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国内学渣，18岁出国留学，不小心在日本成了学霸

　　讲述 / 董颖 主笔 / 牛牛 编辑 / 木木

董颖，1982年生于山西太原。本科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花花卷卷”蛋糕连锁店创始人，花名“花小卷”。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花花卷卷”蛋糕连锁店的创始人。

　　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一名“学渣”。因为对国内的高考没有信心，2001年，我孤身到日本求学，没想到在日本不小心成了一名“学霸”。

　　2010年6月，我以全A的成绩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毕业。

　　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在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

　　通常我都以笑作答。当然，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日本回国以后，我写过剧本、做过公关策划。2012年，我决定创业。先生王啸风（我叫他老王）是我的创业伙伴。同年8月，“花花卷卷”的第一家店在上海开业。我请了日本的蛋糕师傅。

　　生意一开始就很差。为了把店撑下去，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借钱生活。刚开始，同学同事朋友，几万几万借，后来几千几千借，到最后几百几百借。

　　晚上，老王拿着手机，一边叹气一边翻通讯录，看还能问谁借一点。

　　多少个夜晚，我们都觉得撑不下去了，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去店里，和大家说一下，关门。

　　日子难过时，我总会想起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因为那里隐藏着我人生的大秘密。

　　1982年，我出生在山西太原，一座钢铁丛林的城市，父母都是钢厂的职工。

　　5岁，我就进太钢子弟小学了，是班里年纪最小的。

　　上课到一半，我会从书包里拿出个大苹果，咔嚓咔嚓啃起来，或者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出去上厕所。我坐不住。

　　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老师让我坐在教室门边。

　　我做作业很慢，每次都被老师留堂。老师对母亲说，这娃很聪明，就是做作业太慢了，要提高注意力。

　　回到家，母亲开始监督我写作业。

　　她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写字必须认认真真一笔一划，有一点写歪了，就要擦掉重写，纸都擦破了，还要继续写。

　　母亲在钢铁厂做文书，很重视写作，要求我每天写作文

　　学校春游，回来要写游记；看完电影，要写观后感；看完书，要写读后感。我压力好大。

　　学校放假，母亲给我布置一整天的作业，然后把门反锁，自己去上班。

　　父亲中午会回来，看我有没有偷看电视。

　　他皮鞋上有个金属扣，隔着老远，我就能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这声音太可怕了。

　　父亲一进门，会检查开关上的指纹，再摸一摸电视机，看有没有温度。

　　有一次，他一出门，我就看电视，结果父亲杀了个回马枪，我被抓现行。

　　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你是不是不要学习。

　　我不敢说话，低着头，开始看书。

　　我不明白，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次考试，很多同学考了双百分，我没发挥好，语文考了93分，数学考了94分。

　　回到家，父母板着脸，饭桌上谁都不说话，气氛跌至冰点。我低着头，整张脸都是热的，觉得没脸面对他们。

　　我家的柜子上放着一排药罐，是父亲的药。他身体不好，去医院查出了肝硬化，配了一大堆药回来。母亲嘱咐过我，这些药绝对不能碰。

　　每次我没考好，我就望着柜子上的药，想把它们全部吃下去。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那个勇气。

　　小学一年级，每天放学，我坐在教室里等妈妈。她六点下班来接我，回家让我随便扒几口饭，再骑车带我去学电子琴。

　　学琴的地方在一座中学礼堂里，很空旷，硕大的空间里只有四五个孩子。

　　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经常板着脸骂人。我觉得他特别像西游记里的妖怪。

　　周末，钢厂大院里的孩子都在外面玩，除了我。

　　我家住一楼，窗户装着铁栅栏，窗外是一堵乌漆嘛黑的墙。我把电子琴放在窗边，开始练琴。

　　琴声响起，外面的追逐打闹声停止了，孩子们跑到窗前，拉着铁栅栏，好奇地看我弹琴。

　　我渴望地看着他们，想出去玩。家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座监狱。

　　1994年，我上钢厂子弟中学。初中三年，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三年。

　　班主任对学生特别严厉，她带的班级，每次考试平均分都是全年级第一。

　　很多家长挤破头，想把孩子送到她班里。母亲也花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安排进来。

　　报到第一天，家长把孩子送到老师手上，会和老师说：孩子如果不听话，你就往死里打。大家觉得老师打孩子就是关心孩子。

　　我们班所有孩子都被打过，男孩子打耳光，女孩子敲头。

　　老师在批评一个同学，另一个同学在边上偷笑，老师会说：这头黑猪，还笑乌鸦黑。惩罚两个人在教室门口静蹲。

　　我成绩在班里中等，但一直感觉自己很差，没什么价值。

　　中考前，老师找我母亲谈话：你女儿这个成绩，估计连个技校中专都考不上。

　　我觉得自己没希望了。

　　后来才知道，老师跟很多家长都是这么说的。

　　1997年，我参加中考，考上了高中。

　　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太原太钢子弟中学，二是去山东铝厂子弟中学。

　　我选择去山东，逃得越远越好。

　　上了高中，我成绩还是不好，班里六十多个学生，我中等偏下。

　　2000年，我读高三，要考大学了。我没信心。

　　父母觉得我只要考个大专就可以了，毕业后回到太原，在钢铁集团找个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也不错啊。

　　可是我很害怕回到太原，害怕回家。只要不回去，去哪里都可以。

　　父母有个同事，孩子和我同年，他们准备把孩子送去日本。

　　父母决定把我也送去日本。

　　同学们在准备高考，我休学回家，准备出国。

　　我和父母一起看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讲述的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

　　片中每一位留学生，在日本都过得很辛苦，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刷盘子，背尸体，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看完纪录片，父亲反而犹豫了：到底要不要送女儿去日本？

　　父亲愁得几个晚上没合眼。最后，他把决定权交给我，问我去不去。

　　我说，去去去，不要说日本了，西伯利亚我都去！

　　2001年，初春，父母坐火车送我去北京。这一年，我刚满18岁。

　　天气还有些冷，北京刮着沙尘暴，天空灰蒙蒙的，我们坐车从火车站去机场。

　　航站楼，父亲把行李递给我，我接过，说了一句，再见。然后转身，径直朝安检口走去。

　　我边走边抹眼泪，我知道，父母肯定还站在原地，肯定哭了。

　　我不敢回头，怕看到他们哭的样子。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望着我的背影，流着泪说：你看这孩子，头都不回一下。

　　我和父母

　　2001年3月，我到了日本。

　　我在广岛国际语言学校学习。语言班一共18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我18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大家都叫我小颖。

　　日语语法老师，叫森马，一位三十多岁的日本女性。经常穿一件白色的百褶裙，脚下一双厚底旅游鞋。

　　森马老师在英国深造过，英语讲得和日语一样流利。

　　她语速很快，很多时候，我还在思考前面一句话，她已经讲到下一句了。

　　有一次，她在上面讲课，我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下课了，其他同学都走了，森马老师走到我边上，问我：“小颖，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我摇摇头。

　　“想家了吗？”

　　我也摇摇头。

　　“那你为什么哭呢？”

　　我哇一声哭出来了，说：“你讲得太快了，我都听不懂，急死我了！”

　　森马老师松了一口气，说：“噢，原来是这样啊。如果下次你觉得老师讲得太快，没听明白，下课和老师说，老师再和你讲一遍。”

　　从此，森马老师经常留下来，用慢三倍的语速，再和我讲一遍。

　　沟通不顺畅时，我们就画图交流。森马老师画的图简单易懂，随手几笔，我就能看出她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教敬语和谦语，她给我画了很多不同表情的小人，尊敬的、谄媚的、拍马屁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森马老师耐心地跪在我桌子边，给我讲课。

　　我特别不好意思，希望老师能坐在凳子上，她说没关系，让我不要在意，这是日本人的习惯。

　　还有一位近藤老师，四十多岁，留着一根小麻花辫儿。每次见到我，她都笑眯眯地喊我，小颖。

　　近藤老师是我的“进路指导”老师。进路老师会和留学生做一对一的面谈，指导选择报考哪所大学。

　　学校每天下午四点放学，我要先去打工，晚上十点回学校，整个学校都乌漆墨黑的。只有一间教室还亮着灯，近藤老师在等我。

　　近藤老师问我，想读什么专业。

　　我的成长过程中，只有写作这件事，让我有一点成就感。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常被老师拿来念——这是上学唯一吸引我的地方。

　　我和近藤老师说，我想考新闻专业。

　　当时，日本只有两所大学有新闻专业，一所是同志社大学，一所是上智大学。

　　同志社大学是日本的名门私立大学，非常难考。我所在的语言学校，传说只有一位考上这所学校。

　　我说，这个学校太难考了，我肯定考不上。

　　近藤老师安慰我说，难考是别人的事，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没有尝试过，是不可以说不行的。

　　我开始拼命学习。

　　我租的房子，7平方米，墙上贴满了日语单词和要背的知识点。每天一睁眼，我就开始学习。

　　从住处到学校要骑自行车。我把单词本放在车筐里，一边骑车一边背诵。

　　广岛有很多桥，路上起起伏伏的，我经常因为看书太专注，连人带车摔倒。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继续边骑边看。

　　我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每次考试，都进步一点点，不到一个学期，我已经名列前茅。

　　我这个国内的学渣，在日本，竟然成了学霸。

　　来日本留学后，我觉得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父母送我出国，已经花光了积蓄。接下来，要靠我自己了。

　　为了赚学费和生活费，我在学校附近的工厂找了一份兼职，流水线上做饭团。一天干5个小时，一小时8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50多元。

　　白天要上学，我就晚上去打工。有时上通宵班，因为工资会高一点。

　　和我一起做饭团的，有一位太太，叫西山，60多岁。

　　我从学校赶到工厂，一般晚上6点多，来不及吃晚饭就要上工。

　　西山太太特别照顾我，经常从家里做好吃的带过来给我。她做的芝士蛋糕特别好吃。

　　工作的时候按规定不能吃东西，她偷偷拿糖给我吃。

　　我们一边做饭团一边聊天，我和她说学校的事，她和我说家里的事。

　　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她先生去世了，儿子和女儿都在东京，她一个人在广岛生活。

　　她拿出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西山，皮肤白皙，笑容温婉。

　　我说，西山太太，您这么照顾我，就像妈妈一样。

　　西山太太说，你这个小姑娘，18岁就离开家，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又要上学又要打工，就把我当成妈妈吧。

　　2003年，我参加进路考试，成功考取同志社大学，新闻专业。

　　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还有奖学金，一个月52000日元，可以完全覆盖学费。

　　我激动得不行，马上把好消息分享给西山太太。

　　西山太太很高兴，说：“祝贺你小颖，你要去京都了吗？”

　　我眼眶湿润了。我知道，要和西山太太分开了。

　　开学前，西山太太陪我一起坐新干线，从广岛到京都，一直送到同志社大学。

　　西山太太不停地朝学校的宿管阿姨鞠躬，说：“我的女儿以后就拜托你了，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

　　宿管阿姨也朝西山太太鞠躬，说：“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她的。”

　　我站在边上，眼泪哗哗地流。

　　我很感动，远在异国他乡，一个和你毫无血缘的人，担心你，牵挂你，无所求地对你好。

　　在日本，我遇到了很多好人。不管是老师还是西山太太，对我都很好。他们都很善良。和我以前在战争电影里了解的日本人，不一样。

　　同志社大学，有留学生活动室，我常去参加活动，因此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位小姑娘，叫木下沙希。

　　木下姑娘，是日本人，个子小小的。她从小在美国长大，英语和日语讲的都很好，还在一直学习中文。

　　她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西安，喜欢有兵马俑的地方，她申请了交换生，去西安西北大学留学。

　　2003年，刚好西北大学发生了一件事。有几位日本留学生，在晚会上表演了一段日本的舞蹈，被中国学生认为是辱华，事情越演越烈，最后演变成抗日游行。

　　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都劝木下姑娘别去了，这个时间去中国，而且还是去事件的发生地西安，实在太危险了。

　　我和木下说：别去了，万一你去了，被打怎么办？

　　木下开玩笑说：那就去医院呗，还能怎么办。

　　她说，自己接触的中国人，都和我们一样，对她很友好，她觉得自己肯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

　　木下有一颗特别纯净的心，我产生了保护她的想法。

　　我说，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我是中国人，万一遇到麻烦了，我可以帮你，而且，我还可以拍摄你在中国的生活，给你留个纪念。

　　我和木下

　　2003年10月，我陪木下去西北大学报道，然后只要学校有假期，我就从日本飞去西安，看望木下，拍摄她的留学生生活。

　　一开始，木下很难交到朋友，同学都不和她打招呼，课上小组学习，也没有人和她组队。去学校小卖部买东西，还会遭受白眼。

　　木下带我去她最喜欢的餐厅吃饭，我们一起打车去。

　　出租车司机听到我们用日语对话，马上把车往边上一靠说：日本人吧，下车。

　　我很气愤，和司机理论说，我是中国人，她是我同学，她只是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木下拉住我说，没关系的，我们换一辆就好了。

　　有时候，木下也会很伤心，哭着问我，为什么大家这样对我，难道就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吗？我安慰她说，这不是你的错。

　　木下很坚强，也很乐观，她很快调整过来。

　　别人不理她，她就主动和别人说话。其他同学在一起做小组作业，她会走过去问，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她还帮助日语系学生，学日语，日语系学生也会教她中文。

　　慢慢地，大家开始接受她，带她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因为木下的善良，她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交换生一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同学们，为她开了一场送别会。

　　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手牵手一起唱歌。

　　木下的好朋友们，都过来和她拥抱，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哭了。

　　这个温暖的夜晚，融化了所有人，也融化了我。人与人的情感，是这么温暖与纯粹。

　　回到日本，我把拍摄到的视频素材剪辑出来，做成纪录片《在同一片天空下》，片子投去日本国际短片映像节，还获得了一个“特别贡献奖”。

　　评委给我的评语是：“如此稚嫩的技术，还能拍摄出如此真挚的情感，这是这个行业最缺乏的东西！”

　　我在网上看到日本东映太秦电影村（相当于中国横店），要开一场关于拍摄的讲座，主讲人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安藤老师。

　　我一个人跑去听课。听完课，我找到安藤老师，向他介绍我的作品。

　　安藤老师说，他早就知道了，国际短片映像节上，给我颁奖的那位评委，就是他的好朋友，他们还在一起讨论过我的片子。他觉得我特别有天赋，以后一定会有所成就。

　　安藤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来早稻田大学继续读研究生？

　　我说，我太有兴趣了。

　　2007年，我同时考上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研究生，我选了早稻田，专业是电影后期制作，安藤老师是我的导师。

　　2010年6月，我以全A成绩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毕业典礼上，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上台演讲。

　　当着全校师生，我动情地说：“一路走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报答学校、报答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早稻田大学毕业典礼

　　但是回国不久，我改变了主意。2012年，我决定创业。8月，“花花卷卷”蛋糕店在上海开业。我专门从日本请了蛋糕师傅。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很辛苦。累的时候特别想吃甜食，但日本蛋糕不便宜，我总是等晚上打烊前五折处理的时候去买。

　　每次考试考了高分，我都会买一块奶油蛋糕，奖励自己。

　　轻轻挖上一勺蛋糕，放入口中，香甜的奶油在嘴里慢慢融化，感觉所有的疲劳都消除了，觉得明天还能再努力一下。

　　小小的蛋糕，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想把日本蛋糕的特别味道带到中国来。

　　没想到，生意很差。

　　开始，我和老王觉得是位置的问题，硬着头皮，换到了上海久光百货，这么好的商场，人流量很不错，可以说谁进谁赚钱。可是我们就是不赚钱。

　　为了把店撑下去，我们到处借钱。我母亲和公公婆婆，也把他们的朋友都借遍了。

　　公公安慰我们说，只要人还在，肯定会有翻身的机会，你们这么努力，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我们会无条件支持你们。

　　我很内疚，为了我们的事业，把父母的养老钱都搭进去了。

　　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都觉得撑不下去了，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去店里和大家说一下，关门。

　　第二天，走到店门口，我看到小伙伴们在积极地干活。蛋糕师端着蛋糕出来，跟我说：“董姐，我又把蛋糕改良了一下，这次一定卖得好。”

　　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想，要不再干一天试试？

　　我和老王都很奇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用很好的原料，看网上的评价，大家也都说我们的蛋糕好吃。

　　艰难的时候，女儿出生了

　　一直熬到2013年8月。

　　我和老王商量，在8.18周年庆这一天做一次促销活动。如果这次活动做完，生意还没有起色，我们就关门。

　　没想到，这次活动成了转折点。2013年8月18日当天，我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

　　从那次活动开始，我们的营业额就一路上涨，一直涨到现在。

　　2015年，苏州久光百货邀请我们入驻。

　　分店开始一家家开起来。至2020年底，我们的蛋糕店在上海和苏州一共有8家门店。

　　我们的slogan是“点亮每次相聚，献给最爱的人”。蛋糕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有特殊意义的，买一个蛋糕，是为了庆祝今天和以往的日子不一样。

　　2015年6月，安藤老师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做评委，说想来看我。

　　我给老师回消息说：我觉得很羞愧，没脸面对他。

　　毕业这么多年，我没有拿出一部作品。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上海电影节结束，安藤老师来到我的蛋糕店里，看着墙上的电影海报和店里的装饰品，说：“你看，你不还是做着和电影有关的工作吗？”

　　安藤老师和店里的每一位员工说：“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学生！”

　　我又想起了西山太太，把我从广岛一直送到同志社大学。她不停地朝宿管阿姨鞠躬，说：“我的女儿以后就拜托你了……”

　　安藤老师临走之前，对我说：“小颖，你知道吗，一辈子这么长，不会只有一件事，伴随你走过一生。人这辈子，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做蛋糕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安藤老师和师娘

　　2015年10月，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懂懂。这个名字里包含了我对儿子的祝福，也包含了我为什么能从学渣变成学霸，以及让“花花卷卷”活过所有艰难时刻的全部秘密：

　　愿你懂得爱与被爱，懂得世界之大，懂得生活之美。

　　愿你懂得爱自己，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