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不起家的男人靠卖妻子为生，旧时的典妻有多残忍，女性备受剥削

明代的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有一篇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故事。说一位刘姓官人，家有一妻一妾，因为做生意赔了本，成了破落户。在为丈人祝寿时，意外得了丈人资助的十五贯钱。

拿到钱的那天晚上，刘官人在回家路上巧遇了一个旧相识，一起喝了几杯酒。到家之后，妾室二姐就问十五贯钱是哪来的。

刘官人借着酒意，加上敲门半天二姐才来开门，心里有些埋怨，于是骗二姐说，是典她得来的钱，明日就送她过门。

二姐听了，连夜就跑了……

这个故事充满巧合曲折，虽然上面这段只是其中一个小段落，却足以说明，在当时“典妻”这一风俗已是人人皆明了的事情了。

旧时类似于代孕的行为，就叫典妻，又称“租肚皮”、“租肚子”，相当于借妻生子，和现代言情小说中的借腹生子类似。

典押、租借女性，相当于把女性当作商品、工具，严重蔑视人性、违背人伦。这种阴暗肮脏的习俗，古已有之，从三国时期的“质妻”开始，直到民国时期，都有对典妻风俗的记载。

很明显，典妻的出现，就源于中国人最注重的子嗣传承问题，虽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可能被人们误解了，但确实几乎所有人都会用这句话来表示自己对子嗣后代的态度——不管行不行，一定要生，而且绝对要生儿子。

对于有钱有地位的人来说，明媒正娶的妻子若是生不了、休不了，那也没关系，找个穷得不行的人来生就行了，大部分的典妻者都是因生活所迫将妻子租给有钱人。

古代结婚有着一套完整的正规流程，而典妻这种破坏人伦的买卖竟也有一套契约形式，同样有着媒证、订约、下聘的环节。看起来颇为讲究，其实也不过是在写明典金、租期等问题，一系列的操作与买卖猪仔无异。

一般典妻的时间在一至五年之间，一两年的算时间比较短，又叫“租妻”，三五年的就叫“典妻”。典妻入门后需要生下孩子，有时规定必须是男孩，才能回家。

民国时有不少文学作品，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和许杰的《赌徒吉顺》，作者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但却都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典妻这一题材。

《为奴隶的母亲》中，典妻者是一个叫黄胖的皮贩，他不仅穷，人品也极差，借了不少钱，有烟、酒、赌博等各种恶习，还把刚出生的女儿投入沸水溺死，简直人渣典型。为了钱，他把自己的妻子以身价100元、为期三年的条件邻村一个五十多岁的秀才。

典给

当时黄胖和妻子膝下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春宝，妻子无法，只得忍辱负重，去作地主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生下一个儿子后，她被赶回了原来的家，那个家还是和以前一样，一贫如洗，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没有改变。

她在完成典当合同后，又回到了这个贫穷的的家，见到阔别已久的丈夫黄胖，丈夫没有喜悦，也没有感激，只打发她去做饭，末了还嘲讽她过惯了有钱人的生活。而她，也只能继续着为奴隶和母亲的生涯。

《生人妻》中，女主人公是位纯朴勤劳的山野农妇，她和丈夫原有几亩田和一幢平房，但因农村经济日益凋敝而破产，卖掉了田产和房屋。

为了生计，丈夫横下心把妻子卖给人人见了要吐唾沫的瘦鬼胡大，妻子在痛苦、迷茫中被抬进胡家，在“新婚”酒席上遭到胡大的凌辱和胡大弟弟的调戏。无法忍受的她深夜逃出胡家，等跑回家后才发现，丈夫已因自己的逃走而被捆绑而去了。

《赌徒吉顺》中，吉顺赌赢时，就喝酒猜拳，得意忘形，有人来找他典妻，他很傲慢地拒绝了；后来他赌输了，就连夜卑躬屈膝地央求人牵线卖妻。在等待中介的时候，竟还做起了飞黄腾达的美梦。

政权、父权、夫权，种种桎梏之下的中国女性，有时候甚至连做人的权力都没有。典妻这种事情，不仅是对身体的商品化，更是对心灵、精神上的打压和剥削，惨无人道。

而几千年来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在这三篇小说里，他们的男性力量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们只是顺从的女人的中心，仅凭自己是支撑不起自己的家庭的，只能靠着女人，靠着出卖妻子为生。

“一切国家，一切宗教教育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服从。”

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处于被压迫、被欺压的地位，尤其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等待她们的只有残酷的压迫和苦难的深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在无数先人的努力抗争中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相比起数千年的被各种封建伦理道德、等级制度压迫着的历史，这短短一百多年，似乎还不够，至少在思想层面上，真正的平等还未达到。

近来的代孕话题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私以为这种将人当作工具、物品的问题根本就不该被谈论是否应该合理存在，因为它完全是反人性的，剥夺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不管代孕是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对人的一种剥削。她们的价值不应该只在生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