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力消毒却没用，原来新冠传播的根源竟是它

《纽约时报》,节选

在香港人气冷清的机场，清洁人员不断向行李手推车、电梯按钮和登机柜台喷洒抗菌溶液。在纽约市，工作人员对公共汽车和地铁表面进行持续消毒。在伦敦，封锁结束后，许多酒吧为了重新开业花了许多钱进行了彻底的表面清洁——直到11月再次关门。

全世界的工作人员都在用肥皂擦洗、抹去和熏蒸各处表面，他们的任务非常紧迫：抗击新冠病毒。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受污染的表面会传播病毒。他们说，在机场这样拥挤的室内空间，被感染者呼出并滞留在空气中的病毒是更大的威胁。

“在我看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浪费在了表面消毒上，更重要的是，它转移了人们对防止空气传播的注意力和资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呼吸道感染专家凯文·P·芬娜莉说。

一些专家认为，香港这个拥有750万居民和悠久的传染病暴发史的拥挤城市是一个典型案例，夸张的表面清洁措施给普通人带来了一种对新冠病毒的虚假安全感。香港机场管理局用一个类似电话亭的“全身消毒通道”对隔离区的机场工作人员进行喷雾消毒。这个消毒间是使该机场“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安全环境”的努力的一部分。

人们在香港的购物中心购买消毒剂。

这样的表态可能可以安抚公众，因为它们似乎表明了当地官员正在抗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气溶胶专家谢莉·米勒称，从控制感染的角度来看，这个消毒间没有实际意义。病毒是通过喷洒呼吸道飞沫的活动——说话、呼吸、叫喊、咳嗽、唱歌和打喷嚏释放出来的。米勒说，消毒喷雾剂通常由有毒化学物制成，会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危害人体健康。“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对全身进行消毒可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包括普通感冒和流感在内的一系列呼吸道疾病，都是由可从受污染表面传播的细菌引起的。因此，当去年冬天新冠病毒在中国大陆暴发后，关于这些所谓的污染物是病原体传播的主要方式的猜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研究很快发现，这种病毒似乎可以在一些表面存活长达三天，包括塑料和钢铁表面。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称表面传播是一种风险，并说只有医务人员在进行某些产生气溶胶的医疗程序时，空气传播才是个问题。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能在不流通空气的细小飞沫中飘浮数小时之久，人们吸气时就会被感染——尤其是在通风不良的拥挤室内空间。7月，《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认为，一些科学家夸大了新冠病毒从表面感染的风险，而没有考虑到其近亲的研究证据，包括2002至2003年SARS疫情的始作俑者，SARS-CoV病毒。

“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至少对最初的SARS病毒而言，污染物传播的影响至多算是微乎其微”，该论文作者、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家伊曼纽尔·戈德曼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我们没有理由设想SARS-CoV-2的近亲会在这种实验中表现出显著不同。”

戈德曼的文章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几天后，200多名科学家呼吁世卫组织承认，新冠病毒可以在任何室内环境中通过空气传播。迫于公众的巨大压力，该机构承认，室内气溶胶传播可能会导致通风不良的室内场所暴发疫情。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自5月以来一直坚称，物体表面“不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到了10月，该中心表示，传染性呼吸道飞沫的传播是病毒传播的“主要方式”。但到那时，从扶手到购物袋，人们对恐惧触摸任何东西的偏执已经开始。

从内罗毕到米兰，再到首尔，穿着防护服的清洁工人在公共场所进行熏蒸消毒，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弊大于利。几位香港科学家坚持认为，这样的深度清洁不会有什么坏处，并且支持政府严格的社交距离规定。宝洁公司表示，在截至9月的这一季度中，该公司个人清洁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30%以上，在全球所有地区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大中华地区的增幅超过20%。

香港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400例，死亡人数为108人，与其他任何城市相比都是很低的。然而，一些专家表示，香港在应对室内气溶胶传播风险方面进展缓慢。早些时候，官方要求香港餐馆在桌子之间安装分隔板——类似于去年10月美国副总统辩论时使用的那种脆弱的、基本上毫无用处的保护措施。

但随着香港当局逐渐放松对室内聚会的限制，包括允许举行50人以内的婚礼，人们担心室内可能会暴发新疫情。一些专家说，他们特别担心新冠病毒飞沫可能会通过办公室的通风口传播，因为这个城市还没有形成强大的远程工作文化，所以办公室非常拥挤。

“人们在午餐时或回到自己的隔间时摘下口罩，觉得隔间是自己的私人空间。”香港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教授杨经伦说，“但要记住：你呼吸的空气基本上是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