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苏东坡”汪曾祺：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一、

苏东坡——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全是好人。

虽然苏轼的词中经常表达出人生如梦的感慨，却全然不会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苏轼的思想总是表达出一种超脱的文人心态，力求豁达的人生态度面对尘世一切，他细节的描写微小的美好事物，最终认为眼前全是好人。

当代人有个彻头彻尾的“苏东坡”——汪曾祺，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一生经历许多磨难，但是从头到尾，他都以一个读书人或者文人风骨面对一切磨难，一花一草一菩提，万事万物都充满了生趣。

和苏东坡的思想一致，汪曾祺也认为这个世界没什么坏人。在汪曾祺的文章里，生活可爱，人间值得，每个人物甚至都是好的。人家描写梅花，非要上升到傲骨的境界，他描写起来，单纯的要命，真的只描写梅花。

士大夫在古代专称读书人，泛称文人，而汪曾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他的一生与文学有着解不开的渊源关系。

1920年，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他上学期间，非常好学，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当时，日本人侵略中国，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了学业。

随着战争的爆发，汪曾祺不得不和祖父、父亲等人暂时躲避在一个小村庄里，一呆就是半年之久。村庄的小庵子里，他们相依为命，外面战火连天，丝毫没有影响到汪曾祺对于世界的热爱。

汪曾祺甚至还在这个小庵子里幻想出一个爱情故事，并且后期写作了短篇小说——《受戒》。

小说里描写了小庵子的细节，也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读者看到文章的时候，似乎在品一杯淡茶，虽不浓烈，但是回味甘甜。就算是个小和尚，他简单纯朴的心灵之美，凡人间的那种平淡感受，犹如和风细雨般让读者滋润了心田。

二、

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了大学——西南联大，选择了中国文学系。从汪曾祺的选择来看，他平生所愿就是读书，首选文学。

汪曾祺是有才华和天赋的，进入西南联大后没多久，他的才华在大学期间已经显露了出来，因为他创办了一个杂志——《文聚》。

尽管外面战火不断，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只有文学。汪曾祺说：“之所叫文聚，没啥特别的意思，就是想把好文章聚集在一起，这个是我的心愿……”

《文聚》的力量不容小觑，它当时先是在联大内风靡一时，后来成为了民国时期非常主要的杂志。发表作品在上面的作家群，也是群星璀璨，有朱自清、沈从文等一代大家。

1944年，日本人投降前夕，大学毕业的汪曾祺作为文人无路可去，于是在同学的帮助下，进了同学创办的学校——昆明中国建设中学当一名老师。当老师的日子里，他的空闲时间全部都用来写作。在此期间，他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面世。

文章里并没半点颓废之色，他细致的从一花瓶写起，起床、沐浴更衣，然后看到学校的一花一草，一人一物，笔法细腻，感情中充满了柔和。眼前的一切均在小说中，亲切的对话响彻在耳朵边。让人感慨，这就是生活。

1946年，日本人已经投降，国家政局产生了新的变化。汪曾祺又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改到了另外一个学校——上海致远中学当老师。汪曾祺笔耕不辍，再次写出《鸡鸭名家》和《戴车匠》等小说。

《鸡鸭名家》描写的是两个风俗人物——于老五和陆长庚的故事，汪曾祺对于普通人物的刻画细致入木，表达了他对普通人的喜爱和关心，认为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值得欣赏和赞美的。

《戴车匠》中描写了车匠这一古老的行业，并且以车匠的视角看世界。街头上小到一个钉子，最大也不过一些木料。汪曾祺借着车匠的视角表达了对于街头一角的热爱和对这个行业的欣赏。

通过汪曾祺细致的细节描写，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那个世界的影子和人物，他们曾经真切的在这世上存在过。

三、

都说书生是百无一用，1948年，来到北京以后的汪曾祺起初是没找到工作的。闲置了半年，无事可做，去了博物馆才找到一个工作糊口。其后，新中国成立后，他兜兜转转换了几份工作，但是期间都没有忘记写作这件事。

1949年，汪曾祺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这本书里有他一直致力创作的许多作品，像是《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在其中，还有《老鲁》、《艺术家》等短篇小说也收录其中。

1949年5月，出版了小说一个月后，汪曾祺遇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半——施松卿。此时，汪曾祺的生活变得鲜活了起来，事业和爱情双丰收。施松卿的家世显赫，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因为自小病弱，所以看着有种西施的病态美感。

有了爱情的滋润，汪曾祺以为就算苦一点，也各种值得。他甚至描写了妻子恋爱期间吃胡萝卜的趣事，就那样直接拔出来，擦一擦就放在了嘴巴里，鲜嫩多汁的胡萝卜显得妻子越发的美丽俊俏起来。他就因为这个爱上了施松卿。果然是文人情怀，小事情处见精神。

四、

1950年，解放战争时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北京文联社在这个背景下悄然成立了。汪曾祺因为他的作品被委任为文联社的编辑。

1954年，汪曾祺开始涉猎京剧剧本《范进中举》，他创作出来这个作品以后还获得了一等奖的美誉。可是没过多久，却被调离岗位，离开北京去了《民间文学》做编辑。

1957年，汪曾祺不仅被批评教育，还被划拉到了右派系列，扣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下放劳动期间，汪曾祺也是十分有趣，有一次他被安排画红薯的任务。

汪曾祺不仅十分细致的给红薯来了个正面，还像宋丹丹那样主动要求来个剖面。画完了剖面兴致不减，随手扔到了火里烤熟，拨开吃了之后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懂得红薯了！”

苦中作乐是汪曾祺的常态，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总是一副乐观豁达的模样。

此后，汪曾祺的右派帽子摘掉后得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他继续创造作品，《羊舍一夕》就是他摘掉帽子后的第一部作品，而且全部用毛笔字完成。

1963年，汪曾祺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作品集——《羊舍的一晚》。1964年，他改编了《芦荡火种》，把它从一部沪剧生生改编为京剧。这部剧在北京播出后，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到了现场观摩，并且大为赞赏。

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汪曾祺又被扣上了昔日的右派帽子，并且这一次，他不再是劳动，而是被关进了牛棚。遭受羞辱和不公平的对待并没有让他悲观厌世。

1970年，从文革中出来的汪曾祺参加了京剧《沙家浜》的编剧工作，这部京剧比前期的《芦荡火种》更加出名，因此，汪曾祺还被邀请到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所——天安门城楼去参观。

1977年，汪曾祺的论文《花儿的格律》问世，“花儿”是流传在甘肃一带的民歌样式，它有着独特的旋律。汪曾祺以为：民歌和诗文一样，都讲究科学性、韵律性。

六、

到了晚年，久经风霜的汪曾祺仍然是继续保持着创作的热情。1978年，随着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汪曾祺的血液注入了一股年轻的力量。他跃跃欲试，像是一个青年人一样一头扎进了文学的大海中。

1979年，汪曾祺写书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他把青年时候在小庵里躲避日本人的那段幻想写出了实实在在的小说《受戒》发表了出来。

1981年，汪曾祺创作了《异禀》、《大淖记事》等作品。因为《大淖记事描写的是家乡高邮一对男女的故事。这样的乡土小说里，细致描写了爱情和乡土气息浓厚的高邮场景。

小说里的世界纯美可爱，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迷人。此后没多久，汪曾祺还因为小说的出版，被家乡人邀请回乡做客。回到高邮的汪曾祺，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心里温暖的开出来了花。

此后，像是浑身充满了神秘力量的汪曾祺满血复活。1982年至1983年，短短两年间，他写出小说二十多篇。新生活的美丽让他的心充满了创作的源泉。汪曾祺更加热爱这脚下的土地，美好的人间。

七、

1985年，汪曾祺的作品深受推崇，他也因此等到了事业的高峰期——被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87年，在新中国越来越好的态势发展下，汪曾祺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汪曾祺甚至代表着中国的作家去心心念念的云南进行访问，还在国际领域进行创作活动。

1988年，汪曾祺歇业了一年。他偶然散散步，抒发一些心意，整理整理自己的随笔。他是一个文人，当参与到各种活动的时候，他突然就好似没了灵感，有点手足无措。

直到1990年，汪曾祺开始写出散文《七十抒怀》。此时的汪曾祺已经七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这个年纪还在写作，可见其文人精神之深厚。

其后的两年里，汪曾祺的曾经作品集相继出版。到了1993年，他再次以高邮乡为背景创作出新的小说——《菰蒲深处》。并且该小说一经出版，非常畅销。

汪曾祺在这部小说里写水，写人。写到叶三卖的各种果子，式样繁多，趣味盎然。写到荷花，写到莲藕，他的小说也充满了生活的“水气”。他认为人应该像水一样平静、清澈到底。

1995年春天，百花盛开，汪曾祺虽然年迈，心里还是开心愉悦的像是一个孩童一样，因为这一次，他被邀请到了台湾。在台湾，他参加了两岸的文学探讨问题，他的讲话让在场的人进行了深思。

八、

1996年，他再次被人大常会推选，这一次，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顾问一职。汪曾祺终于等来了新的机会，但是身体状况却已经是每况愈下了。

1997年，汪曾祺突发疾病，抢救无效而与世界告别。自此，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就此告别人世。

汪曾祺的一生和苏东坡一样，认为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他的作品里没有坏人和悲哀，只有无尽的对于生活和各层尤其底层人民的喜爱。虽然汪曾祺经历过战火连绵的岁月，经历过政权的动荡和更迭。忍受过被羞辱的历史，还有蹲在牛棚的尴尬。但是，他每次遭遇这些之后，都会迅速的站起来，依然坚持写作，投入挚爱的文学。

汪曾祺用一生的经历和他的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人的风骨和善良，他的一生可谓无憾“士大夫”三个字。

汪曾祺的散文中写道栀子花的香气，犹如他做人的底气。别人说他的作品是乡土气息浓厚，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他用栀子花的口吻回复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的管得着吗!”

苏东坡说：“我能与玉皇大帝聊天还能和乞丐老儿对谈，你们管得着吗？”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何其的相似啊。我就这样，做我自己，无论世界是来还是去。

结语

这个世界上又太多的物欲横流，作为一个文人很容易为了“五斗米”折腰。有些东西真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真的喜欢文学，热爱文学，就要像汪曾祺老先生一样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自我。

汪曾祺不愧于“当代的苏东坡”，也无愧于“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一生光明磊落，简单随性。所到之处，皆是温暖。他的作品给世人非一般的美感，淳朴干净，清澈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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