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周作人日本妻子挑拨，周家兄弟三人分道扬镳，鲁迅：二弟颇昏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三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鲁迅原名周树人，他的名声和成就自不必言说。二弟周作人，是著名的散文大家；三弟周建人，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生物学家。

然而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周氏三兄弟，虽然声名显赫，但是最终却兄弟失和，家庭不睦。以至于作为长兄的鲁迅，后来与亲密无间的二弟周作人大打出手，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为他们的兄弟情谊直呼遗憾。

1919年，周家卖掉了绍兴的老宅，花了三千元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了一座很大的宅院，鲁迅把母亲、三弟从老家接来同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一同去了北京。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写的就是这次搬家的过程。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都是日本人，加上他们各自的子女，周家一大家子人住到了一起，还算和睦。

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年龄相仿，早年间一同外出求学，鲁迅不止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兄弟之间的情谊。后来留学日本，兄弟两在异国他乡，互相勉励和提携，关系亲密。因为要照顾母亲，加之家庭困难，三弟周建人只得留在了老家。两位兄长学成归来，在北京闯荡一番，终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他们要弥补三弟为这个家庭作出的牺牲。

从绍兴的老家搬进八道湾的周宅后，鲁迅郑重地表示，他们兄弟永不分家，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用。鲁迅当初这么承诺时，绝不会想到日后兄弟失和，甚至大打出手的那一天。兄弟三人虽然各自组建了家庭，但是在经济上不分你我，钱都交到一处，大家一处吃饭，整个家庭生活和睦安谧、其乐融融。

自从兄弟三人出生以来，绍兴的望族周家一直在走下坡路。祖父因为科场舞弊入狱，父亲也因为生病而早亡，原来的家产变卖荡尽。现如今，一家三代人再次生活在一起，虽然谈不上家道恢复，倒也有一些中兴之象了。

鲁迅虽然作为周家的大家长，但是因为其原配夫人朱安不识字，不会管家，所以掌管家族经济的大权，就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手中。鲁迅和周作人两个人的薪水，大部分都要上交给羽太信子，由她来支配家用，以维持这个大家庭的正常运转。一开始，一切似乎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兄弟三人对这样的生活模式也觉得很满意。

然而大家庭的生活是由一连串的琐事构成，整日生活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很难一碗水端平。鲁迅和周作人都有固定的工作，周建人到了北京之后就无事可做。没有收入，成了他的一个心理负担。虽然两位兄长待他不薄，可是钱都在羽太信子那里，即使有需求，周建人也不会开口。

周建人没有收入，首先就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衡。他早年间为这个家庭做出的牺牲，原本应该得到来自两位兄长一定程度的补偿，但是掌管经济大权的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并不这样认为。周建人是要脸面的人，宁可自家的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也不愿开口去求人。

相形之下，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一家花钱随意大方，周建人和芳子一家则拮据许多。而更为糟糕的是，芳子是信子的胞妹，见到姐姐一家生活宽裕，引起了她心理上的极大不平衡。原本周建人和芳子感情还算和睦，现在有了比较，芳子就经常抱怨丈夫无能，初时是冷言冷语，后来发展到大吵大闹，当着众人给他难堪。

周建人和芳子的感情，因为家庭生活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坏，这个家让他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这种委屈，又无法对两位兄长言明，他感觉这个家已经呆不下去了。1921年10月，经人介绍，鲁迅为他找了份商务印书馆的校对工作，几天后他即告别妻子儿女，只身启程赴上海了。

周建人的离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他出走以后，八道湾很快恢复了平静；然而一年多以后，这个大家庭无可挽回地解体了。

鲁迅与周作人关系之密切，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关系，绝非一般的兄弟情谊可以形容，因为年龄相近，学养相当。早年间一同求学，后来一同谋生，在学问上互相砥砺，在生活中也互相帮衬。

可是鲁迅与周作人，后来又何以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呢？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中很突兀地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兄弟二人不在一处吃饭，意味着他们之间产生了隔膜，已经不复往日的情谊了。四天之后，周作人当面交给鲁迅一封信，简单地写了如下内容：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兄弟二人同住在一个院子之中，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清，反而要写信传达呢？而在信中，周作人没有把鲁迅当成兄长看待，称呼他为“鲁迅先生”。鲁迅收到信后，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以。

但是周作人的话，却很好解释。所谓“蔷薇的梦”指的是他对兄弟情谊所抱有的幻想，现在这幻想破灭了，也就成了“可怜的人间”，他要订正自己的思想，重新进入新的生活，则有一种大梦方醒的感觉。

兄弟之间进入冷战，不相往来。八道湾表面平静，但却笼罩在一种压抑不安的气氛里。鲁迅就像两年前的三弟周建人一样，难以忍受。7月26日，鲁迅到砖瓦胡同去看房，8月2日，他就带着朱安搬走了。兄弟俩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分手了。

1924年6月11日，鲁迅到八道湾的周宅去取回自己的书籍什物，刚进门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就出来阻止，不仅恶言相向，而且动粗打了他。

周家的争吵，引来友人前来劝架。据说周作人拿起一个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扔去，幸得别人接住才未打中。鲁迅并未说什么，收拾好自己的书籍物件，就此离去，兄弟两断绝往来，再无相见。

鲁迅与周作人为何兄弟失和？历来众说纷纭。因为当事双方都闭口不谈，以至于引起很多猜测，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第一种说法，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家中入不敷出。鲁迅和周作人的薪水加在一起，每月有七百多元大洋，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要知道，当时的富贵人家请一个佣人，月薪也不过两三元大洋。

羽太信子是下人出身，手里突然掌握着这么多钱，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要过奢侈的生活。家中请了十几个佣人，孩子生一点小病，就要请收费较高的日本医生。买东西，都买价格比较高的日本商品，就连每次出门，都要坐轿，派头十足。

鲁迅作为一家之主，又是比较传统的文人，自然奉行中国士大夫历来的节俭风格。因为弟妹的挥霍，以致于自己连抽香烟的钱都没有，有时候还要出面举债，补贴家用。所以免不了要教训羽太信子几句，让她省着花钱，羽太信子虽然表面恭敬，但是心中早已对鲁迅不满。

周家兄弟的好友许寿裳就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历来家庭矛盾的核心，都离不开一个钱字，周家兄弟也未能免俗。而三弟周建人远赴上海工作，则让这个家庭表面的和谐走向崩溃。到了上海之后，周建人曾多次来信，让妻子羽太芳子携子女去上海，但是芳子舍不得在八道湾的舒适生活，不愿去上海。

1925年，周建人在上海与学生王蕴如同居，对妻子芳子的态度逐渐冷淡，只是每个月寄来三五十元。周建人对芳子的抛弃，引来了其胞姐信子的极大不满。信子认为鲁迅作为兄长，没有尽到约束弟弟在外面找女人的责任。周作人曾去信责怪周建人抛弃芳子，鲁迅则不置可否，于是羽太姐妹对鲁迅的态度大变，处处给鲁迅脸色看。

还有一种说法，信子曾向周作人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她又对周氏兄弟的朋友章川岛说过，鲁迅在他们卧室的窗下听窗，但章称那根本不可能，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鲁迅虽然与原配夫人朱安没有夫妻之实，以鲁迅的为人和品格，这样的污蔑本就是无稽之谈。

自从那封绝交信后，鲁迅与周作人就彻底决裂了。而自鲁迅回去取书，兄弟二人发生争执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周作人字“启明”，鲁迅字“长庚”，“启明”和“长庚”是天上的两颗星宿。老话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永不相见。”没想到，这样的说法竟然在周家兄弟身上成了事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留在北京的周作人收到三弟周建人的电报，得知噩耗，然而并未前往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那一天，周作人去上课，面色惨白，精神颓丧，讲的是《颜氏家训》中的《兄弟篇》，或者这是他对家兄的别样缅怀吧。

鲁迅生前评价弟弟“小事尚可，大事糊涂”，他不止一次地对友人说“启明颇昏”。知弟莫若兄，鲁迅深知这个弟弟的秉性，无论是误信妻子的挑拨离间与兄长决裂，还是后来出任伪职失了品节，都证明了鲁迅对周作人的判定没有错。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