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亭衣衣
秦国的崛起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秦的霸道,也不是因为秦的坚韧,只有一个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让秦成为一统六国的大佬。
在秦孝公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前面说的“诸侯卑秦”,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秦,真的被诸侯看不起么?
答案是的,有依据的:比如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在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
虽然那时的秦君是穆公,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可诸侯并不把他们看作数周,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这是一种歧视,可秦人没有怨天尤人,自甘堕落,他们选择了奋发图强。
奋发图强也是要找方法,秦人的第一步便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一、文化落后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
二、政治混乱
从公元前425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
商鞅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通过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强国。他在秦国实施严刑峻法,重农抑商,还改革户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等。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
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
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秦朝实行“军功制”,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
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这也就造就了“虎狼之师”的称号。
很显然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
难道只有秦国变法么?不是的,楚国、晋国、齐国都比秦国变法的早,魏的李悝,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考量了诸多原因,文化的影响不容小觑。正如现在的一些企业单位,每个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文化,文化的力量可以凝聚人心,秦国亦是如此。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神奇的。
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
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总结: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这里没有秦的位置,秦有什么?没有,是空白的,那也没关系,自然有人来填写空白——法家。
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
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加上秦国对人才的广为接纳,重用客卿,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达到了双管齐下的结果。
一向不被看好的秦国,通过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最终咸鱼翻身,这条咸鱼还吃掉了其他大鱼,成为了一统六国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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