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名士：以飘逸的艺术风流，在茫茫的时空里战胜虚无，获得不朽

在东晋100余年里，除开动荡的前后30余年，中间70年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和平时期。那时，司马氏与世家大族共天下，文人们比之前代获得了更为稳固的社会地位，再加上东南形胜又供奉眼前，就使得东晋文人在悠闲自得的宁静气氛中度过了一个相对恬淡澄明的时代。

就在这一时代里，东晋文人们以一种超迈洒脱的心灵走上了一条玄学生活化、情趣化的道路。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本性取舍出处，不必强求一律，只要随时安分，唯我为适，儒道也可兼收并蓄。在艺术创作上，文人们已失却了阮籍、嵇康的惨厉峻切，也摒弃了元康名士的颓废放诞，得到的则是一种自然适意的人生乐趣。

对于这种与前代文人的显豁差异，东晋文人也颇为自觉——王羲之就在《与谢万书》中写道：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

好一个“坐而获逸”！他们过着一种自由无羁的生活，但并不因此像阮籍、嵇康那样扭曲自我灵魂，人生的乐趣和精神自由达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是东晋文人的历史幸运。

在这个“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的艺术氛围中，王羲之的字风流江左，疏放妍妙；顾恺之的画以形写神，迁想妙得；陶渊明的诗超然物外，自然真纯……至东晋，魏晋风度已然升华为飘逸千古的艺术风流。

01 东晋文人新的精神状态‍

自王弼以来，“道”、“无”、“自然”一直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然而人们的探求方式却不尽相同。

大致说来，王弼、郭象诸人只限于纯粹的哲学范畴，很少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阮籍、嵇康则力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然之道，然而这种努力却与险峻的现实格格不入，因此他们的自然之道最终成为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到了东晋时期，那种理论上的探究与超现实的追求蔚然成为生活中的体验。

举例来说。东晋永和九年，一群风流俊爽的名士集聚于兰亭周围，坐对山水，谈玄论道，并留下了一组《兰亭诗》：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谢安）

“望岩怀逸许，临流想奇庄。誰云元风绝，千载挹遗芳。”（孙嗣）

“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庚友）

“庄浪濠津，巢步颖湄。寄心玄冥，千载同归。”（王凝之）

从这组诗中可以看出，当时东晋名士就是在一种悠然意远的精神状态中，与自然之道冥然相遇，混化一体，以致跨越了时空的巨大屏障，而直与古代逸民高士千载同归，共享太和。

这种酣畅淋漓的精神至境也自与他们对酒的沉醉相仿。《世说新语·任诞篇》对东晋文人的言语作了这样的记载：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想当年，阮籍饮酒是为了避害，元康之人饮酒是出于颓废。而东晋文人则以一种别样的眼光注视着酒之真醇，他们从醉意朦胧中体会的是一种“唯恍唯惚，惚兮恍兮”之得道状态。这正是东晋文人的独到之处。

充满人生情调的东晋文人就是这样把自然之道消解到日常生活中的观照体验，从而获得一种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精神至乐中，最能体现东晋文人精神风貌的是他们“玄对山水”的观感方式。仍以一组《兰亭诗》为例：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物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岭。今我斯游，神怡心静。”（王肃之）

“林荣其郁，浪激其隈。泛泛轻觞，载兴载怀。”（华茂）

“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秀薄粲颖，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归目寄欢，心冥二奇。”（王徽之）

在东晋文人们看来，大自然正是一个天机溢发的世界。在这一自然世界里，他们早已摆脱了人间的层层束缚，而进入到一个精神自由的境地。

这样一种自由境地，在东晋以前的中国文人只有寥寥数人才能达到。而东晋文人群体已经把山水从自然膜拜中解放出来，又直以一种解放了的自由眼光注视着这一片自由的乐园。

山水即道，这就是东晋文人的精神发现。从此，东晋文人“玄对山水”的观感方式就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直接塑造了中国山水诗画的性格。也正从东晋文人开始，中国文人开始有了一个气韵生动的自然世界，而这一自然世界又与玄学世界相互沟通融贯，足可以使中国文人极目悠悠，体味无穷了。

至此可以说，魏晋文人只是到了东晋才得以摆脱严峻现实的挤压，摆脱一种灵魂无寓的精神困境，而进入一个恬然澄明的自由世界。如果把魏晋文学看成一个整体，不难看到一个从痛苦、磨难、挣扎走向精神自由的完整的心灵历程。

也正由此，东晋这一精神自由的世界作为魏晋一代名士的精神归宿，而显示出其生存的意义：从痛苦的生存必然走向艺术、走向自然，这或许正是东晋文人给我们最为深刻的启示。

02 诗歌中东晋文人的多重心境

此时期的名士代表谢安与孙绰推崇的都是一种富于深厚玄学修养的闲适虚旷的心境。他们分别在诗中写着：

“鲜冰玉凝，遇阳则消。素雪珠丽，洁不崇朝。膏以朗煎，兰由芳凋。 哲人悟之，和任不摽。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雪霄。” 谢安《与王胡之诗》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匈怀道足，神栖浩然。” 孙绰《答许询诗》

他们认为，唯有处于这种心境中，才能够默默体验那氤氲化生的玄学意趣，才能够随意成致，俱道适往，进八一种精神洒脱的境地。

这种闲适虚旷的心境，在佛学的浸淫下，更注入了一种空彻的气息。如孙绰的赞诗《康僧会》说：

“会公萧瑟，实惟令质。心无近累，情有馀逸。厉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远诣，卓矣高出。”

又如《竺法》：

“凄风拂林，鸣弦映壑。爽爽法汰，校德无怍。事外萧洒，神内恢廓。实从前起，名随后跃。”

从这两首诗作中可以看出，在佛人那里， “萧瑟”、“幽夜”、“凄风拂林”这种凄神寒骨的精神氛围并不会使他们畏惧，反而令他们一往情深。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氛围正与空彻寂灭的佛学境界两相融洽。因此，佛人们对它们特具一种超越心理。而他们在和东晋文人的交游中，又渐次将这种超越心理传递给了文人。

东晋文人在这种闲适空彻的心境中，还生发出一种飘逸的韵致。王胡之就在《赠庚翼诗》中说：

“回驾蓬庐，独游偶影。陵风行歌，肆目崇岭。高丘隐天，长湖万顷。可以垂纶，可以啸咏。取诸匈怀，寄之匠郢。”

他孤守蓬庐，却有着无穷的乐趣。或对风披襟，放声高歌；或俯仰宇宙，昂首天外；或垂纶长川，得鱼忘鉴。这是一幅多么富有意趣的隐士游乐图。

又如谢安的《与王胡之诗》其六：

“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

在谢安眼中，红日、丘林、皓月、桐琴、南风、美酒，成就的是一种艺术化了的生活。在这艺术氛围中，更有知音难遇，共畅襟怀。这一切怎不使人放怀咏叹呢？

闲适、空寂而又不失飘逸，这是一种多么隽永深刻包孕无限意趣的心境。然而东晋文人还不只是如此，他们更深刻之处还在于在这种多重心境中隐含有一种苍凉的生命气息。如王羲之的《兰亭诗》其二：

“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

王羲之深感宇宙无穷，人生有限；在流转不已的自然面前，人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顺应变化，此外别无选择。诗的最后一句看似达人超世，实则为一种无可奈何的疏放，而人生的飘泊感已暗含其中。这一点在他的《兰亭诗》其六中看得更为明显：

“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这里诗人发尽了举目沧桑之感。确实，把自我渺小的生命同茫茫宇宙相比，就会不胜哀痛。但为了能度过苦海余生，那只好对比托之以空忍放任了。

纵观历史，中国文人在生死问题上向来具有理性精神，很少迷信色彩。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闪烁的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老庄更以为死亡不可逆转，而大力弘扬自然之道。自此而后，大致说来，中国文人在生死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宗教上的幻想。

然而，最有理性的人往往更容易陷入痛苦的深渊，因为在生死问题上一旦突破宗教幻想，死神就会无阻隔地横亘于人的面前，这一问题到了东晋时期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在当时由于玄学的长期浸淫，东晋文人们涤荡了在生死问题上的种种非分之想（如求仙访道之类）。他们感到，世界上的一切都处于自然变化中，人的生命更复如此。这样一来，东晋文人就被彻底置于生存的荒野上，独自感受着一种苍凉的生命气息。

大致说来，魏、西晋文人的人生痛苦还大多根源于个人的直观体验，根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具体感受，阮籍、嵇康也莫不如此；而东晋文人的生命感受则是一种置放于茫茫宇宙之中的苍凉的生命本体的痛苦。

如果说，《古诗十九首》以及阮籍、嵇康诸人的人生感受直给人以一种扑面而来的阴惨之气，那么东晋文人的生命感受则深蕴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深蕴在东晋诗作的底层。

如果不同样特具一种深刻的心境，如果不能用自己的内心去体悟，我们也许并不能觉察东晋文人这种生命本体的痛苦。也正因为这种痛苦的不易觉察，所以更显得深刻而难以言说，此正所谓庄子所言“真悲无声而哀”了。

通过东晋诗，可以看到东晋文人不同于前代文人独特的精神品格。它们所反映的文人们自然适意的人生情趣、玄对山水的观感方式、平和飘逸的名士风度、空彻澄寂的佛人襟怀、委运随化的惨淡心境、高朗玄远的精神意兴都是中国文人心理的基因。

东晋文人正是以一种虚旷飘逸的生命，以一种内在的深切痛苦作为本体，敞开了通向艺术与自然的大门，选择了一种艺术与自然的生存方式，并以此来体验生命，对抗人生的痛苦。

于是，东晋文人便以他们飘逸千古的艺术风流在茫茫的历史时空战胜了虚无，获得了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