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美国作家，却服务苏联30多年，72岁移居中国，死后葬入八宝山

她是美国作家，却服务苏联30多年，72岁移居中国，死后葬入八宝山。美国女作家安娜：长期替苏联办报却遭驱逐，死后为何葬入八宝山？她是第一个公开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被赞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纸老虎”女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一代伟人在抗战胜利后的延安，曾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那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伟人的这个论断，是在接受美国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下称安娜）的采访时提出的，这个论断也是由安娜用自己的笔传送到世界的，因而，安娜也被人亲切地称呼为“纸老虎女士”。

安娜的人生，是分别在3个国家度过的：美国、苏联与中国。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人生的1/3在美国，1/3在苏联，1/3在中国。出生于美国的安娜，长期为苏联工作，但是，在1949年却遭苏联逮捕，1955年被释放并被驱逐出境。1958年春，年已72岁高龄的安娜冲破重重阻力来到中国，定居于北京。1970年3月29日，安娜在北京逝世，被葬进北京八宝山。

一个美国女作家，为何在中国能享受如此待遇？除了她是“纸老虎女士”外，更与她长期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分不开的。

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

1885年11月24日，安娜出生于美国布拉斯加州弗兰德镇。安娜的童年时代，是在不断迁徙中度过的：安娜两岁那年，全家迁往俄亥俄州的芒特弗农；她6岁生日前，全家又由芒特弗农迁往辛辛那提；4年后，安娜一家又迁往奥克伯克。

正是在不停的迁徙中，安娜完成了她的小学学业。1896年，11岁的安娜进入奥克伯克中学学习。但是，仅仅一年后，安娜一家又迁往英格兰。次年秋，年已13岁的安娜又一次随家人迁住法国和瑞士。1898年，13岁的安娜被录取到洛桑大学夏季教师进修班学习。1900年，15岁的安娜中学毕业。

1902年，安娜进入奥伯林学院，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当年2月，她的两篇意大利游记，在《美国周刊》上发表，这是她第一次在文坛亮相。1903年，安娜的父母前往南部非洲，她被安置在伊利诺斯州普雷里德波特的朋友家中。当年，她的母亲鲁思·玛利亚染病死于塞得港和纳波斯之间。1905年，大学毕业后的安娜，受聘为《前进报》记者，从而开始了她漫长的新闻与写作生涯。

只是，在《前进报》只待了7个月后，安娜便遭解雇。失业的安娜没有就此沉沦，而选择了继续深造，并于190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安娜进入全国童工委员会任职。在全国童工委员会任职期间，她拍摄了包括《孕妇须知》、《得到教益的男人》、《出诊护士》在内的多部单卷电影。这些作品，在全国各地展览大获成功。

描写苏联国内政策最好的作家

1921年8月，安娜第一次到苏联，她用自己的笔广泛介绍苏联的革命成就。随后，安娜协助苏联政府创办了苏联首份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1930年，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安娜创办了该报。此时有两大进程并行，一是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是美国的大萧条，正是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时刻。《莫斯科新闻》报主要是服务于苏联外宣，对内，则以在苏工作的数千美国技术工人为主要读者。创刊号头版便刊登五年计划的宣传画，号召用“苏联力量和美国技术建设社会主义”。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斯特朗奔走在战地采访。她的丈夫在战争中死亡，她本人则充满激情地报道了苏联人民的艰苦斗争和反法西斯的功绩。有人说：“她是世界上描写苏联国内政策的最好的作家。”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

在苏联办报期间，安娜也十分关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并多次访问中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鼓与呼。1925年，安娜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第二次访问中国，访问湖南、上海、武汉和西北地区，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报道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1938年1月，安娜第三次来到中国，并跋山涉水来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彭、贺、刘等人。她根据这些采访记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我党领导下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

1940年秋天，安娜第四次到中国访问，因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碍无法去延安。在重庆期间，她经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同周先生与邓大姐夫妇有了密切交往，从此他们还成为很好的朋友。正是在重庆期间，安娜接受了一件改变她后半生的重要任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行为。那一次，周先生同她进行了几次深夜长谈，详细介绍了蒋军不断加剧同我党领导的部队的武装冲突，同时说明：“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最后，周先生还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给了安娜，这是对她莫大的信任，她也一直视其为值得骄傲一生的荣誉。

第一个向世界公开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

果然，安娜在返回美国的途中，就在广播中听到了“皖南事变”的新闻，随后又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只简单地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时，信中还附来中共方面对“皖南事变”的说明。

为了完成周的重托，安娜回美国后，马上积极寻求发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机会，最终，她找到一位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朋友，署上了那个人的名字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内情报道。安娜是第一个将“皖南事变”真相告诉世界的国际友人。

有关“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在美国传开后，罗斯福总统非常重视。他从美国对抗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反对老蒋在这个时候发动内战，因此向其发出了警告，这对制止中国抗日阵营的破裂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安娜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是有功之臣。

1946年第五次来华时访问，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期间，她和解放区的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并多次受到毛、周、朱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正是在那次访问延安时，一代伟人向她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指导人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被苏联逮捕与驱逐的有功之臣

1949年，为苏联服务了几十年的安娜与曾前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鲍罗廷遭到苏联政府的被捕。在遭受了6年的牢狱之灾后，安娜于1955年被释放，并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

一个向往进步、热爱苏联的美国作家，为何会受到如此不公呢？原来，这一切也是中国有关。

安娜虽然一向热爱苏联，但是，一些宣传中国革命的报道却引来了苏联领导人不快。1947年，她从延安回到苏联，便到处宣传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强调中国革命走的是不同于苏联的道路。恰在此时，南斯拉夫又于1948年同苏联决裂，这也引起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担忧。

当时正在巴黎的安娜接到周先生的口信，说形势发展很快，新中国很快就要建立，她可以返回中国。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又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独立自主的胜利，这等于否定了斯大林认为世界革命必须遵循苏联模式这一教条。所以，1949年1月，安娜刚回到莫斯科，便遭逮捕。她被指控为帝国主义特务，幸而有美国国籍，被关押了近6年后被驱逐出境。

晚年定居中国，死后葬入八宝山

1958年春天，安娜第六次来中国访问，并在中国北京定居。1959年，安娜是被批准第一批访问西藏的外国记者代表团成员之一。1970年3月29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邓是这样评价她的这位老朋友的：“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安娜去世后，被葬进北京八宝山，墓碑上铭刻着郭沫若手书的：“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