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曾经出过两次“众正盈朝”，分别是天启初年和崇祯年间。崇祯年间的“众正盈朝”规模最大，给人一种“大明天下无敌”的感觉，崇祯帝也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然而“众正盈朝”并没有让明朝“再次伟大”，反而成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阶级矛盾和明朝顶层设计的先天不足，以江南大地主为代表的分利集团在明朝中后期快速崛起。这些分利集团对下剥削农民百姓，对上截取本应进入朝廷财政的经济资源，导致百姓负担越来越大的同时，明朝中央的财政却日益枯竭。
更要命的是，明朝的分利集团还控制了社会舆论的话语权，将大部分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解释为“恶法”，将反对他们的人称为“昏君奸臣”。崇祯年间的“众正盈朝”实际上就是分利集团及其代言人控制了朝廷，朝中再无能制衡分利集团的反对派。
正因如此，崇祯年间的明朝群臣基本上由两种人组成：第一种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宁愿大明朝灭亡也不愿自己的利益受损；第二种是空谈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无法正确理解“众正盈朝”的本质而坚持错误的主张，认为“众正盈朝”的大明已经“复兴”。
明朝末年的众多社会危机基本都能追溯到一个主要原因：财政枯竭。因为财政枯竭，所以明朝对满清的战争是事倍功半，投入大量银两和资源后却只能维持守势。由于无法从分利集团手中拿钱，明朝与满清的战争成本几乎全部由农民百姓承担。
随着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面对满清和农民起义的威胁，明朝只得加重对百姓盘剥，结果是农民起义越剿越多，朝廷越剿越穷，无力扭转财政枯竭的明朝也无法改变对满清的守势，完全陷入了走向灭亡的恶性循环之中。
虽然局势如此，明朝当时还有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两个办法：第一个方法是招安起义军或与满清和谈，集中力量先解决一个威胁。但“众正盈朝”认为大明不能讨好“叛贼”，更担心招安起义军或者与满清和谈需要他们出钱，坚决反对招安或者和谈。
第二个办法就是消灭或打击分利集团，用他们的财富增加朝廷财政和减轻百姓负担。但“众正盈朝”的明朝群臣怎么可能使用这种几乎等于自杀的办法，社会舆论也将消灭或打击分利集团解释为“不仁不义”，孤家寡人的崇祯帝无法以皇权对付分利集团。
于是“众正盈朝”的明朝无法解决“叛贼越剿越多”和“朝廷越剿越穷”的恶性循环，财政枯竭完全不可扭转，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崇祯帝上吊之后，“众正盈朝”在李自成面前现了原形。清军入关后，“众正”少数为明朝殉国，但大多数都梳起了辫子。
有意思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清朝编撰的明史没有揭露明朝末年“众正盈朝”的本质并汲取教训，而是在“众正”的立场上大加赞美。导致明末的“众正”在清朝逃脱了应有的历史审判，也就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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