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好牌打稀烂：印度的穷归因于“懒、馋、低效”

　　【本文节选自《不可思议的印度》，作者吕鹏飞。经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资源丰富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

　　印度是块富饶的土地，挺受老天爷的偏爱。它的国土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可耕地面积却远多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一说第一），全国近一半国土适合耕种，因此它的小麦和大米虽生产率仅为中国的一半，可产量仍为世界第二，是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印度的煤炭和铁矿石储量也相当丰富，位居世界前列。石油不算多，可离中东不远，运输成本省了不少，还没了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忧虑。

　　印度独立之初，英国人还给它留下了丰厚的家底。印度人今天艳羡中国的高铁，殊不知，印度诞生时铁路通车里程远长于中国，约是中国的两倍。1950年至1990年这40年里，印度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并不算大，相当一段时间内人均总量还超过了中国。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1991年，只不过比中国晚了13年，至今也有26年了。

　　可守着这块宝地，有着那么好的条件，印度为何并不富有呢？印度并不是没有富人，它的富人不少，还富得流油。2017年的莱坊财富报告显示，印度的亿万富翁占了全球的5%。印度的经济成绩看起来也挺耀眼，2016年，印度宣称自己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了老东家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若是以不少印度人偏爱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早已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以它在世界军火市场一掷千金的做派看，印度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豪。

　　可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印度土地富饶，看起来也挺富有，可它的人口基数不小，13亿的人口平均下来，就富有不起来了。印度的人均收入为1500多美元，列世界第150名，印度共产党（毛）发言人阿萨德说：“我们可爱的国家，自然资源、人力如此丰富，人也聪明，却沦落到了某些方面还不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境地。”一语道出了印度的实情。

　　中国人常说“眼见为实”。到印度走走看看，能够更为真实地感受印度的贫穷与富有。若说印度给我留下的最直观印象，除了令人恶心作呕的脏之外，便是让人触目惊心的穷了。混乱的城市，凋敝的农村，街头成群结队的流浪者，污水横流的贫民窟，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贫困图景。

　　在印度，啥条件才算穷人呢？政府的标准是：城市人每天消费不足47卢比，农村人不足32卢比。以此计算，全印仍有3.6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了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47卢比在城市真够一天的吃用吗？在印度生活过的中国人应当不难回答。以我的观察，至少在德里不够用。德里路边最为普通的小摊，一份印度人常吃的素蒸饺就要40卢比，再喝上一小杯5卢比的奶茶，一顿饭花去了45卢比，剩下的2卢比绝不够再吃上第二顿了，除非每天只吃一顿饭。

　　官方标准放水太多，以至于在印度国内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消除极端贫困和共享繁荣：进步与政策”。报告指出，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而它的贫困线标准又是极端贫困国家中最低的。

　　流浪汉更惨，几无翻身之日

　　数字可以美化，可现实却难以掩盖，孟买遮天蔽日的贫民窟，德里无处不在的流浪汉，便是这个社会贫困现实的最好注脚。不过，贫民窟再差，也算是个容身之所，流浪者则只能寄居桥洞或露宿街头了，处境更为悲惨。

　　德里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三个季节。它的热季极为酷热，4月、5月的最高气温有40多度，毒辣的太阳甚至可以将柏油公路晒化。白天，人走到外面迅速为热浪所包裹，要不了十分钟便会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每年这个时节，学校便早早放了假，议会休了会，达官贵人们躲进了山里避暑乘凉，德里似乎要停摆了。可是，街头的流浪者们躲无可躲，藏无可藏，只能任由烈日炙烤，热风熏蒸，不少人迈不过这道坎。

　　德里的凉季也挺凉，最低气温可低到10度左右，有时候会连续一周见不到太阳，十分阴冷，又会有一波流浪者在这个时节冻死。我所说的流浪者并非都是光棍汉，他们中的不少人常常全家老幼一起在街头流浪。这些流浪者在街头出生长大，以路为家，沿街乞讨。流浪娃虽然一睁眼看到的便是车水马龙，可这一切热闹繁华终与他们无关。他们只能子承父业，继续乞讨，在马路上度过了灰色的童年、迷茫的青年、无助的中年，然后就迈入了风烛残年。如此子孙接力，无穷匮也。作秀跑断了腿的政客没工夫搭理他们，对流浪狗都洋溢着爱心的德里人对他们也视而不见。德里人非常热衷于喂食广场的鸽子、墙上的猴子，还能为断了腿的流浪狗安上小滑轮，唯独对自己流浪街头的同胞缺乏同情心。马克斯·韦伯在《印度教与佛教》一书中指出，当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看到一个不净种姓的成员处于悲惨状况时，只会这么想：这个人必有许多前世的罪过要补偿。在印度社会，种姓制影响依然强大，出身贱民的小学生不小心触碰到非贱民同学的餐具都要遭毒打，同情还是一件奢侈品。

　　“普拉蒂普，流浪者挺可怜，你们的政府为何不帮帮他们？给他们点吃的，或者建个地方收留他们。”“先生，您可能还不知道，他们住在大街上其实还有点特殊作用。”德里人普拉蒂普回避了我的问题。“特殊的作用？”他的话让我有点困惑。“对呀，你看这大街小巷也没啥摄像头，一旦发生了抢劫、杀人，警察常找他们了解情况，他们算是警察的耳目”，普拉蒂普说。为警察充当眼线，或许是流浪者对这个社会唯一的意义了。

　　贫穷成了政客最好的权杖

　　对政客而言，贫穷又何尝不是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为自己的仕途发挥点特殊作用呢？每到选举时，这一点便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政客们花言巧语，向穷人许下各种承诺，选票换电扇，选票换自行车，选票换工作，有的干脆花钱买票，穷人轻而易举地就将自己手中的权利廉价地出卖掉了。政客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换来最大的政治回报。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为选举所施舍的蝇头小利，最终还是要由穷人来负担。

　　百年老店国大党这一招玩得相当娴熟。2004年大选前，他抛出了《农村就业保障法》，承诺一旦上台，将为每户农村家庭每年就近提供不少于100天的带薪工作机会。民生大礼包助力国大党意外击败如日中天的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2013年，选情告急的国大党故伎重施，推出《粮食安全法》，保证将为印度低收入家庭提供配额低价粮，这一法案会覆盖8亿印度人，更为野心勃勃。不过，这一次它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常言道，不患寡而患不均，腐败丑闻缠身的国大党丧尽了民心，一败涂地。

　　国大党的两大法案都是输血式济贫，只能解穷人的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两个法案还都是慷国家之慨，成全一党之私，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就业保障法》实施8年后总支出达2.6万亿卢比，《粮食安全法》预计每年支出就高达1.2万亿卢比，两者合在一起高达3.8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800亿。这一大笔钱若投向落后的基础设施，用于支持工业发展，将会给印度带来巨变。对政客而言，这些周期太长，他们需要立竿见影，立即能让穷人感受到自己的恩惠，这才能为自己拉来选票。因此，一到选举，穷人就成为各方争抢的香饽饽，选举的热闹劲儿一过，穷人又迅速地为人所遗忘。

　　想必国内已有人从不同角度解读过，印度为何富饶而不富有。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印度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它的潜力，国家认同尚未形成时贸然采用议会内阁制，结果内耗严重，而僵化地推行计划经济，对经济管控过严，则挫伤了民间的积极性，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印度独立后经济增长长期徘徊在3%左右的低速，与此不无关系，以至于比潘·钱德拉等人为了赞美印度的巨大成就，不得不拿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来对比，而不好意思与同期的中国相比较。二是人的素质有问题。说人的素质有问题，当然不是鼓吹人种有优劣，认为印度人低人一等，众所周知，不少印度人在美国干得有声有色，非常优秀。中国有句话，“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工花不开”。中国人，或者说东亚人，向来以吃苦耐劳著称，东亚的繁荣离不开东亚人的辛勤劳动。本土印度人的情形恰好相反，又懒又低效是他们的普遍特征。梦想再美好，也得撸起袖子加油干，老天爷再眷顾印度，也不会天天掉馅饼砸到印度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