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摊主马大姐：一年亏掉20万，疫情再不好转只能回家种地

　　转自《北青社区报通州版》

　　“这个摊位3月份到期，要是生意还不好，我们就打算回老家种地了。当时来北京是为了生活，现在回老家也一样……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海鲜摊主马大姐说道。

　　通州梨园水果农贸市场里海鲜市场入口处的摊位上，“马大姐海鲜”牌子，红底白字，格外显眼。

　　摊主马桂莲正盖着小薄被、坐在摊位旁的小凳子上摆弄着手机。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生意惨淡了不少。

　　“只盼着疫情赶紧过去，生活能回到原点。”

　　坐在小沙发上盖着被子，等待生意的马桂莲和儿子

　　一年亏损20万 多年的积蓄转眼成空。

　　通州梨园水果农贸市场内，近3000平米的海鲜市场共有7个海鲜商户、整齐地摆放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玻璃箱，箱内各式各样的海鲜。

　　隔着过道两个摊位都是马桂莲家的，一个海鲜摊位，一个鱼肉加工摊位。疫情暴发前，即便马桂莲和儿子、媳妇一家四口儿每天都在摊位前忙碌，有时甚至要雇两个伙计帮忙，生意红火程度可想而知。

　　而今，无人问津的海鲜摊、空荡荡的鱼类加工摊，马桂莲和儿子两人留守足矣。

　　“海鲜生意看似赚钱，但其利润空间其实很小。”马桂莲说。

　　以海虾为例，店里是40元进入、45元售出，而中间的5元差价则要涵盖摊位、人工、运输等多项费用。“摊位费每个月就要1万元左右，运货车的牌子每个月要两千、车油每个月两千，店里的两个工人，每个月工资也要七八千。”马桂莲称。

　　不仅如此，为了保持鲜活度，水泵、恒温设备、冰块等都要持续供应，每个月水电费就要5000左右。海鲜如果当天卖不出，就可能导致折价出售，甚至直接丢弃。扣除成本，利润所剩无几。

　　“以前每天要进三四十斤的海鲜，现在有时进10斤都不一定卖的出去。”马桂莲说，这一年她大概亏20万左右，多年卖海鲜的积蓄，全没了。

　　最近一段时间，马桂莲时常细数家里的开销，连同家里的小孩，8口儿人，每月生活费至少要7000元。

　　20年前因爱北上

　　“我们在鸟巢附近摆摊，后来又到红领巾、熊环岛、健翎桥等摆摊。直到四年前，马桂莲一家来到通州梨园水果农贸市场，才算正式稳定下来。

　　冬日的午后，阳光温热，看着玻璃箱里轻轻游动的虾蟹、听着水泵工作的声音，马桂莲陷入了自己的回忆里。

　　20年前，当时年仅26岁她，跟着丈夫一家从福建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北京。“他家很多亲戚都在北京做海鲜生意，我们觉着做海鲜生意多少能比在老家种地赚得多，所以就跟着一块儿干了。”

　　当时，虽然海鲜生意利润薄，但那时候各项成本也低。“早些年，一个月摊位费800元，租房也不过200元，只要肯吃苦，一年下来还是能攒下些钱的。”马桂莲称，为了在北京“落地扎根”，夫妻二人的海鲜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年。

　　如今，“马大姐海鲜”不仅坐拥农贸市场入口的好位置，而且店内还有近20类鱼虾蟹贝，还加雇了工人、在附近增开了生鲜加工摊。每天早上三点，丈夫带人去进货，马桂莲和儿子儿媳六点多开张，晚上七点收摊。

　　最近一段时间，因海鲜摊生意不好，丈夫因为压力大，脾气也越发暴躁，甚至还曾因饮酒过量被送进医院。

　　最近一年，日子虽然过得辛苦，可说起家中牙牙学语的孙儿，马桂莲突然来了精神。46岁的马桂莲而今已经三世同堂，荣升奶奶。

　　“这个摊位3月份到期，要是生意还不好，我们就打算回老家种地了。当时来北京是为了生活，现在回老家也一样……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

　　海鲜摊上，大部分鱼虾蟹都安静地待充满冷水的玻璃水箱内，然而其中仍不乏偶有“活泼”的海虾会跃出水面，甚至一个不小心就跳出玻璃箱、掉在地上挣扎着……摊位旁守着的马桂莲时不时站起身，将跳出来的虾捡起来丢回水箱，然后继续坐回去，在薄被里等待着自己或未可知的客人和生意…

　　对于在农贸市场讨生活的人来说吗，疫情对他们的伤害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深。只是辛劳的中国人民惯是在能自己吃上饭的情况下，不愿意去麻烦政府罢了。愿早日战胜疫情，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