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他曾在延安与毛泽东有一场精彩的“窑洞对”。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所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源出于《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其实就是古代的历史循环论,如《三国演义》所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董仲舒认为,改朝换代是黑统、白统、赤统“三统之变”的依次循环。近代的严复说:“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兴衰律。中国封建王朝有个历史怪圈,就是很难有超过300年寿命的,300年是个魔咒。自秦大一统到清王朝共62个王朝,每个王朝的平均统治时间为60年,汉有406年却是两个朝代,西汉是210年(不包括新莽时期),东汉是195年,只有宋朝到了319年,分南宋和北宋。接近300年的是,唐289年明276年和清268年。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与杜牧的《阿房宫赋》异曲同工之妙,”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秦朝暴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而亡。隋炀帝的大头症比秦朝还厉害,修东都洛阳城,开运河修长城巡游天下征高丽,不把全国人民给累死不罢休,结果就是“十八路反王,六十四道烟尘”。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
著名学者王亚楠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直言,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专制腐败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顽症,不可救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旗帜鲜明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志在“彼可取而代也”,帝王特权的诱惑力不知让多少人铤而走险。康熙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就形成了皇权独尊的中央集权。王朝更替仅仅意味着统治者的不同,鲜有上升式的进步,王朝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个历史周期律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几乎无一不是按照“兴盛—腐败—衰亡”的历史周期,循环不已。新王朝建立之初,帝王能够励精图治,整肃朝政,于是有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等。经过一段升平时期后,奢靡享乐的风气便逐渐上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民不聊生逼上梁山揭竿而起造反起义。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代王朝和政权的覆灭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就是被外族所灭还有就是权臣政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王朝自身的问题,利益的平衡已经打破,需要新的平衡。
“富者田野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封建王朝为一家之天下,很难解决农民的贫富差距问题。战乱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农民有机会得到大量的土地,朝廷也希望休养生息,所以新朝几十年往往是农民最好的日子。可是在统治稳定以后,土地兼并又开始了,王朝权贵们从来不把农民放在眼里。明朝农民不仅要供养着几十万的朱家宗室,而且藩王、权贵、宦官、勋臣还要占有大量土地,这天下真成了朱家的了。明朝末年大灾荒,李自成振臂一呼就是百万流民,要么饿死要么造反,没有别的选择。
从秦汉到唐明清,这些大一统王朝,开始兢兢业业开创盛世,后来享受放纵贪图安逸,很难打破300年王朝魔咒。统治者不管农民死活,农民就用脚投票,造反起义杀个痛快,每一次王朝更替就意味着血腥的人口毁灭。有时候皇帝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也无可奈何,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很难改变。兵临城下,崇祯帝哀求文武大臣捐钱,这些权贵们只会哭穷、耍赖、逃避、敷衍崇祯。这些大臣们真缺钱吗?李自成入京城以后,用鞭子打出来7000多万两银子。
所以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伟人也,一眼就看到了封建王朝的本质,指出了民主的星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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