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接前文)以傅家甸为蓝本,疫区各地迅速“抄作业”,短短半个月之内,伍连德创立的这套防疫体系,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东三省。然而,让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他已经做了所有能想到的、能做的,但疫情却并没有因此减轻,反而愈演愈烈:1911年1月,傅家甸每天都有将近60人,甚至百多人染疫身亡,最多一天死了183个人。
直到有一天,他来到哈尔滨城北坟场时,终于确定了他猜想的漏洞所在:就是这里排了“至少有一里长”的棺木和尸体。在五六寸厚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多到一眼看不到头。造成这里尸体棺木堆积的原因,一方面是天寒地冻掘地埋葬困难,另一方面是病人死后,很多家属担心全家被隔离,便往往偷偷地把尸体往这一扔完事。
然而,鼠疫杆菌的特性正是耐寒怕热。在这天寒地冻的环境中,它们可以在尸体上存活很久。所以,这个坟场,简直就是一个贮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
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于是,伍连德找来了专业尸体抬埋队。但是,就像死者家属挖不动土地一样,严寒中,土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专业尸体抬埋队同样挖不动——连个浅坑都挖不出。但此时疫情如火,伍连德和疫区民众都不可能等到那一刻。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行了:焚尸。
当时尸横遍野的东北
二
放在今天,大家都知道疫尸必须火化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在百多年前的中国,人死后入土为安才是不可违背的公俗,而且,基于传统理学的伦理观,清政府也认为,火葬是违背人伦的不孝行为,所以一向明令禁止。
伍连德如果打算焚尸,恐怕会遭遇巨大的社会阻力。思前想后,他决定通过锡良上书朝廷,说服朝廷后,再以朝廷诏令说服当地官民士绅。
三天后,伍连德收到清廷外务部复电: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在东北鼠疫应对问题上,清政府确实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明和魄力,比之半年后让国人彻底失望“皇族内阁”事件,若清政府有此时的开明,或许也不会把立宪派都推到革命派阵营中去,最后亲手给自己挖了坟墓。
然后,伍连德拿着诏令,召集当地官员士绅,试图说服他们。出乎意料的是,大家一致同意,毫无阻碍。于是,火葬行动在宣统三年(1911年)大年初一举行,这也是大清的最后一个春节。万家团圆欢庆的日子,哈尔滨城北坟场里却是一片凝重和肃杀:每100具棺木或尸体被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然后人们在每堆棺木尸骸上浇上煤油。
按照伍连德的要求,要烧掉的不仅是疫死者的尸体,还有他们的物品、衣物,甚至一些他们住过的房屋。这一做法,很快又被俄国人抄了“作业”,他们甚至把已经埋葬入土的尸体,也掘出来重新焚烧。
焚尸
三
死者化为飞灰,至此已矣。而生者既不能让死去的亲人入土为安,还要被迫焚尸,伤痛可想而知。为了安抚他们,伍连德让大家多放鞭炮,既为振奋精神,也为抚慰生者。此举正合大家心意,于是处处爆竹震天,特别是死了四分之一人口的傅家甸。
那年初一雪地上的火光,确是这场抗击鼠疫战斗真正的胜负手。更神奇的是,等到死者骨灰深埋、生者爆竹放过后,如急风暴雨的疫情,居然开始缓解了,傅家甸每天死亡人数在下降,新增发病人数也在下降。
原来,鞭炮中火药的硫磺成分,可有效杀灭空气中的病毒,这无形中为防治疫情起了助力,再加上伍连德得力的防疫措施,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了。1911年3月1日这天,整个白天,傅家甸再没有新增死亡人数。
当夜0时,钟声响起,这天全天傅家甸零死亡。随后,东三省各大城市死亡人数也陆续归零。至4月18日,东三省疫情感染人数最终全部归零,这场死亡人数高达6万的世纪鼠疫,至此以人类的惨胜而告终。
当时媒体对伍连德的报道
尾声
1911年4月3日,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来自英、法、美、俄、日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专家出席了这场会议,大会主席则是伍连德。1935年,伍连德因抗疫贡献,获得了当年n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他是20世纪上半期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焚毁,举家重返马来西亚,以开设私人诊所为生,过着平静的生活,仿佛当年东北那段激荡的危情岁月从来不曾有过。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平静去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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