎么用这些词。不过,我希望自己不忘保持一种关注社会的视角。

  2018年6月《小偷家族》在日上映期间,东京都内发生了一桩5岁女童遭亲生母亲和继父虐待致死的案件。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在日本已发生多次。2017年平安夜,在大阪府箕面市就曾发生另一件骇人听闻的虐童致死的案件,死去的男孩年仅4岁。案发后,警方以涉嫌谋杀的罪名,逮捕了死亡男童的母亲、其男友以及另一名共同居住的友人,涉案的这三人均无业。对照这些现实中发生的惨案,《小偷家族》片中祥太、友里两个小孩在各自原生家庭中可能遭遇的不幸便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事实上,单亲及贫困导致的贫困儿童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社会问题。

  尽管日本总人口每年都在逐步萎缩,但单亲家庭户数却从1992年30万猛增至2016年71.2万。日本大多数单亲母亲的年收入都达不到国民年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日本单亲家庭的儿童贫穷率高达56%,远远高于普通育儿家庭,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也是最高的。而整体的儿童贫困率从1985年的10.9%上升到了2015年的16.3%。诸如“贫困儿童一日一餐,只能吃学校午餐”“ 寒暑假结束后返校时,孩子骨瘦如柴”之类的新闻在媒体上越来越多,以至于日本国会在2015年通过了《儿童贫困对策法》。日本政府还特别成立了“儿童未来支援基金”号召各大企业有钱出钱投人儿童扶贫事业,至于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还很难说。

  200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当时已达15.3%。所谓“相对贫困”是指人均年收入少于国民年收入中间值的一半。当时执政的小泉内阁正热心于推行以邮政民营化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而小泉纯一郎本人也将之视为他本人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因此,当年日本政府坚持认为经合组织报告中显示的“相对贫阳率”并不能代表日本贫富差距的真实状况。不过,以原日本经济学会会长、同志社大学教授橘木俊诏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却赞成经合组织报告中对日本贫困现象的描述。橘木认为新世纪后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而他自己研究中所估算的贫困率约在14%至15%之间,与经合组织之前的结论大致相符。

  根据2015年经合组织发布的新一期报告,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又进步上升到了16.1%,超过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而收人最高10%群体和收人最低10%群体之间的收人差距达到10.7倍,比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猛增8倍。根据2012年厚生劳动省近年的统计,日本国民年收入中间值为244万日元。换言之,低于其一半即122万日元者均为相对贫困群体。面对这一系列尴尬的数据,安倍首相在2016年1月国会接受质询时,依旧秉持此前的日本官方态度,表示“根本没有所谓‘贫穷日本’这一说。从世界的标准来看,日本还是相当富裕的国家”。

  早稻田大学社会学教授桥本健二则直言不讳地指出: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是日本社会急需直面的严重问题,片刻的犹豫都是不应该的。在2018年刚出版的新书《新日本阶级社会》中,桥本健二认为贫富悬殊直接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个数量庞大的“低收人阶层”,其中大部分人都无法成为各大企业的正式社员又或是公务员,只能靠打零工或者从事人力派遣服务过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穷忙族”。

  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安倍的说法确实也有一定道理,况且日本的基尼系数确实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根据厚生劳动省2016年发表的《国民所得再分配调查》中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日本基尼系数为0.3812,时至2014年则下降至0.3759。如此说来,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进一步扩大,反而是进一步缩小了?

  然而,若细看厚生劳动省的这份报告,或许就能发现其中奥妙。厚生劳动省给出的最终基尼系数数值是减去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措施后的结果。如果单看收入情况的话,日本收入层面 的基尼系数已从2002年的0.4983升至2014年0.5704。此外,再分配调节后的得益者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与大部分青壮年阶层无关。此外,日本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很多贫困家庭中,丈夫的收入位于贫困线之下,但妻子却仍然选择当家庭主妇,而不是外出就业。根据2015年时的统计,这个群体高达50万人。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除了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外,另一个原因是家庭主妇即便可外出就职,就职的工资也较低,而且面对额外税收的问题。比起来,还不如在家当全职主妇。

  在《小偷家族》的故事中,“柴田一家”唯一的稳定收入便是奶奶的养老金。片中,无论是“夫妻”阿治、信代,还是“妹妹”亚纪都没有稳定收入,只能靠打零工或是从事风俗业来赚取微薄收人,以至于不惜靠偷窃度日。在日本,年收人200万日元以下者就可被视为“低收入阶层”的一员。根据片中柴田一家的生活状态,全家的年收人是否有200万日元都值得怀疑。而在全日本,这类贫困者的数量之庞大或许出乎不少外国人的意料,也远比很多日本人想象的要多。参照最新的调查统计,日本目前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者高达1069万人之多,而1999年时仅有804万人。另根据2017年的统计,日本全国人均年收人为422万日元,较之泡沫经济破灭之初1993年的452万日元下降明显。在20岁到34岁之间的青年群体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较之10年前掉了近10%,而认为自己是“低收入阶层”的人数却增加了13.3%。

  

  日本文化研究学者三浦展

  日本文化研究者三浦展将这类滑人“低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称为“下流社会”。自三浦展后,“下流社会”以及衍生而来的“下流老人”等都成了日本社会的新热词。而所谓“低欲望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当代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基于不安定社会现状的一种自觉。

  从“一亿总中流”到“下流社会”

  “一亿总中流”是日本社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社会共识。在1967年日本政府所做的“国民生活民意调查”中,约近九成受访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由此可见,日本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已然成形。如傅高义所观察的那样:工薪族阶层将会是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稳定力量,进而形塑当代日本社会运作模式。伴随着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过往用于代表身份、职业差异的特征也在逐渐消失。洗衣机、电冰箱以及电视机不再是富裕家庭的象征,而成为全民共有的“三神器”。之后,彩电、音响、空调乃至汽车,都在各个阶层之间开始普及。根据调查,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意识也在逐年增强。1958年时,仅有37%的日本人自认为是“中流”,到了1973年则达到了61%。若再加上持“中上”或“中下”意识者,那么就有高达90%的人自认为属“中流”。

  于是,“一亿总中流”即“一亿人中产”似乎已经逐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自认为是“中流”与是否真是“中流”,其实是两回事。受雇于大型企业的日本人,其实从未超过总人口的两成。可是上班“工薪族”的形象却似乎比实际状况还要普遍,成为所有人皆可以安心接受的“正常人设” 又或是一种“安定的生活形象”。在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形象逐步演化成一种日本人“共同想象”。

  泡沫经济破灭之初,不少人都认为日本经济总量当时仍是世界第二,而且拥有极高的全民储蓄率,这些都能帮助日本社会对抗经济不景气、老龄化等问题。漫长的不景气和金融危机却让日本国内的人寿保险公司成了最大“受害者”。首先,这些人寿保险公司往往持有大量低息国债。而金融市场一旦出现剧烈波动,在日本“官商协调”的传统影响下,大型人寿保险公司也会应政府的要求去救市接盘,结果直接导致保险公司的不良债权累计高达数兆日元。

  1997年,日本人寿保险公司以2520亿日元的亏损宣告破产,成为二战后第一家倒闭的保险银行。三年后,日本保险业推名第11位的千代田人寿保险、第12位的协荣人寿保险相继宣告破产,亏损总额高达7.4兆日元。进入新世纪后,相当多日本老人的保险、存款都随之化为泡影,以至于成为所谓的“下流老人”。 顺便一提, 2010年后日本的零储蓄家庭占比已高达30%,而在20世纪80年代时仅为5%。在泡沫经济破灭初期,大部分日本人依旧维持着非常高的储蓄率。根据1998年的日本统计年鉴显示,仅1996年日本人在邮政储蓄账户中存储超过2130亿日元。换言之,过去五十年中日本人存下了自己收入的23.9%。然而,在之后的20年内,这些看似天文数字般储蓄却迅速消失。尽管如此,日本人关于“一亿总中流”的想象却依旧非常“顽固”。用是枝裕和导演的话来说就是“已经得手的某种意义上的‘富裕’是不可放弃的”。

  

  《东京教父》

  不幸早逝的动画导演今敏,在他2003年的电影《东京教父》里的主角就是三位浪迹东京街头的流浪者。在他看来:“这些流浪汉与他们过去的生活比起来,的确都失去了人生应有的光采。他们的不幸之处并非因为身份是流浪汉,而是他们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光芒。”比起风餐露宿的流浪汉们,《小偷家族》里“柴田一家”唯一的不同之外或许就是有奶奶的老房子可供大家栖身。而在《东京教父》的故事里,三位身为流浪汉的主角如同《小偷家族》的“柴田一家”,也组成了一个被主流社会放逐的“临时家庭”。在今敏看来,当代的日本算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但却产生了大量的流浪汉。他们虽不致于饿死,但却只能在街头游荡。

  2018年初,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一份有关流浪汉的调查报告。根据报告的统计数据,日本全国流浪者的数量同比下降了10.1%,“充分说明各地自治体社会支援措施取得显著效果”,似乎也在暗示如今日本社会的福利教济制度依旧能正常运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厚生劳动省的这个统计并不包括无固定住所者,只统计那些“定居”在公园、河边的流浪汉,包括“网吧难民”在内的居无定所者并不在统计之列。这类人如同“柴田一家”一样,依旧是游离在日本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群日本人。

  作者 | 沙青青

  摘编 | 吴俊燊

  编辑 | 李阳

  校对 | 赵琳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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