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灵庙武装暴动和百灵庙大捷的前奏：傅作义与德王争夺鸦片过境税

绥远抗战时期的傅作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

税卡

鸦片（大烟、洋烟）是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鸦片的种植、吸食、贩运和贸易，给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负面影响，甚至左右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发动的“蒙古自治运动”以及1936年相继发生的“百灵庙暴动”、百灵庙大捷以及绥远抗战等近代著名历史事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德王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争夺鸦片过境税。

一、争夺背景

中国本无鸦片，约在唐代由国外传入。刚开始供观赏，后来作药用，清朝以后变为毒品，毒害中国人民。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诱迫清廷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而一些官吏受鸦片厚利驱使，说服咸丰皇帝居然于1858年同意与英国签约，允许鸦片输入中国。但为遮人耳目，竟将鸦片称作药品，国外鸦片称“洋药”，国产鸦片称“土药”。

（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一方面标榜禁烟，一方面又以鸦片为财源，挖空心思地给鸦片冠以“特货”、“戒烟药料”之美名，大征鸦片特税，为围剿红军筹集军费。于是，经营鸦片者则称“特商”，鸦片税费则称“特税”。可以这么说，蒋介石就是靠鸦片特税，维持着打内战的军政费用。

由于新旧军阀连年穷兵黩武，动辄花费万千，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财政已近枯竭。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敛款途径，便是鸦片特税，因此以禁烟为名，行“征”税之实。1927年9月，国民党颁布《国民政府财政部禁烟暂行章程》13条，其中心在征收鸦片特税，禁止一切私运私售。吸食鸦片者须请领执照，交执照税即可吸食。

鸦片的运售一切由国民党财政部垄断，以便收取更多的特税。因此特别规定，对鸦片及其衍生制品等毒品一律抽以重税，1927年百分之七十，1928年百分之百，1929年以后百分之二百。

蒋介石惟恐对特税征收规定还不够完善，对烟商服务还不够周到，1928年3月20日公布《戒烟药料护运章程》。该章程规定，戒烟药料满100两以上，经遵章纳税后，可请专运所代运。并特别规定，所运药料不满一担(1000两）者，均作一担计算纳税。

这一规定暗示特商最起码得代运一担，否则自愿吃亏。实际上是在鼓励纵容特商进行大规模贩运，其目的是使禁烟处可从中获取更多的特税。

从上述章程和条例的有关规定中不难看出，国民政府打着禁烟幌子，把过去一切隐蔽的私运私售，明目张胆地变成垄断运输、国家专卖、公开允许人民吸食鸦片，唯一目的即为最大限度地征收特税。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后又相继在全国设立禁烟督察处，禁烟督察处对待鸦片实行统收统运，只许公运不准私运，不受各省市、各院部的管辖，不受任何法令的限制，直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行事。

（二）绥远省的鸦片过境税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特别是偏远落后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鸦片泛滥种植和泛滥最为严重，其中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中西部的绥远是重灾区。

据有关研究资料，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每年的鸦片产量有数千万两之巨。这么大的产量，当时主要的销售地是天津。

天津港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内外贸口岸，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图谋全面侵占我国，为了筹集侵略资金，毒害弱化我国人民，因而天津成为“日本在华肆行毒化之总枢纽”，在日租界大肆开设制贩毒场所，天津成为甘肃、绥远产鸦片的重要消费地和转运枢纽。

由甘肃、宁夏运往天津的鸦片必须经过内蒙古中西部，由于鸦片过境税税率极高，为避免运输途中被多点征税，所以运输鸦片时就走人烟稀少的“北草地”上的传统商路“西营路”，这条路线是清朝以来从呼和浩特到新疆古城（奇台）的一条商路，当时运输鸦片时，大致是从甘肃出发，延黄河北岸，经宁夏、内蒙古巴彦淖尔、包头市达茂联合旗百灵庙后南下，再经召河（希拉穆仁镇）、武川到呼和浩特，然后用火车运往天津。当时，绥远省政府在百灵庙和距离不远处的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黑沙图设卡收取鸦片过境“特税”。

绥远省由于僻处边疆，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又大多贫困，绥远省的财政相比内地，更是捉襟见肘。因此鸦片过境的特税是一笔不容忽视的巨大收入。当时，每年据说有600—800万两鸦片经过绥远运往天津，绥远省禁烟稽查处在百灵庙设置的税卡，每年平均收入一百多万银元，最多时有二百万元。一块银元相当于我们现在1000元左右，可见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了。

1934年，“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之后，蒙政会实际负责人、秘书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了实现他“蒙疆”帝国的梦想，对于这笔收入真是垂涎三尺，和傅作义的绥远省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直至最后双方兵戎相见。

二、争夺过程

德王和傅作义在征收鸦片过境税方面的矛盾，在1934年蒙政会成立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因当时盟旗政权是处于绥远省政府的统辖之下，虽有不满，也不敢明显表现出来。但随着国外侵略势力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在我国的民族问题上扶植傀儡和代理势力，制造热点和矛盾，一时间，“蒙古自治”活动风起云涌，百灵庙的蒙政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以后，内蒙古中西部蒙旗有了统一的组织，与绥远省政府是平行机关，再加上背后日本撑腰，因此德王就敢于和傅作义公开叫板。随之，蒙、绥之间的矛盾开始趋于表面化、尖锐化，斗争开始激烈起来。

面对如此巨款，当时坐镇百灵庙的德王要求按照《蒙古自制办法原则》第七项的规定：“省、县及盟、旗地方所征之各项税收，须劈给盟、旗若干成，以为各项建设费。其劈税办法另定之。”把黑沙图和百灵庙所收特税和绥远省政府按比例分成，作为蒙政会经费。在德王看来，每两鸦片蒙政会征税8分，每年按过境800万两鸦片计算，可获利64万元。但傅作义不让步，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差一点打起来。“绥蒙特税之争”成为德王与傅作义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矛盾，最后引起了国民政府军政高层的关注，但也没有个卵用，双方争执直到最后矛盾总爆发。

德王首先派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蒙政会财政委员会主任、蒙政会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包悦卿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简称军分会），向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告状，要求主持劈分。为此，包悦卿还和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军分会委员、办公厅厅长王伦吵起来了，包悦卿向王伦威胁说：“这事若不允许，我们蒙古人就要在滂江（位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德王的根据地）集中几万骑兵，准备拼命！”王伦也针锋相对地说：“我们怕日本人是真的，至于你们蒙古人就随便吧！”于是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不久，德王又派蒙政会代理秘书长敖云章向绥远省政府直接交涉劈分，因双方意见相距太远，双方也没谈出个结果。

1935年秋，德王赴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觐见九世班禅后，返回途中经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时，恰好遇上了绥远省财政整理处禁烟善后局总办张钦由凉州押运绥远省政府载鸦片的汽车数辆，停留在那里。当时德王质问张钦：“你省经蒙地运售鸦片，获利甚大，抽税甚多，但不依照中央规定劈分给蒙政会，你们捞干的吃，我们连稀粥也喝不上，真是不公平：”张钦回答说：“你的话我向傅主席反映，关于劈税问题，我们双方可以商谈解决。”

当德王返回百灵庙后，越想越气，就派保安队去把这些运鸦片的汽车扣住。不想绥远省政府获悉后，又派兵前来把扣留的汽车和鸦片抢回去了。后虽经几次商谈，终因德王要求劈分成数多，而傅作义答应劈分给的成数少，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协议达不成协议。

德王一方面派员和傅作义以及国民党中央交涉，一方面在几个乌拉特中旗、达茂联合旗等旗的交通要道上设立税卡，尤其是乌拉特中旗的黑沙图税卡，主要是为征收鸦片税而设立的。傅作主对此当然不能让步，除派一个加强营进驻黑沙图，武力制止蒙政会收税外，还将蒙政会设在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柴登的税卡派兵捣毁。卡长狼狈逃回百灵庙，哭诉经过。德王闻讯，勃然大怒，派出白海风、朱实夫、李凤城等率蒙政会保安队300余名，在黑沙图一带驻扎，当时的乌拉特中公旗（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公旗）也自动供给保安队马匹骆驼和军粮，以示支持。两军相距约40余里，整整对峙了将近一年之久。

面对德王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傅作义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1936年2月，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发动了武装暴动，驻乌拉特中公旗的保安队也同时反正，德王一下子失去了和傅作义在争夺鸦片过境税上以武力争夺的本钱。1936年11月底，傅作义派孙长胜、孙兰峰等率军奇袭百灵庙，掀开了绥远抗战的序幕。

资料来源：

中华书局，1980年，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辑，任秉钧《德穆楚克栋鲁普与傅作义争夺鸦片过境税》。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孙修福《蒋介石与鸦片特税》。

《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1期，项浩男《1912-1937年绥远地区军阀政治与鸦片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