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政委一周工作七天，人称“拖拉机”：带部队“又拖又拉”

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135

雷火地，是坐落舟山本岛东部的一座高山，海拔500多米，是本岛仅次于黄扬尖的第二峰。雷火地上设有基地的一个站。山对岸就是佛国普陀山，两山隔海相望。它是本岛唯一的通信系统的基层单位。

雷火地虽小，但同样建有党支部，就因为有这些特点，雷火地在我心中受到格外关心与重视。我既可将其作为我的试验田，又可作为我的各项拟办事项的先行单位，真有说不尽的优势啊。我在舟山本岛有后勤部的仓库、工厂、医院、盐场，后来又加上这个站等联系单位。我所以要有这么多的联系单位，目的就是一条作为基地政委、书记，我必须随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随时掌握这些支部的动向，随时知道这些基层干部的所思所想。这是了解部队思想的主要脉络，如果失去这些脉络，就成了聋子，就是失去最敏感的神经，那就是一个废物了。

这个站我前后共登站三次。那时候上站没有公路，只有一条人行的小道。乘车得先到沈家门后再从沈家门转向北到山下，然后改为人行爬山。我每次上山都会有两个人相陪，参谋秘书或是干事。这些同志还不如我这40来岁的人体能好，都说跟政委爬山太累，喘不上气来。那时候我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光，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很多同志都很羡慕我有个好体力。其实，我这好体力的动力源泉就是一种干革命的激情。在那是个激情的年代，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人干革命精神所产生的动力力量。是啊，精神的力量是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标签和追求。

第一次去雷火地，是在1969年春暖花开的五月。那是我第一次登岛调研，我和李静同志带领有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下基层调研、检查工作。我们一行乘车到山下后开始徒步上山。我提议安排好专人照顾好李司令慢慢走之外，其余的人来一场登山比赛。

那时我四十刚出头，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跟处长、参谋、干事一起攀爬比赛彼此各不相让，一个个争先恐后，大家都使尽浑身力量。500米高的山路上，比赛一浪高过一浪，真是充满了活力啊！前段稍缓，有起有伏，所以速度都挺快。最后两三百米才见真功夫。骤然变成了陡坡，此时大家的力气都已用得差不多了，陡坡成了真正的考验。尽管如此，年轻人宁肯拼命也不肯落后，使出最后的力气要跑到前面去。

还没到山顶呢，第一个说“我服了”的人，是宣传处长董德同志。他大声叫道：“我要断气了，实在坚持不了。”说实话，董德同志虽是我的下级，可他在我心里始终是战友、是同志、是一起爬坡的同路人。他是一位1941年入伍的老兵，家住苏北盐城，入伍前读过中学。在抗战中期有个中学的学历，在部队里就是个小圣人了。但他长期以来没有得到重用，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身不好。那个时代有个地主家庭的出身，你表现再好，也是很难得到重用的。我想这是那时的政策所致，没有个人的责任。我到舟山报到后，本来他已定为转业对象了，我考虑他是位老同志了，再留两年，想临转业时，再安排个师级职务吧。这样，组织也就不亏欠他了。我在舟山期间虽有计划，终因下台下得太突然，此事成了遗憾之一了。

我们这些跑在前面的人先进了雷火地小院，都坐在院子里鼓掌欢迎后来者。李静是最后一个上来的，我赶紧前去扶了他一把。他也是喘着粗气，一个劲地说：“年轻真好啊。张政委你有这副好身体，真让我羡慕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俗话一点都没有错，我也为自己有一副强壮的身体而能为革命多做点工作感到自豪。

第一次登上雷火地，真是很兴奋也很欢乐。当我站在这绝顶峰尖上俯看远边的普陀山时，心头不禁有万千感慨涌动，此起彼伏。我进舟山有19个年头了，至今还没有机会去过普陀山，也没有机会跨海去拜观音。儿年时，家乡的大和尚曾预言说我与观音有缘。可现今还不知这缘在哪儿呢？是啊，观音在中国人心中既能普度众生，又能保佑我们子孙万代，所以她成了红尘俗世善男信女心目中最受欢迎的菩萨之一。其实，因为这尘世间存在着种种不公，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只能寄托在神灵身上，成为一种信仰。虽然求拜时菩萨并无半点应诺或任何具体的帮助，但在诚信者心灵中的菩萨，确实会给他们信心与希望。我望着普陀山，真是浮想联翩啊。

言归正传，这是我第一次登雷火地，也是计划中从北向南巡岛的一个组成部分。雷火地是第一期登岛下基层的末尾，这次下山后就要返回机关，停留三五天时间处理基地的日常事宜。

一上雷火地站，我有三个感觉。雷火地站的支部工作确实不错，特别表现为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相当出色。很值得发扬光大。

其次，我从跟一些骨干和部分士兵交谈中，我还是发现了一个情况。尽管从工作上看开展得都很好，但有一点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或说是我的警觉。站里有个文书，上海人，不仅能说会道，他周围还有一帮人围着他转。我在与干部、战士交谈中，对这个文书作了了解，发现这个小青年思想偏。人很聪明，有自己的思想观点，但这些思想观点大多与部队管理甚至与政策唱反调。因他会说话，讲话很吸引人，有的战士说他是雷火地站的“第二指导员”。由于我们一行在雷火地站只住一个晚上，对这个文书没有深入了解，所以给自己心里留下了悬念。临走时，我对这个站指导员有个交待，我告诉他，文书这个人思想比较偏激。对他一些过激思想与观点要关注是否会对部队战士思想产生干扰，并要做好防范措施。

再其次，我认为这个基层单位的支部工作很有创新，又是距基地机关较近的部队，可以作为我的新的联系单位。这样我能多知道一些基层情况，他们的工作又可以直接得我的指导。临走时，我与政指、站长有过交流，明确了雷火地站作为我的联系点，以后就会常来常往。他们听了我的交待，很是高兴。

二上雷火地站，那是1970年2月份初，正是春节期间。我就一个人带着警卫员和司令部办公室的秘书。这次登雷火地站目的简单而明确，因为正值春节，一来给全体指战员拜年，二来想看看高山之上的连队是怎样过节的。是否因思家想念亲人影响了情绪。这天又是星期天，也想看看值班人员是否在位？

到了站上，看到战士们正在打篮球，也有的在看书报和玩扑克。我觉得一个连队在春节期间能有这些活动也就蛮好了，真的放心了。我又到各班和炊事班看了看，询问了战士们在节日里生活改善情况。发现站领导节日安排得蛮好，很让我满意。为了不干扰站上的假日生活，看完后就下山了。回到家快下午2点了，虽觉得有点累，看到自己所管部队正气洋溢心里也是抑制不住地高兴。这一切说明舟山基地正在走向万众一心迎接未来战争的考验。

我认为，基地领导在节日期间去基层转转，尤其到分散的小单位、偏僻的领导又很难去的地方转转，其意义要大于检查工作。领导有亲和力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特殊的凝聚力量。

第三次上雷火地站，是1970年7月间。在此之前，我和李静同志有过多次交谈，一致认为基地范围内存在着偏激思潮，正在不同程度地侵蚀着我们基地。我们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为此目的，我第三次登上雷火地站。我就是想了解雷火地站是否存在这种思潮，是什么程度？同时也想知道那位文书的情况。

上了山我马上开了个小型座谈会，有干部、也有战士参加。我向大家谈了基地领导对部队思想情况的分析与基本看法，目的要倾听大家的意见。会上站里干部谈了许多这方面的表象，表示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其他同志也都讲了自己的意见。座谈会上的意见，印证了我和李静同志对形势的看法，对下步如何采取教育措施，心中开始有了底。我们俩还按此形势向舰队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很快被海军党委向全海军作了转发。

雷火地站我先后去了三次，虽近在咫尺，毕竟是在高山顶上，攀登一次既需要体力又需要耗费许多时间。上去次数不多，这既是我的遗憾，又是一种领导精力的无奈。下属单位太多了，我只能尽职尽责吧。我没偷懒，而是一直在竭力努力着，这可能是到今天我唯一的安慰了。

我在本岛的其他联系单位，去的次数要比雷火地站多，原因就是一条交通很方便，北京吉普可直通单位。海军某工厂是总参指定的必须全厂进坑道并准备转入坑道工作的单位。我和李静先后去过几十次之多。这个单位就在眼皮子底下，仅十几分钟车程。除了来去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个洞库是要让工厂转入地下的核心工程。它的进度、它的工程难度与工程质量，其分量之大，在我和李静心中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是责任所在呀。

我的联系单位还有413医院传染科，我也是去得很多。这是个工作比较先进的单位，在全院科室中算是干得很有特色的科室。我常来传染科，目标就是想将这个科室建设成标杆。并想以此来推动413医院走进先进的行列。舟山基地需要有个先进的医院，死守三年更需要一个既先进又科学技术水平很高的医院。

我这个人在位工作期间是没有星期天的，一周七天全在工作。因此有人说张逸民是个工作狂，也有人说张逸民是大马力的拖拉机，整天又拖又拉，带着部队往前进。我到职后觉得没有一点闲工夫，整天忙于工作，总觉得相距干好还太远，特别是距离上级要求的死守舟山三年的战争准备，还有太多太多的工作要做。真恨不得拉长了时间，拼命工作。

其实我和李静同志确实在这不到三年的工作时间里拼命地干了。这种拼命精神，既是我们信仰所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党，才对得起我们所领导的士兵。我俩这样干了，也带动了机关。我们刚来舟山报到时，晚上机关是看不到灯光的。一个月后，机关全体干部、战士也受到我们的感染，也都跟我们一样没日没夜地拼命向前、拼命把工作做好。那是基地的二位主官的表率作用使然。因此我说，舟山一年大变样那是确实的，真实的。把舟山基地建成一座现代化战略高地，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