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由于政治风险大，“名士少有全者”，知识分子转向空谈玄理；而精于辨析名相的佛学的传入，也助长了这种风气。
知识分子主要通过本土的道家思想来理解佛理，所以道家思想得到发挥，重新获得知识分子的青睐。
当时的士大夫主要谈论的三本书是《易》、《老》、《庄》，号称三玄。
这三本书都涉及对世界本体问题（道）的看法，即世界万有从何而来，是无中生有还是向来如此？
当时很多学者认为无（道）乃万物之本，而有不过是“无之用”。
这是儒家思想中很少涉及的宇宙论和本体论问题。
众所周知，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老子开篇就谈道的问题。
当时就有人问：无是万物之所资，但是孔子在言谈之中基本上没有提到过无的问题，而老子在《道德经》中却一再地重申有生于无、无为万物之母，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孔子对于“无”无所把握，比不上老子的境界？
虽然当时社会清谈玄理之风颇盛，但是儒家的纲常伦纪仍是当时社会制度重要的思想基石，因此孔子思想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如何评判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异同及其在学界的地位，是需要大智慧的。
对这个问题最为精妙的回答来自王弼。王弼年少成名，英年早逝（24岁），留下的著作不多，但被公认为当时最重要的学者。
王弼的回答是：对于无，即世界的本体问题，只能以体知的方式去把握，不能以言论的方式去把握，故而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因为圣人是直接体道的。
圣人具有天生神明智慧，可以超言绝象，直接体悟真理。
相比较而言，老子还得用语言来描绘道，通过“有”来把握道，所以与孔子相比，老子境界要低一点。
这种说法慢慢地成为了当时玄学家的共识。
他们认为，孔子不讲“坐忘”，因为孔子已经忘记了“坐忘”这桩事；孔子也不讲“无欲”，因为他已经没有了“无欲”的欲望。
王弼主要是以道家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哲学思考的，他把道家的创始人物置于孔子之下，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主要受儒家思想支配。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王弼眼中的孔子实际上已经是道家化了的孔子，与儒家体系中的孔子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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