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斯的迷茫 西方保守主义的百年孤独

　　后特朗普时代的保守主义面临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窘境，更为紧迫的是一种生存性危机（existential crisis）。

　　文 | 贾敏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待评书目 |Conservatism：The Fight for a Tradition(《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本书荣获英国《金融时报》2020年最佳政治学书籍、《纽约时报》书评编辑之选书籍、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最佳大历史书籍。

　　原标题 | 保守主义的百年孤独

　　多年以后，当迈克尔·彭斯站在国会山观礼台眺望地平线远方的林肯纪念堂时，他一定会想起那场没有唐纳德·特朗普出席的总统就职典礼。

　　彭斯应该记得，典礼上出席人员的脸上都有着难以形容的僵硬笑脸。簇拥在观礼台与华盛顿广场的四周，除却戴着口罩前来观礼的普通民众，更多的是全副武装，神情紧张的各州国民警卫队员们。彭斯还应记得，就在两周前的那个午后，挥舞着红蓝旗帜的特朗普狂热支持者，鱼贯涌入身后所在的国会山殿堂尽情横扫与宣泄。彭斯更应记得，这是自1814年英国远征军焚毁合众国立法机构两百余年后，美国政治的核心区域再次被暴徒攻陷。然而，这些叫嚷着“特朗普是总统”的男男女女们，全都自称骄傲的爱国主义者。

　　这是真实上演的魔幻现实主义荒诞剧，也是现代美国社会极度分裂的再次证明。被称作模范共和党政治家，坚守保守主义信念的彭斯，彼时内心的复杂与迷茫完全可以捕捉。一方面，攻占国会山的暴徒中，不少人叫嚷着要搜出副总统先生，盖因特朗普赤裸裸攻击他的忠诚副手忘恩负义，承认大选结果，对此彭斯羞愤难当，这是对美国政治秩序传统与个人尊严的最大冒犯。另一方面，作为参议院议长的彭斯，在民主党人群起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咆哮再次弹劾特朗普，共和党党魁纷纷倒戈的情况下，他再次宣称当下的美国需要的是再次团结，而不是周而复始的政治游戏。

　　彭斯的所思所想所为，正是现代西方保守主义面临危机的集大成者体现。后特朗普时代（post-Trump era）的保守主义面临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窘境，更为紧迫的是一种生存性危机（existential crisis），这绝非危言耸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恰逢其时推出的重要著作《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Conservatism：The Fight for a Tradition，2020）将会尝试回答这一切。该书作者，英国《经济学人》知名专栏专家、西方现代思想史的观察者与评判者，埃德蒙·福赛特（Edmund Fawcett）试图为我们展现两百年间的西方保守主义历程，值得当下的我们细细品读，并有所辨析。

　　1946年福赛特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自由主义信仰浓厚的家庭。父亲詹姆斯·福赛特爵士是著名的人权法与国际法学者，战后代表大英帝国参加1948年的《世界人权公约》，并曾长期任欧洲人权理事会主席一职。福赛特的姐姐夏洛特·J·沃尔是著名艺术家，也是现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母亲。青年时期的福赛特表现出对左翼出版文化的浓厚兴趣，曾在著名的Verso出版社工作。1973年他成为老牌政经刊物英国《经济学人》的国际新闻记者，并在这个岗位上持续服务三十余年。他先后在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布鲁塞尔担任首席记者，职业生涯跨越美苏缓和、柏林墙崩溃、前南内战、北约东扩以及纽约世贸双子塔的轰然倒塌，亲身经历西方自由主义在世纪末由盛转衰的思想历程。作为一名自由左派（Left-Liberal）人士，福赛特坚定地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仍然有重振旗鼓的希望，但首先要做到“认识你自己”。

　　本书作者埃德蒙·福赛特（Edmund Fawcett）

　　2014年福赛特的《自由主义：一个观念的历程》（Liberalism：The Life of an Idea）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UP）推出，成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重新书写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历程的标杆性著作。与其他经院派学者和以政治立场切割阵营的市场化知识分子所迥异，福赛特开宗明义就宣布该书是一部“寻求和解”的著作，其目的在于通过历时性的回顾与共时性的聚焦、结合广范的政治-社会-思想人物的谱系梳理，为陷入困境的自由主义寻找突围的可能。福赛特在该书中一改过往诸多著作试图首先给自由主义“验明正身”的写法，更着重强调作为一种政治与行为实践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两百余年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可以分解为“承认冲突的现实并始终追求秩序；警惕权力的碰撞并为之反抗；肯定进步的意义并为之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并一视同仁。”之四大阐释维度。这种阐释的意义在于能够最大程度包容自由主义的异议者与反对者，意图将其思想光谱变得更为宽面。

　　福赛特以他数十年目睹欧洲转型剧变的经验观察，告诫西方的政治与知识精英，自由主义并非独享专供，经济全球化与物欲追求与进步的追求亦非划上等号，西方以外的世界同样可以借鉴与效仿；西方世界如若还是再次故步自封，亦或是偏执于西方社会之于自由属性的某种话语垄断想象，其结局都将是令人遗憾的。《自由主义》因其资深作者权威的历史表述、流畅明朗的写作，众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翔实记载，成为近些年来西方阅读市场上广受追捧的著作，因为它的目标读者不是精英人士，而是所有对自由主义和西方世界未来前景关心的热心读者们。

　　正是《自由主义：一个观念的历程》所取得的成功（2018年推出修订版），推动并启发福赛特思考如何将自由主义长久以来的思想竞争者—保守主义及其思想历程，通过并行写作的方式予以论述。按传统中国知识人所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福赛特的《自由主义》是要回应金融危机后西方价值观面临的思想正当性危机，试图重新拨乱反正，让自由主义重新走上正道；那么2020年适时出版的《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则是试图拯救因特朗普民粹主义、英国公投退欧、新权威主义兴起而被连带污名化、扭曲化的真正保守主义传统。这种真正的保守主义传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尊严扫地的尴尬处境，保守主义应该明确自身究竟应该遵循哪种道路，究竟是与自由主义殊路同归，还是与当下的极右翼思潮继续沉沦，都将成为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自我诘问。

　　《保守主义》首先回顾了十九世纪以降两位现代保守主义思想之父的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与约瑟夫·德·梅斯特，他们都因激烈反对和抨击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和思想遗产而留名，并形成各自鲜明的保守主义思想传承。在作者看来，伯克与梅斯特尽管有着许多相异点，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对既有秩序的颠覆性冲击和革命性的社会改革举动都惊骇不已，并因此激烈反对所有以革命之名所采取的激进改革运动，因为这将荡涤西方文明传统的根基。在具体路径上，伯克尊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反对平民政治，维系社会阶层固有格局，厌恶革命带来的反建制激进思想。与伯克相比，身处欧陆的梅斯特则更借助宗教和文化的力量痛斥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王权沦丧和无神论，哀叹传统由此将沦落为“暴民的天堂”。此外，福赛特还将十九世纪美国南方政治家卡尔霍恩矗立为反对自由贸易，倡导经济保护主义，却又无视反道德化的奴隶制度的极端保守主义先驱。总之，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时刻，保守主义传统的最大辨识符，当属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全面反动。

　　伯克（Edmund Burke）

　　需要认真辨析，并且是作者在《保守主义》中所鲜明勾勒的，则是除却那种“反启蒙、反科学、反民主”的保守主义特质外，保守主义在与自由主义并行激烈博弈、在一系列战争与革命风云际会后，依然可以寻觅到谅解、妥协、乃至携手重建与进步的历史可能。福赛特认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欧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达成了进步谅解，既解决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同时通过对外扩张构建殖民帝国的方式完成利益分配。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初期，欧陆保守主义政党同样在两次大战浩劫的废墟上，重生为自由-保守主义政党，他们同样强调和拥抱个人权利、欢迎大众消费与商业时代的到来，默认国家治理和经营国有制在恢复战后经济发展和繁荣上的巨大效用。福赛特认为，自由-保守主义政党的欧洲实践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功，无论是戴高乐以降的法国自由-保守主义联盟的成功施政，还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党的长期执政优势，以及战后美国曾经昙花一现的保守主义-共识政治氛围，都是保守主义所曾取得，也不应被遗忘的传统。

　　撒切尔和里根

　　然而让人扼腕与摇头的是，主宰当下美欧政治生活中的保守主义，再也无法与这种老派、谦和、稳健的传统划上等号。由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裹挟而成的极右翼栖身于保守主义阵营，却与曾经的保守主义传统离题万里。福赛特坦言，一方面，保守主义阵营自上世纪70年代内部发生诸多裂变，秉持传统的保守主义在应对内外剧变过程中遭遇疲惫、失语、乃至不断被边缘化的状况；但另一方面，煽动新思潮，新阵营，新手段的硬派右翼（Hard Right）从保守主义阵营中脱壳而出，进化为一股盲动而危险的政治力量。他们的目标已经不再简单瞄准自由主义阵营，重新篡改保守主义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核心目标。时机成熟，硬派右翼定会化成新的恐怖和不可预测的政治力量。这种以民粹主义为号召的政治力量，就包括特朗普主义及其追随者，以及福赛特的侄子鲍里斯·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脱欧分子。试图驾驭并借助硬派右翼势力实现政治目的的保守主义者，面临的最终结局恰为被其彻底反噬，并与其决裂而行。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能够明白，真正让彭斯先生迷茫的究竟为何物；或许彭斯先生也从未迷茫过，传统对于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意义，更多呈现为言辞之争的工具，而非信仰者的标识符。

　　在笔者看来，作者埃德蒙·福赛特在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本堪称姊妹著作中所想表达的思想诉求恰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西方缺位（Westlessness）的时刻，如何重新发现内部对手身上的优缺点，并寻求合作与妥协的可能。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危机在冷战期间就已凸显。东西方阵营紧张对峙的戛然而止，让本应该反思的西方世界忘乎所以，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不幸成为掩盖西方内部深刻矛盾分裂的崭新遮羞布，并整整持续二十年之久，直至踏入华尔街次贷金融危机才得以寿终正寝，其深远影响不亚于第二次的柏林墙倒塌，前者好歹有民众自发觉醒和内外力量共同促进造成，而后者完全是西方精英盲目自大，完全手动酿成的悲剧式事件。金融危机过后，西方知识精英除少部分认真反思，大部分都偏向通过重新反思历史、构建新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寻求解决危机状况。这种写作背后的时代特征，在福赛特的两本著作中都有完整而鲜明的展现。

　　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共和党参议院领袖

　　但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福赛特的回望与自审依然是有待改善的。譬如就有评论者指出，《保守主义》试图为现代保守主义的传统正名，在一些领域有意识地回避保守主义传统的消极面孔，对历史上保守主义政治家的伪善与政治机会主义手段视而不见，以及对某些人物的过高赞誉等；这些缺陷在《自由主义》中同样颇多显现。

　　这或许恰恰反映像福赛特这样出生于战后欧洲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对当下秩序和稳定的普遍渴望，让他们希望西方的今天、西方的明天，都如同西方曾经的昨天那样重新浮现。对此我们满怀理解的共鸣，却无法报以真正的共情。西方保守主义的百年孤独，或许会依旧孤独地蹒跚离去。

　　本文作者：贾敏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专业研究者，书评爱好者，真诚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