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思想家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冲撞与缠斗

《自卑与超越》中文版的一部分

2019年是弗洛伊德去世八十周年，2020年是阿德勒诞生150周年，上海大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择了这样的时候再度翻译出版了《自卑与超越》，虽不足以重新掀起一场心理学的热潮，但在曾经沧海的中年读者心中却能够激起一阵峥嵘岁月的波澜，激情退去，我们总不免再度回到那个问题：两位心理学大师何以产生如此天差地远的分歧乃至闹到水火不容的境地？
精神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各擅胜场，难分轩轾。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探索更为精深奥妙，在整个20世纪直至今天对全世界现代文艺创作思潮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点是个体心理学所望尘莫及的，个体心理学侧重的是培养个体对于共同体文化的归属感，着眼于社会教育工程的革故鼎新，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也更激动人心。至于这两位不世出的现代心理学巨匠怎么会从相知相得的战友转变为成势不两立的仇敌，从他们在世之日到今天一直不乏研究者，学界最常见的研究角度通常有三个：首先是性格问题，两个人都有心高气傲不服输的个性特点，加上出众的才智，都有充当领袖群伦，成为一代学界宗师的勃勃雄心，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两人共同的好朋友大才女露·莎乐美透露说，弗洛伊德的性格锋芒毕露，与那些不承认他的学说，或者不肯服从他的人向来极难相处。阿德勒恰恰也是个性刚硬、脾气耿直、不懂得什么叫逊让或妥协的人。这样看来，两位大师之间擦枪走火就是迟早必然的事情，不过性格问题只能说是激化他们之间矛盾的催化剂，而不足以构成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分歧。

弗洛伊德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从第二个角度去寻找原因：弗洛伊德是众多兄弟姐妹中的老大，自小就深得父母的宠爱，凭借着自身过人的天赋和超凡的学习能力早早地承担起了家族未来的希望，他在维也纳一所著名的学校里读书期间连续多年名列第一，是老师们眼中前途无可限量的天才少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维也纳大学的医学专业，成人之后更是成功地跻身于上流社会。有数据表明，弗洛伊德的病人75%来自社会上层，25%来自社会中层。同样是讲德语的国家，德国的主要话事者是普鲁士容克地主，讲究高效的工作原则，要求下级的绝对服从；而奥地利的主流精英却是封建贵族，非常喜欢附庸风雅，高度讲究文化品位，在心理医疗的过程中对个性化和精确化的要求很高，以弗洛伊德一身的才华应付这样需求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他的病例研究文章往往写得文采华美，花团锦簇，并且大量使用古代希腊、埃及的神话典故，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甚至在1936年罗曼·罗兰写信给瑞典皇家学术委员会，推荐弗洛伊德为下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阿德勒则不然，他在维也纳郊外的一处不起眼的城乡结合部长大，从小患有佝偻症一度严重妨碍了他的身体运动，再加上声带的轻度痉挛造成了他长期的自卑感，尤其是大哥西格蒙德在学校里的优异表现给他心里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他和母亲的关系还非常紧张，这就使得他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性学理论，尤其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严重缺乏认同，甚至不以为然。他感到在人的成长发育过程中，性因素远不像弗洛伊德刻意强调得那么重要，在对问题儿童的攻击性行为的研究中，他很自然地结合起自己早年的经历，认为这是跟生理缺陷或者被长期忽视而引起的自卑情结在起主要作用。他的职业走的是平民大众路线，病人之中来自上层社会的只占25%，中层社会的占40%，剩下的35%来自社会底层。他对病人亲切友好，从来不故作高深地卖弄医学专业术语或者古典知识，他的文章著述的风格也是与弗洛伊德大相径庭，很少作复杂的理论推演，总是用朴素易懂的大众语言反反复复地向读者强调要建立社会情感，要对他人感兴趣，要学会与人沟通、合作。
但是这种角度只是清晰地描述了精神分析学与个体心理学的构成、特色及其来源的不同，依旧不能说明两人为何闹到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世界上有很多对朋友、夫妻，他们的人生背景差距很大，世界观、爱好兴趣也各不相同，但都不能妨碍他们的友谊或爱情，而且这种从内到外的差异往往能够巩固他们之间良好和谐的关系。中国人都熟悉儒家的经典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和”的前提恰恰就是“不同”。所以，人生背景的不同也不足以解释弗、阿二人真正的分歧所在。
还有第三种分析角度就比较离奇了：说是经济原因，两人是为了争夺医疗精神病患者的市场份额不惜撕破脸皮，最后发展到了双方都用恶毒的语言疯狂地攻击对手的程度。但弗、阿二人毕竟不是唯利是图的犹太商人，而是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人类发展方向的两位大思想家，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他们的学说如何评价，他们各自赢得了多少拥护者是他们不能不关心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所追求的是青史留名，而金钱、理财这种俗务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阿德勒

总之，事情过去了一百多年，学界也热烈地讨论了一百多年，弗、阿二人交恶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很清晰明了，但是所得的结论又经不起严格仔细的推敲。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还是简单地回顾一下阿德勒与弗洛伊德从结交到决裂的经过，从文化和思想史的角度努力去寻找线索。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现代文学、艺术、建筑、音乐和哲学的大本营，正是时势造英雄，医学和心理学的现代革新也正是呼之欲出，喷薄待发，只等着英雄们一显身手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正是诞生和成长于这样的年代，他们的童年都是在维也纳郊区犹太人群落里度过的，并且所受的高等教育都是一样的：维也纳大学医学专业，只是弗洛伊德比阿德勒年长了14岁。1899年在一次维也纳医生例会上，两人第一次相遇，此时的弗洛伊德已经积累了十年治疗神经症的经验，《论失语症》、《癔病研究》等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梦的解析》将在第二年横空出世，精神分析的主体理论框架已然成型，然而他所创立的学说在排犹气氛甚嚣尘上的欧洲社会却处处碰壁，他好不容易在维也纳大学里争取到神经症学编外讲师的资格，但是按规定只能给少数几个学生讲课，而且这些学生还非常不固定，负责排课的人仿佛存心跟这位才智非凡的犹太学者过不去，他的上课教室非常不好找，时间也安排得极不合理（星期六下午5点到7点）。在这一次例会上，弗洛伊德照例又受到了同行们众口一词的指责批评，只有阿德勒挺身而出为精神分析学辩护，令弗洛伊德十分感动，阿德勒的杰出才能、精明干练和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支持对于他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当时阿德勒刚刚拿到行医资格证书，在维也纳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他热心于公益事业，求知欲非常旺盛，为了更好地帮助患者，治愈更多的疑难杂症，他常常越过医学领域，到精神病学、心理学，甚至到哲学以及其他诸多社会学科领域里面去求解。阿德勒却发现这门新学科在医治精神疾病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因之对精神分析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很快成为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随者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德勒从心底里全盘认可弗洛伊德的创见，事实上从一开始，弗氏理论中对于性欲的过度强调在他看来就是可疑的，对他而言，社会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更大。不过，眼下弗洛伊德身陷重重困难和危机之中，作为犹太同胞，理应伸手帮助一把。等到以后时机成熟了，自己对精神分析学里的重大谬误乃至致命缺陷也会认识更深，修正并超越这些谬误和缺陷的把握也会更大一些。
三年后，也就是1902年，在学术道路上举步维艰、历经坎坷的弗洛伊德已经46岁，这一年他终于时来运转，被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就是著名的茜茜公主的丈夫）正式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副教授。他决心再做一次积极的努力，把他的发现推向社会公众，于是他成立了“心理学星期三讨论会”，把四位能够理解并愿意接受精神分析学的学生和医生聚拢到了一起，这四个人都是清一色的犹太血统，其中就有阿德勒。德国从歌德时代起，就形成了文化精英定期聚会的传统，其中最享盛名的是1863年在柏林成立的名为“科学交流的自由讨论会”，该组织荟萃了德国十六位最精英的科学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名流组成，每隔两周的星期三举行一次私人会晤，会上只讨论顶尖的学术话题而不涉及政治，并从一开始就留下“吸收最广泛的学科领域和各种世界观的精英”的豪言壮语，由于可想而知的历史原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都没有犹太人被这个组织所吸纳。雄心勃勃的弗洛伊德给自己所领导的学术团体也沿用了“星期三”的名号，并不是要攀附这个风头一时无两的社会热点，而是针对伤害了自己的民族感情行为而做出的一种正面积极的回应。尽管眼下惨淡经营，但是他坚信历史终有一天会承认他的学术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他也并不需要什么名号的加持，“星期三讨论会”的设立只是方便于向志同道合者号召之用。而后来历史的发展也正如他的期待：今天全世界的人只要提起“星期三讨论会”就会自动想起弗洛伊德和他的战友，而那个“正宗”的柏林“星期三讨论会”虽然在1996年重新挂牌营业，但恐怕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德语群众才会真正地关注它。
弗洛伊德对阿德勒的能力和人品都非常看重，认为他端方大度，才气纵横，能够给他的病人做出正面积极的引导。1908年在给阿德勒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称赞他是他们这个精英团体之中“头脑最为出色的人”，并且为他们的团队“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又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说阿德勒是团队中“独一无二的巨人”。在弗洛伊德愈挫愈奋地为自己的事业打拼的阶段，这样一位德才兼备、才智超群的成员的鼎力支持有多重要，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在以他们几个人为骨干的亲密合作之下，“星期三讨论会”不断壮大，精神分析学的事业稳步上升，逐渐地走向世界。阿德勒一面努力地把握弗洛伊德学说的精义，学习心理治疗的各种技巧，一面努力尝试着把自己的社会教育理念跟精神分析结合起来，190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文章《作为教育者的医生》，提出了医生必须兼具教育者的职能，帮助人们预防神经症的发生，这个思想已经跟中医里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主张非常接近了；1907年，《关于器官缺陷引起的自卑感的研究》发表，这份研究报告提出的主要观点开始有点脱离精神分析学的轨道了，阿德勒明确提出神经症的起源首先在于器官上的自卑感以及神经中枢机制里的补偿作用。从这个时候起，阿德勒开始在“星期三讨论会”上公开挑战“性欲独断论”，旗帜鲜明地主张自卑感所诱发的攻击行为就是补偿心理的发动机，它在神经症之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地大于被压抑的性爱欲望。
自卑情结下所产生的冲动和破坏性行为要把病人引向何处呢？阿德勒认为，病人归根结底是企图凌驾于他人之上，是想达到一种令他人羡慕的“优越感”。在后来的研究中阿德勒进一步指出，每个人与生俱来地都会有一种追求优越的强制性动力，并且“追求优越”还是一个人毕生的终极目标。阿德勒甚至有点武断地说：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希望变得不朽、能够预知未来、掌握超自然的能力，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即使是无神论者都会受到强大的优越感目标的宰制。

弗洛伊德年轻时与母亲

依阿德勒之见，所有神经症的产生都是源自于自卑感，换句话说，就是追求优越感行动的失败。而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优秀不优秀其实是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他的承认程度和总体评价，社会共同体拒绝承认一个人的优越才是导致一个人自卑的真正缘由；更具体地说，一个不能正常地进行社会交往，不能与他人形成良性合作的个人，是非常容易采取一种躲避社会责任的态度，进而在内心自我封闭地营建起一种自己绝对正确、无比优越的错觉，这才是自卑人格最为可怕的地方。因此医疗神经症患者的心病，其要诀就在于纠治病人不恰当的追求优越感的想法，或者更准确地说，纠正病人对生活意义的错误认知和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在这整个过程中性爱、欲望、生理冲动都没有多少戏份，再到后来，阿德勒干脆把这些受到弗洛伊德高度重视的原始冲动欲望的因素全部忽略不计了。
阿德勒对精神分析学说所怀的异心弗洛伊德不可能觉察不到，但他并没有立刻将自己的不满溢于言表，毕竟人才难得，因此还是对阿德勒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克制，一方面在学术上他保持着求同存异的态度，把阿德勒学说里的“攻击机制”、“防御机制”等概念融汇进了对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另一方面又大打感情牌，愿意把精神分析学会维也纳分会的领导职务让给阿德勒，希望能够借此挽留住他。
但是阿德勒依旧不能满足，这些年经过对神经症患者的详细考察，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性经历和性幻想都根源于性，而只能用他的自卑感造就的“防御机制”以及“男性抗议”等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治疗。同时他又深知，弗洛伊德一定会坚持维护性欲论是精神分析说中的精髓所在，这一点绝对不容质疑。权衡再三，他不得不全盘抛弃弗洛伊德领导下的团队，并另立山头，重新开辟学术阵地。尽管弗洛伊德一再退让，还是没有阻挡住1911年阿德勒正式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决定。
弗、阿二人的学术观点之争，不是纯粹的意气用事，从一开始他们的人生观选择就是不同的方向。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弗洛伊德就是一个反传统的形象，他的全部学说以性作为一切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最终研究出的结果就是“人是被欲望所驱使的，智慧是满足欲望的手段，而道德则限制了人不分场合地达成欲望。但归根结底，欲望是一切行动的根本原因。”可见，他的理论从里到外到充满了离经叛道的色彩。事实上，弗洛伊德也的确是瞄准并搭上了哲学思想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一趟顺风快车，这趟快车是对传统精神的背道而驰，直接表现为“人的觉醒”，即一切都从人的情感、意志和需要出发，古代和中世纪以来最为宝贵的东西都被很激进地抛弃了。所以，当弗洛伊德推出那些看似惊世骇俗的理论出来之时，欧洲社会只是表现出短暂的不适应，和惯性式的排异现象；然而启蒙三百年来，外在化和索取的态度对待世界的方式在欧洲落地生根已久，并形成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因此不用多久人们就放下了狐疑的态度，开始全面地拥抱精神分析学，并把它视为一门伟大的新科学，欣欣然地将之接引进了大雅之堂。但他们无法回答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人的高贵性到哪里去了？”
精神分析学说过于强调了人的非理性因素、无意识和性冲动对人的影响，简言之就是把人降格为只受欲望和原始本能支配的动物，其他教化因素、崇高力量的指引等都只字不提。在传统观念看来：人拥有动物的生理需要确实不假，但人又不只有动物性。《圣经·旧约》上说：“耶和华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人”。可是人们又都知道，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何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里的意思其实说，人作为低配版的神，是分有神性的，人应当追求属于神的那份高贵和清明，努力达成世界的美好和完满。但是弗洛伊德置这样的传统精神于完全不顾，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固执地强化这种非理性决定论，在他的晚期著作《自我与本我》里，他把自我比作驭手，无意识比作了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书中写道：“骑者不愿与马分开，他往往没有办法左右马的前进方向，同理自我也不得不把本我的意志付诸实施，好像本我的意志就是自我的意志一样。”弗洛伊德的这个比喻让奥地利小说家穆齐尔联想到了希腊神话“牛背上的欧罗巴”。作为万神之王的宙斯，虽然极其好色，但还是有尺度有敬畏的，不敢没有底限、无休无止地造次，美丽的欧罗巴受过一阵惊吓之后也就平安无事了；可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最终只是被原始冲动和欲望所宰制，极端非理性的行事方式就好比盲人瞎马的横冲直撞，必定会把整个世界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阿德勒的政治思想是偏向社会主义的，这也许可以追溯到他在年幼的时候跟许多来自底层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嬉闹、摸爬滚打的经历。后来在他的回忆里，大量记录了他小时候跟孩子们一起闯过的祸和玩过的恶作剧，也许这个时候他已经充分体会到团队合作所带来的乐趣。四岁的时候一场肺炎使他与死神擦肩而过，更使下定决心长大了当一名医生去帮助更多有过跟自己类似经历的人，我们可以在《自卑与超越》这本书里面多次看到这一思想的表达。大学毕业之后，在医院实习期间，阿德勒的授业恩师、著名的内科医生赫尔曼·诺特纳格尔多次跟他说过：“如果您想成为一名好医生，您首先必须做一个仁人君子。”阿德勒把老师的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上。老师给他留下的重要教导还有：“身为医者，您必须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不是一个局部的器官，也不是一个局部的病灶……医者对于病人的情感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方面是社会大局观念，对穷人怀着深切的同情和慈悲之心，阿德勒甚至常常走街串巷为穷人义诊；另一方面是方法论上的考究：从整体看局部，从他人看自己，也就是说，他的世界观格局一开始就是向着他者和社会共同体开放的。相比之下，精神分析学一头空降到主体内心世界中去，对外部世界和他人完全割裂，在睿智的阿德勒看来，局限在个体事物的内部看个体事物，根本无法了解个体事物的真正内涵，这种操作得出的结论在科学上未足采信，而这样的行事方式造成的后果必然是自己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绝对隔离，造成人的生存境况的碎片化和原子化，因而是必须予以克服的，卡夫卡笔下竭力挣扎、极端撕裂的人物形象不就是对这种困境最直观的文学表现吗？

《自卑与超越》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自卑与超越》的一开篇，阿德勒就出手不凡地表达了如下观点：“人类都是生活在意义的场域里”，“没有哪个人能够逃避意义”，换句话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纯粹客观的人类世界，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的意义都是在与他事物的意义并存下来，并互相规范，互相连带着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意义世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必须向这个意义系统开放，并且：私人的意义没有意义！这个认识与维特根斯坦那句著名的论断“没有私人的疼痛”很显然是不谋而合的。在此理论前提之下，阿德勒给出了他对精神病问题起源的回答：那就是这些人错误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价值的错误认知。而这些错误的根本就在于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他人，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与他人乃至社会都绝对地隔离了开来。除了精神病人，包括自卑在内的各种病态人格、神经症乃至问题儿童、刑事罪犯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社会意识发育迟缓、没有能力与他人沟通，不懂与他人合作等问题。反之，一个高明的人总是很善于向周边的人学习，同时又不断地为社会做贡献。德国大诗人歌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生的大把时间放在了在常人看来无用且费时的社交活动上，但这是广泛社交活动成全了他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政治外交等诸多领域的非凡贡献。有一次亚历山大·洪堡途径魏玛去拜访他，在他的住所停留了一天，歌德感慨说，这一天洪堡帮助自己在研究与求知中所取得的进步，比他在孤独的道路上追寻许多年的收获还多，这一体验仿佛是对中国古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最佳诠释。
传统的德国古典哲学正是这样高度强调自性与他性的辩证统一的，他人是自我的条件，不是自我的阻碍。个人必须立足于社会群体，才有希望被社会尊重和承认，才有机会在服务于社会的同时能够兼顾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古代希腊的世界里，一个群体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可以比作一棵大树上面树叶与树叶的关系，他们共同地吸取大树所提供的营养，也共同合力地接受灿烂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提供给大树，大树成全了树叶，树叶也扶持了大树的生命。个体与群体也正是这样一种互相成全的关系，缺了谁另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德国古典哲学正是继承发扬了希腊哲学的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黑格尔在阐述该思想的时候做过一个精彩的比喻说：“真理就是所有的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饮，每个参加豪饮者离开酒席就立即陷于瓦解。”
犹太的古老文化传统也是高度重视群体的价值和意义的，虽然其内涵与表现形式与希腊古典和德国古典思想都不太一样。依据《托拉经》的记述，以色列这个族群是在摩西十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在西奈半岛上，上帝耶和华向摩西呼唤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在摩西向百姓们转达了耶和华的训话之后，百姓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也就是说，天堂的大门是向着全体以色列民众开放的，这是上帝的规定，民众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集体投向上帝的怀抱，少一个人都不行。卡夫卡著名的寓言《法律门前》就是犹太人在《托拉经》所象征的永恒绝对真理面前渴求获得救赎的隐喻，由于来到门前的那位“乡下人”是孤身一人，纵然他万般虔诚地想要通过大门进入天国，倾其所有也不吝惜，但守门人就是不让他进去，直到他身体僵硬，凄苦地死去，也还是被无情地阻挡在大门之外。
阿德勒在年幼之时没有弗洛伊德那样良好的教育环境，他在行医之后凭着知识兴趣在哲学专业和古典学上自学成才。在当时纷纷扰扰、此起彼伏的各种现代思想的声浪之中，他还是不为所动，最后选择了古典传统，并依此创立了“个体心理学”。一般人听到“个体心理学”这个名称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门学派也是主张个体为本，个人优先。其实不然，在德语中，“个体”（Individuum）这个词直接借用了拉丁文，它的字面意思是“不可分割”，这个语义又很容易让人想到希腊语单词“原子”（Atom），它的意思也是“不可再分”。不过“原子”（Atom）的意思是自身已经是最小最基本的粒子单位，无法再作进一步的剖分；而在权威的德语词典的字义解释中，明载着“个体”（Individuum）的意思是“无法将该个体从其所隶属的整体之中、以及他本人在整体之中的规定性分割开来”。因此这个词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了价值意义的概念。而从这个词衍生出来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us）含义更为丰富：一个人面对自己所归属的群体，必须表现出应有的隐忍、高度尊重并严格遵守群体内部共同体认的规则和要求、自觉地尽好自己的义务和职分。当然在个人主义、主体主义极猖的20世纪，德语世界也有人贸然把这个概念歪曲成迎合时代潮流的原子化、碎片化的存在，这当然是很不严肃的态度，不值得赞赏。
“个体心理学”就是以古典哲学所追求的“大全”、“总体性”理想为自身的奋斗目标，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个人。在本书的第十二章，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同伴的兴趣，标志着人类这个物种所取得的全部进步”、“合作是作为最终目标的人为努力”、“人和人之间不应当互相斗争、互相苛责、互相贬低”。在全书中阿德勒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向读者指出：如果没有能力与他人结成团体，如果对共同体缺乏认识，不能对别人建立起兴趣和感情，这样的个体就是病态的。要治愈此种病症，只有接引他们学会跟人合作，培养他们的社会情感，并同时努力改变他们对生活意义的错误理解。除此之外，一切治疗方式都是治标不治本。
抛开那些脑组织受到严重损伤的器质型精神病人不论，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有精神疾患的人确实存在阿德勒博士所说的这个问题：他们过度地自恋、病态地自尊，抗拒与他人的合作，亦不能很好地实现与他人的沟通。
阿德勒的目光关注的不仅仅是他所接触到的病人，他还心心念念放不下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他向学校和教育当局苦口婆心地呼吁：教育孩子尊重他人，学会合作应该成为教育任务的重中之重，因为当时的学校只是一味地片面强调对孩子竞争能力的无限度开发和魔鬼式训练，“这对于孩子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
不能不承认，八十年前阿德勒的这个洞见对于当今的中国教育来说正是极富远见和指导意义的，在有识之士中理应能得到强烈的回应。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渠敬东曾经发表过这么一番高屋建瓴、振聋发聩的讲话，与阿德勒所倡导的集体指向精神异曲同工，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在于他能够与世界和解，能够在前辈和后代之间扩展出连续的生命而不是在每一次的竞争中‘赢’得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只剩下疲惫的身体和残破的心灵。”
要而言之，弗洛伊德的思想是属于现代的、激进的，但有意思的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却又是异常保守的：他虽然大谈特谈人的性欲望，但他自己的私生活严谨得无可挑剔；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极富个人魅力，却并不热衷于社交生活；除了雪茄烟和古董收藏，再也没有别的业余爱好，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对新科技也是排斥和怀疑的态度，很少使用电话，几乎不看电影。日常生活里极修边幅，不苟言笑，就像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遗老贵族，而他本人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失望。
这一切在阿德勒那里全都翻了一个个，他的思想偏于传统和保守，生活上则表现得极为通达、乐观和开朗。他非常关心时局，虽然饱受排犹主义的骚扰，但是对历史的未来走向依然保持乐观的看法；他喜欢社交，长年累月地出没于维也纳的咖啡馆；他终其一生保持平民的本色，外表上也显得不修边幅；他欢迎并悦纳一切新生事物，学过驾驶汽车，也喜欢看电影。
无可否认，阿德勒开宗立派的“个体心理学”包含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他把精神分析学说批得一无是处，这样的否定未免太偏激了，对弗洛伊德这样一位独创性很强的思想家也极不公平，用一句德语成语来形容，就相当于“把洗澡水和澡盆里的小孩一起倒掉”。任何一个普通人听到这样的批评都是难以承受的，何况是志存高远的弗洛伊德呢？更何况阿德勒明明是受业于他，到后来又全盘否认他与精神分析学说的继承关系？我们从人之常情去推想，阿德勒对自己从前的老师是怀有感情的，很有可能感情还非常深。然而正由于爱得太深切，才那样意气用事地反对他。作为现代心理学界的两位顶尖大师，为了在争斗中压服对方，他们各自都拿出了看家本领，给我们奉上了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不过他们两位在对对方的批评中屡屡做出求全责备、矫枉过正的行为还是必须纠正的，这个工作后来由荣格完成了。荣格不是犹太人，可以采用客观冷静并且中正平和的态度审视他们各自的得与失，他对精神分析说的反思和对个体心理学的批评的确是很有说服力的，经过荣格的过滤和总结，20世纪的心理学更深入，更直观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恰恰证明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断：“全体才是真理”，如果用阿德勒习惯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只有合作才能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