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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之女:“鄙视那些利用父辈光环为自己谋私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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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我们开设“建党百年·延安故事”栏目,听革命后代讲历史、忆家风、话初心。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依然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2020年12月20日,胡木英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口述:胡木英

  |采访整理:尹洁


  快乐的延安孩子

  我是1941年出生在延安的。当时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已经比较稳固,很多经历过长征的干部都成了家,延安的孩子也多了起来。

  那时我们党对延安青年的教育工作抓得很紧,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就连被俘虏的日本兵,我们也给他们办了一所日本工农学校。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人,不管是老革命还是新革命,都要进入相应的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女同志生了孩子以后就很辛苦了,又要带孩子,又要上学,怎么办呢?一些女同志开始互帮互助,今天我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们,其他人去上学,明天换一个人照看。但这样还是会影响学习,而且还有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因此组织上决定找一批保育员,办一个托儿所。

  战争年代的保育员非常稀缺,去哪里找呢?组织上最后找到了延安当地的一些女孩,她们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年纪,起初也不是很愿意看孩子,组织上就做思想工作:“不是非得上前线才叫参加革命,在托儿所里也是干革命。”这样才动员了一部分女孩。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孩子们的合影。

  保育员有限,窑洞也有限。托儿所最初只有两三孔窑洞,放不下几张小床,于是后来又请当地的老乡帮着挖了几孔。在这种条件下,能优先进托儿所的孩子大部分是烈士的后代,再就是父亲或母亲在抗日前线工作的。而父母都在延安的,像我,以及毛主席另一位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只能由父母请当地的一些大孩子帮忙照顾。

  抗战时期的物资特别紧缺,托儿所连磅秤也没有。孩子们称体重时就用中国老式的杆秤,一头挂着秤砣,另一头挂一个大筐,把孩子放在筐里。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要按阴历算,应该是1940年腊月,后来的阳历生日是父母根据阴历的大致日子推算出来的。那时大人们都忙着抗战、工作、学习,许多人生了孩子也不记生日,我们这批孩子的生日很多都是推算出来的。

  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看,在延安的生活还是很愉快的,留给我的记忆都挺美好。虽然物质是匮乏的,没有糖,但在小米粥里放俩枣或者几块南瓜就有甜味了。庄稼的收成主要靠天,雨水不好的时候就一天干嚼两顿黑豆,能吃点小米、南瓜、大枣就很好了。过年的时候会杀一头猪,我们才能吃到肉,平时都是吃油渣,跟菜一起炒,觉得特香。我父亲胃不好,馒头、窝头都是烤着吃,上面能抹点猪油就是最好的东西了。

  我特别喜欢延河。那时没有河岸,都是河滩,大人有时带我到河边玩水玩沙,还能捡点小石头。不过山洪暴发的时候,河水就成黄泥汤了。你再去看,河里真是什么都有,门板啊、窗户啊,甚至猪啊、羊啊,都让山洪给冲下来了,河水要过些日子才能变清。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延安的拉歌。每次开大会、看电影,各单位的人一坐下就开始拉歌,你来我往、一刻不停地唱,一直唱到开会或者电影开场。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延安好像到处都在唱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不理解咆哮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延安的“保小”(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心想:“为什么黄河在保小?”

  我父亲胡乔木做了毛主席秘书后,我们一家先是住在杨家岭,后来搬到了枣园。枣园让我记住的不是枣子,而是梨树。每当梨子成熟的时节,叔叔阿姨们就会摇树,一摇就掉下来一两个。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出生后,我和叶子龙的女儿有时会过去跟她玩。我记得李讷画了很多京剧人物,可能是因为她父母喜欢京剧的原因,她画的那些人物头饰真挺像的。

  枣园还有一个小礼堂,是书记处开会的地方,周末的舞会也在那里开。每次开舞会是我们小孩最高兴的时候。大人们跳舞时,我们就在中间穿来穿去,给他们捣乱。平时小孩子很少外出,因为延安有狼、有疯狗,大人们怕出意外不让孩子随便跑。只有开舞会的时候,小孩们才聚到一起打打闹闹的,非常热闹。到了夏天,礼堂外面有一些小花,我们就去抓蝴蝶。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特别快乐。


  ·尽管条件极其艰苦,延安的孩子们仍然有很多欢乐。


  革命信念胜过一切

  我出生一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到毛主席身边当秘书了。在枣园时,我们家隔壁就是朱老总家,中间隔着一堵小矮墙,墙上有个小缺口。1944年,我弟弟出生了。朱老总空闲的时候就会说,把小家伙抱过来玩玩嘛,然后大人们就把我弟弟从矮墙的豁口上递过去。


  ··1949年3月,胡乔木(左)和毛泽东在一起

  毛主席住得也不太远。枣园外面就是老乡的菜地,毛主席、朱老总出来休息的时候,看到小孩子都要逗一逗:“你是谁家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见到老乡,见到战士,他们都会主动聊几句。

  那时的干群关系是非常自然的,党内上下级之间是非常平等的,互相都称同志。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种感情超越了其他情感,只要叫一声同志,就觉得很亲切。

  当时我年纪小,每天看着大人们忙来忙去,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我父亲主要是搞文字工作,写文章比较多。我们住的窑洞,里头一间是睡觉的炕,外面一间有张八仙桌,冬天我父亲写东西时,桌子底下放个炭火盆,他把两只脚搭在上面取暖,有时写着写着忘了脚底下还有个火盆,一撂脚就把鞋给烧了。

  对大人们来说,最好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了。苏联送了一些片子过来,反反复复不知道放过多少次,大家就是愿意看,看多少遍也不腻。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各家都要纺线、种菜,我们也跟着大人们去打麻草。到了地里,大人们劳动,我们就在那玩儿。我还记得妈妈谷羽纺线的样子,先把棉花搓成长条,然后用纺车摇啊摇,拉出线来。她白天要工作,纺线都在晚上,靠着一盏小煤油灯,就是弄个棉线放在煤油里点着,借一点亮光。


  ·1943年,通过大生产运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克服了物质生活困难。(资料图)

  我母亲到延安后也上过女子大学,1939年日本侵略者轰炸延安时,她在窑洞门口被埋了半截,额头、耳朵都受了伤,而在窑洞里的十几名同志都牺牲了。在我的记忆中,国民党飞机来得比较多,轰炸时间有长有短。警报一响,叔叔阿姨就拉着我们往防空洞里跑,一进去就不害怕了。


  ·被轰炸后的延安城。

  1946年底,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准备撤离延安。我父亲当时在甘肃搞土改,我母亲接到上级指示,要求能不带的东西尽量不带。后来听父母说,他们两人之间的信件、部分照片、一些珍贵书籍都埋在地下了,最后也不知下落。

  撤离的时候是几家一起走的,我母亲带队。遇到路窄的地方,就让牲口驮两个箩筐,一边放一个小孩。我妈妈后来跟我说,有一次牲口渴了,看到河水就一直往前走,而背上的箩筐里还有两个孩子,把大人急得使劲吆喝,费了半天劲才把牲口拉回来。

  因为在路上还要躲避敌机轰炸,所以基本都是晚上走,白天隐蔽起来。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敌人的飞机突然来了,我妈拉着我们赶快往山窝窝里躲。她那时年轻,不仅要照顾这一队老人孩子,还要收容一路上散落的家属。就这样一直走过了黄河,到了山西临县,才算稳定下来。母亲把我们安顿好以后,就去参加土改了。我和其他几家的孩子住在一个院子里,又开始一起玩了。


  “我们不愿被称为‘红二代’”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些延安儿女忙于学习、忙于工作,觉得父母好像永远会在一样,没有想过了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思想。直到几十年后,他们去世了,我们也成熟了,对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才发现失去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父母那辈人的很多故事,我们是后来通过他们的同事、同学,或者自己查阅历史资料才了解到的。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终于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信仰和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亲身经历了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年代,亲眼目睹了老百姓如何遭受剥削、压迫甚至屠杀。很多革命者的家庭背景并不贫苦,所以有更多机会去学习、思考中国的命运、寻找解放人民的道路。中国应该往何处去?中国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在找到这条道路后,他们将其视为最值得奋斗的崇高事业,投入了全部生命。

  许多烈士牺牲时只有20多岁,他们难道不希望过安稳、幸福的生活吗?他们正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有一天能过上人人平等、富裕、美好的生活,才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在阅读了很多历史资料、了解了很多烈士事迹后,我们越来越觉得应该继承父辈的遗志,继续为中国的正确道路和发展方向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4年,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正式成立了。发起者是一群延安保小、抗小等学校的老校友。他们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希望在离休之后继续为国家发挥余热,我后来就是从他们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延安儿女书画、摄影、集邮作品展在河北巡展(前排右四为胡木英)。

  我们这个联谊会不以哪位显赫领导人的后代为中心,只要你的先辈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联谊会中不仅有元帅的儿子,也有红军战士的后代,大家通过活动相互认识,增进交流。

  我所接触的革命后代,大部分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从事技术工作的比较多。我们不愿意被称为“红二代”,更鄙视那些利用父辈光环为自己谋私利的人。每次聚会,我们不发吃的、喝的,就发一份小报,介绍组织活动发展情况。许多联谊会成员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整理老一辈共产党人、革命先烈的事迹,通过开研讨会、办宣讲团、出书、拍摄影视作品等方式,传播和弘扬革命精神。

  联谊会还组织了一个北京宝塔山合唱团,主要唱民歌,《延安颂》《兰花花》《走西口》《花儿与少年》……合唱团曾经受邀到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演出,效果还挺不错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对中国民歌尤其喜爱,对《延安颂》的歌词也能理解,因为当年有很多东南亚的华侨青年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想方设法地奔赴延安。

  记得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本来演出已经结束了,我们回国的当天下午,部分华侨为了能再看一场我们的演出,临时找了场地、音响设备,布置好后请我们去加演了一场,演出一结束我们就直奔机场了。

  2016年3月,北京延安儿女故事团成立了。它隶属于1990年成立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员都是老共产党人的后代,来自党政机关、部队、企事业、院校及科研院所,目前有60多人。故事团与团中央井冈山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和中央团校合作,给青少年及党团干部学院讲家风、话初心,不少成员还接受一些单位邀请,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宣讲。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整整走过了100年历程。共产党人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才换来了新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崛起和民族复兴。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先烈,应该好好总结反思100年走过的路。

  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取得的辉煌成就,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自然灾害等主客观因素造成的返贫问题还存在,党政军干部队伍的作风问题和贪腐现象在一些地区、系统中还较为严重,等等。还有复杂的国际形势,反共反华势力对我们的种种打压和各种颠覆活动一刻没停。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多重伤害,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警醒。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作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后代,面对现实,更不能淡忘老一辈的教诲,更要弘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努力传承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发挥余热,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学习、继承共产党的初心,牢记使命,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原载于《环球人物》2021年第1期,原标题为《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向本刊回忆:“长大后我才理解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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