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日共：曾经的兄弟为何数十年不睦

在谍战剧《智者无敌》中，中村功与日本特务斗智斗勇，最终成功地将日本军方“南进决策”的战略情报辗转送到了莫斯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个故事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中村功的原型名为中西功，1937年转为中共党员，同时他还是日共的中央委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像中西功这样的“敌国同志”还有很多，中共与日共在相同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追求下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曾经是并肩战斗的“兄弟”，却在种种原因之下分道扬镳，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互视之为仇敌。

直到1988年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却至今仍未回升到“兄弟”般的亲密程度。

日本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简史

日共成立时间比中共晚了一年，于1922年7月15日正式成立，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却要早一些。

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言论的中文书面材料，而早在1870年加藤弘治就在《真政大意》一书中向日本系统介绍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学说，1898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潜就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院”。

《万国公报》

与中共一样，日共的早期发展之路也十分艰难曲折，多以地下活动为主。

日本共产党成立之初的政治主张可以概括为五点：一是推翻天皇制的专制统治；二是鼓励废除半封建的地主制度；三是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四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五是支持日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完全独立。

其中的每一条都是日本军国政府无法接受的，所以在政府的打压之下，成立仅仅两年的日本共产党就被迫解散了。

虽然1926年再次成立，但在1928年，先是其主要领导人德田球一被逮捕，此后又发生了全国性大逮捕的“3·15事件”和“4·16事件”，很多普通党员被捕，大部分党的领导人身陷囹圄，日共的党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并于1935年再度解体。

德田球一

直到二战结束，日共才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

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基于日本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共的政治主张也一再修正。1945年的四大还主张废除天皇，到了1946年的五大却抛出了“和平革命”论，并引发了共产国际的批判和内部的分裂。

因为德田球一坚持武装斗争路线，日共于1952年被再次取缔，直到1956年日共结束分裂并宣布放弃该路线，才逐渐恢复元气。

德田球一

上世纪70年代后，历经“阵痛”的日共逐渐提出了更加现实的政治路线，1976年，日共十三大从党章中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措辞，主张通过议会选举逐步掌握政权后再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2004年1月日共通过了新修改的党纲，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政策主张，对曾经一贯坚持废除的天皇制度，改成了待时机成熟后由全民意愿决定是否保留；对自卫队解散问题也交由全民意愿推进实施；

甚至明确提出了日本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尽可能推进的民主改革”，是否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仍需交予全民意愿抉择。

多次出现的“全民意愿”更像是日共大幅度调头转向的挡箭牌和遮羞布，虽然日共并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但其修改后的党纲让一众学者甚至怀疑其政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共与日共的革命友谊

二十世纪之初的日本，是亚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心，并通过在日留学生渠道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一定的积极助推作用。

1913年，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陈独秀也有五次东渡日本求学的经历，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或许在留学时期还尚未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却为此提供了契机和基础。

李大钊

虽然彼时中共和日共尚未成立，但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成为两者“兄弟”情谊的纽带。很多日本共产党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赞誉，也使两党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

中西功的上线名为尾崎秀实，他表面上是近卫文麿首相的政治顾问和私人秘书，实际上却是一名传奇的红色间谍。

尾崎秀实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他多次通过中西功向延安传递日本对华战争的重要情报，为中共的战略研判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在身份败露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除了情报传递，有些日本共产党员还在中国积极从事反战工作，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野坂参三，他是“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始人，也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此外，还有不惜性命为中国游击队提供10万发子弹的日共党员伊田助男；还有那些参加八路军的日籍战士等等。

伊田助男纪念碑

日本战败后，在日共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1950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始了“赤色整肃”，日共领导人被解除公职，组织活动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为此，中共立场鲜明地通过《人民日报》等各种渠道表达了对日共的同情和支持，对驻日美军和日本政府给予强烈谴责，有力声援了日共。中国还是彼时日共领导人的避风港，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人都曾到中国躲避政治迫害。

野坂参三

除此之外，中共还将分裂的“国际派”和“所感派”分别安置并努力调节两派矛盾，促进了日共消除分歧、回归统一的进程。彼时中共与日共领导人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交。

日共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德田球一，在遭遇刺杀受伤后来到北京治疗，病逝后中共为其召开了规模巨大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野坂参三更是无需多言，毛泽东甚至在其七十寿辰时以个人名义发去了贺电。

由于1950年苏联的批判和干涉，日共曾经产生了严重的分裂，此后苏联还多次强加给日共与日本国情不符的军政方针，所以，日共对苏联并无好感，甚至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日共在苏联解体后还专门做过相关的研究报告，认为苏联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走向了霸权主义。因此，在中苏交恶之时，日共自然而然地选择与中共站在一个战队，为此不惜清除了组织内的亲苏份子，在1964年与苏联共产党决裂，这也是两党关系最融洽的时期。

中共与日共“兄弟”关系的破裂与修复

日共一致防范着苏联的打压，但未曾想1966年中共也开始了对日共的攻击，直接导致了两党“兄弟”关系的破裂。

在特殊时期里，中共一度宣称日共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并将“宫本路线”列为“四大敌人”之一，而1967年日共驻京代表绀野纯一和砂间一良在飞机场的被打事件，将两党关系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

日共对遭遇世界上最大两个共产党组织打压的这段经历极其不忿，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释怀，所以在面对1985年中共辗转表示修复关系的建议时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坚持让中共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并终止与反对日共组织的联系。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日共对中共的干涉呢？

绝不应该把中共与日共的决裂责任完全归咎到中共身上，日共的所作所为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不破哲三在《回首日共九十年》讲话中提到了彼时日共对中共和苏联的态度，“我们一步也不退让，正面同这种攻击做斗争。全党真正地振奋起来，彻底打破这两股干涉攻击。”

不破哲三

在1958年至1997年的39年里，宫本显治始终是日共的领导人，在宫本路线主导下，日共开除了西泽隆二、林可也等人的党籍；拒绝承认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于1966年10月在北京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签署的共同声明；

取消学术界有关中共的研讨会；酿造了1967年2月在东京善邻学生会馆对华侨学生的暴行；甚至还曾派《赤旗报》记者深入前线对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污名化。

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中共一贯的不懈努力下，日共终于被中共的诚意感化，1998年，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西口光应邀访华，在多次建设性会谈之后，破裂三十余年的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于同年实现了两党领导人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之前，中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全面细致地调查了过去的事件情况，这种对历史问题的坦率和认真给不破哲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两党相关问题的讨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此后两党举行了多次政治会谈，并在2005年后进行了多次的理论交流活动，积极推进了两党关系的向好发展。

中共与日共的新型党际关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认知和处理历史问题是两党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基本前提。

中共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党组织，日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党组织，双方的党际关系对中日两国之间和国际关系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两党必须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以长远的眼光和建设性的行动来促进两党新型党际关系的发展。

目前两党的关系定位于中国执政党与日本革新党，虽然尚未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状态，但更不是最差的状态，而是一种仍以社会主义为纽带但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的新型党际关系。

这种关系更符合时代发展的特点，也是两党对中日不同基本国情、不同政治路线的相互尊重，既能保持政治理论上的交流促进，又能发挥出具体的实践作用。

相信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共与日共一定会保持和睦的党际关系，为中日两国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