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颗“盛唐良心”，在忧患与批评中度过一生，憧憬大同世界

在20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史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因其在“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在描写各种不同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和真实性”，并保持了“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自由”的人性和道义上的优势，以及一种反战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被盛赞为“欧洲的良心”。

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西方这种关心政治、社会、人的知识分子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正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他正是代表了“盛唐的良心”。

这颗“良心”主要表现在贯穿于他一生的忧患意识、批评意识与重建意识。这三种人生意识也决定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特殊地位。

01 忧患意识

中国儒学忧患的传统，其内容可分为忧世（政治忧患）和（忧生）人生忧患，二者常常是互为交织的。孔子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的“生于忧患”，似乎都兼而有之。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感，少有纯粹的忧生之作，充其量是忧世的背景淡化一些罢了。

杜甫之忧世，根源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理想。他面临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面对的现实，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一切不合理的现状，都进入了他忧患的视野，而国家民族的衰微，则是他忧患的核心。

杜甫的忧患又与其经历相关。从早年登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小山”的英雄主义与乐观精神，到十年后登慈恩塔时“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的临眺惆怅，这中间的心境变化可谓大起大落。

这两首诗，前者写于青年，后者写于中年；前者阅世浅，后者历世深；前者流连于自然，后者奔波于都市。登岳时，是开元盛世；登楼则在天宝末期。其思想情怀的变化与时代的关合不言而喻。

从长安十年起，杜甫的忧患意识就愈来愈明显、愈深沉，直至终老。面对群盗纵横，战伐不已，国运艰难的局面，一个“穷年忧黎元”的诗人，怎能不“叹息肠内热”。

杜甫忧患感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包含着预见性。当他为武皇的穷兵黩武、为“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的虚假胜利而忧虑时，他已敏锐地感到国力的衰竭和藩镇边将的图谋不轨；当他看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重对立时，也就对一个极端腐败行将倾覆的政权发出了严重警告；对炙手可热的权贵的讽刺，对借外力平乱的措施所保持的警惕等等，无一不表现出诗人的政治敏感。

杜甫也许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但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生活感受极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于某些历史进程的预感体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宁可说那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

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杜甫曾多次预言叛乱即将被平定，唐王朝即将出现一个中兴的局面，可惜都没有料中。所以他在晚年痛心地说：

“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

可见其某些预言也只是表示了诗人的主观愿望，而不一定是审时度势的结论。但是既然杜甫准确地预见预感到的事变全是国家和人民的祸患，我们就有理由肯定那主要是由于他有一种沉重的忧患感：一个时时刻刻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察到国家祸患的隐伏滋生。

可以说，杜甫的忧患意识，从入世的角度看，几乎就是对唐王朝命运的忧患。《谒先王庙》中的“向来忧国沮，寂寞洒衣巾”是这种忧患意识的最生动的写照：

这种深沉的忧患感主要不是由于自己的才能、品德不为社会所承认，而是由于拳拳忠诚和侃侃诤言不为社会所接受。即便如此，他依然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遂产生了足以放大这种忧患感的精神感召力。

忧世往往会导致忧生。但杜甫的忧生与那些纯哲理式的，属于生命意识的觉醒的悲哀不同。

如果说宋玉之悲秋是因为天人相感而发，由自然界的由盛而衰联想到人生的华年易逝，衰年已至；如果说阮籍的“夜中不能寐”是因为社会黑暗、精神压抑，人的觉醒与现实的沉寂发生巨大的冲突而产生无法把握主体的悲剧心理；那么，杜甫的忧生则源自怀才不遇的现实与志在千里的壮心所产生的矛盾。

晚年杜甫心灵之敏感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见花开而下泪，闻鸟鸣而心惊。如杜甫非“盛唐良心”，他就内心也就无须太多的痛苦，对自己的生存也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悲感。

杜甫的忧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生不逢时的悲哀，此类作品极多。杜甫由秦州入蜀，途中写有《铁堂峡》：

“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

这首诗最能说明其生不逢时的悲哀。

生不逢时导致杜甫的白首无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乱世是一，不公正或许更重要。乱世并非不可建功立业。《复仇》就写到“闾阎听小子，谈笑觅封侯”，里巷小青年尚知此理，何况士大夫。但机会始终没有对杜甫微笑过，诗人却日渐衰老：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甫自金光门出……》

“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客亭》

因自身的衰老，对生死问题愈加敏感，这在杜甫步入长安，告别豪放轻狂的青年时代之后，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题材。

比如，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的结尾处，诗人“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与郑虔相别，说“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而在《赠毕曜》中则自叹：

“男儿性命绝可怜……况我与子非壮年。”

在这样的心境中写出的诗，自然是无法让读者快活飘逸的，而杜诗之沉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生命忧患。

对生命的忧患，曾在早前的“古诗十九首”中有过强烈的表现，之后是阮籍、曹操的一些描写，陶渊明亦有反映。陶渊明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态度，曹操则以功名来充实生命，超越死亡。

而杜甫在忧世忧生之时，并没有颓唐、隐遁，他采取我不弃世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在杜诗中带来了一种紧迫感。诗人要在“历史生命”中得到肯定。

但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最终还是落空了。这种源自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形成的压力，使诗人时时感到痛苦和悲哀。这种痛苦和悲哀，又永远地感动着后世富有良知的人们。

02 批判意识

由忧患意识自然而然将产生批判意识。如果说忧患意识是文人们良知的表现，那么一个具有良知的人，应该为时代、国家、民族的不幸而忧患；而一个“盛唐良心”，则必须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批判意识实质上就是以忧患感为内容而对社会的批判，二者具有“知”与“行”的关系。

杜甫的批判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是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的反战思想。

很多人常常根据战争的性质，并据此区别出杜甫反对哪些战争（如开边战争），对又支持哪些战争（如平定叛乱），从而认为杜甫并非一味反战，这样的区分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更不应忽视杜甫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的对战争——无论正义与否——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尽管杜甫出于良知，对平定祸乱表示肯定，支持朝廷对叛军的战斗，但一旦进入对有关战争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的思考，诗人就无法自欺。

比如，“三吏三别”中尽管有“仆射如父兄”的安慰，有“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勉励，但更多的是“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百万化为血”的残酷；是“暮婚晨告别”，三男战死、老妇出征的辛酸；是“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控诉。

翻遍杜诗，看不到一首为战争喝彩的诗篇。其中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所以深受推崇，正是因为他为早日结束战争而欣喜。杜甫从来没有欣赏咀嚼过血腥的场面，而是深恶痛绝。

诗人的愤怒和忧患或许是天真的，但这是诗人赤子般的真诚。杜甫对征兵过程中的非人道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这实际上就形成了抽象的肯定——支持平乱战争，具体的否定——反对强迫征兵。再加上反对开边战争，如此，他还支持什么战争呢？

当他从政治的角度来考察战争时，他不得不肯定某些战争的必要性，但当他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时，他就毫不掩饰他对战争的诅咒。因为杜甫终极关心的还是人，是人的生存，人的安全，人的幸福。

其二是反奢侈。

杜甫反奢侈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和上层社会，在《咏怀五百字》中，已对封建统治集团腐朽奢侈的行为进行过尖锐批判：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丽人行》更是笔墨集中，把杨氏家族的腐化奢华作了形象的描绘和揭露。

在杜甫看来，奢侈是败国的祸根，反奢侈是破，倡节俭是立。比如《有感五首》中的“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就是对统治者提出的严重警告。《提封》一诗更是把节俭作为立国之本：

“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间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乂入，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

该诗认为守险不如崇俭。但还有一层意思：崇俭可以免战，奢侈导致祸乱！

其三是反诛求。这与反奢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上层社会厉行节俭，反对奢侈铺张，自然就会减少赋税。国家安定，人民的日子也就好过些。反之，就会增加赋税，加重人民负担，引起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杜甫对此十分敏感，呼声之强烈在唐代诗人、甚至在古代诗人中也是少见的。

比如《枯棕》中“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尽管是战乱非常时期，杜甫对不管人民死活的强行搜刮仍是愤慨的。在《客从》一诗中，用寓言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愤慨：“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释闷》中的“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点明了诛求的原因：一伙奸臣导致了混乱。而“诛求何多门，资者贵为德”则把话说得更明白了，诛求多门，就是缺德。谁能随便下令增加赋税呢？矛头所指十分明显。

其四是反对贫富不均。

对贫富不均的批判，也是杜甫的一贯意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这一触目惊心的现实的最深刻的总结，对富有者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其掠夺性质的认识上，而且常常是对贫穷百姓的同情同时进行的。

如《岁晏行》之“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抒柚茅茨空”，《咏怀五百字》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等诗句就是在深刻的对比中鞭挞了不公正的世象。

与之相关的正面主张显然就是《述怀》中那著名的幻想：

“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这种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与其说是诗人的理想，勿宁看作是他的激愤之辞，看作是他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以及对现行制度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和呻吟。

通观以上几方面，不难看出，杜甫的批判意识是建立在儒教的仁政学说基础上的，《送顾八分适洪州》中的“邦以民为本”，明显是“民为邦本”的儒学名言的韵文式的表达，“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批判现实的依据。

03 重建意识

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着眼于社会的缺陷。作为一个儒家诗人，他不可能只揭伤疤，他还必须开出药方。以天下国家为任者，必然对社会蓝图有着自己的理想，这实际上是“盛唐良心”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说忧患意识着眼于良知，批判意识表现为勇气，那么，重建意识则依据于这种理想。

杜甫的重建意识，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

其一、重建政治模式

杜甫类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表述极多，简单地说，这就是儒家神话，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为后世界定了这样一个理想世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杜甫以此作为终极的追求。

远古的社会蓝图毕竟遥远了些，而且近乎神话，虚无缥缈。好在唐朝历史上，也有过辉煌灿烂的时代，这就是唐代的两个治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杜甫对此二治世的歌颂和怀念，是建立在“今不如昔”的忧患之上的。

杜甫希望唐朝恢复到贞观的水平，他特别崇拜唐太宗这位本朝的尧舜君，原因正在于唐太宗的确是以尧舜之道治国。他对此多有赞烦：“贞观是元龟”，“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太宗的政治建树，在杜甫看来，已经是达到极致了。

对于诗人亲历的开元治世，他认为也是较为理想的。《忆昔》描绘了这个盛世，与《礼运》篇中的描绘简直没有二致。

可是，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唐王朝由盛入衰，所以天宝以后杜甫的重建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中兴的呼唤，对重建理想的追求。

如《述怀》中的“汉运初中兴，平生老耽酒。”，《洗马兵》的“中兴诸将收山东。”《往在》的“中兴似国初，继体同太宗。”

其二、重整纲常伦理

政治模式着眼于社会结构，一个理想的社会必然要以某种理想的纲常伦理为核心方能正常运转。杜甫重建意识的核心是恢复良好的崇高的道德风尚。

朝纲紊乱是杜甫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他在《忆昔二首》之二中说：

“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身焦思补四方。”

对皇帝的惧内，是从“坏纪纲”的角度加以审视的，就和一般地讽刺怕老婆的角度大不一样。

在《草堂》一诗中，他对纪纲紊乱导致的动乱痛心疾首：

“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实为鱼。”

它如对官场风气等等反常现象的忧虑，无一不是从纪纲的角度考虑的。

在《洗兵马》中，既有对“天下尽化为侯王”的朝纲紊乱的批判，也有对重整朝纲的期待和歌颂。历来众说纷纭的“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间寝龙楼晓”两句，便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解释：

无论是肃宗向玄宗请安，还是肃宗的太子向肃宗请安，可以肯定是歌颂朝仪重现，纲常恢复。杜甫正是从太子向皇帝请安这一细节中，高度赞扬了中兴的开始。

朝纲紊乱必然影响全社会风气。当时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价值观念颠倒。作为一个儒家诗人，杜甫对此深感忧虑。《贫交行》短短四句，写尽了人情反复，世态炎凉：

“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关于道德沦丧，《白丝行》一诗寓意明显：

“香汗清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许。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

正如曹慕樊先生在《杜诗选注》中所论：

“这首诗慨叹某些士人，有才无德，一时为有力者吹嘘，侥幸得势，一朝败露，为世所弃。结语：古人君子，难进易退。惟恐受辱，故不难于有人汲引，难于不轻受汲引。”

儒生地位的日趋低下，在诗人看来，则表现着另一种不公正。杜甫控诉、抗议这种不公正，也未尝不是对恢复一种正常秩序的努力。他的“执绮不饿死，孺冠多误身”的悲怆控诉，是对“错位”的抗议，是对“正位”的呼唤。

《醉歌行》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说得够激愤了，但诗人无力改变现状，良知又不允许他自甘堕落，所以，他只有通过自省，通过自重来保持人格的尊严，来与现实抗争。

这也就可以解释，他在长安生活的后期，终于作出“独耻事干谒”的自责，而且对朋友也诚恳劝诫：

“愿子少干谒，蜀都足戎轩。”

杜甫以自我形象为人们作出了一个符合礼乐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榜样。

《论语》中关于“士”的定义，也就是对“盛唐良心”的定义。《泰伯篇》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孟子·梁惠王》上也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这些精神在杜甫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杜甫以其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仁人志士形象对传统文化及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过杜甫并非一个卫道上。杜甫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在某些方面突破了这些儒家正统思想。

在仁学思想中，“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主张是一个重要内容，然而民本学说在本质上不是民本位理论，而是一种明智的君本位理论，它最终关心的是君王的统治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杜甫抛弃了仁政学说中以君为核心的理论，他是以人民为出发点的。

杜甫深深的忧患和批判，无一不是建立在对人类的苦难的关切和普遍的爱的基础上的关切与爱。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杜甫那样一生为民请命，与民同悲喜、共患难，像他那样推己及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诗人又有几人？

杜甫胸怀的博大坦荡、爱心的真挚深厚令人感动。他的爱，代表着中国式的人道主义，一种在仁学思想指导下的爱。这种爱，与西方以个人为基点的人道主义不同，它不高扬个体的自由精神，而是产生一种整合力，凝聚力：他憧憬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一个理想的模式：

让千万人平等友爱地生活在同一个穹顶之下。

支撑着杜甫担当起“盛唐良心”重任的，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和深厚的情感——爱，这正是杜甫永恒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