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李永忠 法经网
李永忠丨法经网专栏作者
十年间贪腐金额高达17.88亿元，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一审被判处死刑。此案从立案曝光，到审理判决，一直成为亿万网民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据不完全统计，离赖小民案最近的贪腐官员被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十年前：原杭州副市长许迈永与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均于2011年7月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再将镜头现回放到40年前：1981年，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三井巷工程公司会计青素琼，贪污国家基本建设拨款26万余元，创造当时全国个人“贪污单打冠军”的纪录，被四川省渡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此案结束时，有位很有水平的领导，说了句很有水平的话：“问题不在于她捞了多少，而在于她是如何捞走的？”
40年过去了，几乎我们所有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监督、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的工作，都停留于“捞了多少”的兴趣上，对于其是“如何捞走的”，却基本上没有兴趣，即使有兴趣也无法破题！
于是，“纪录”很快突破了26万元，紧接着260万元、2600万元、26000万元……也很快突破！估计260000万元或许已经被突破，或者正在突破的路上！
根据一审判决的情况看，赖小民的经济犯罪分两类：
一类属于受贿索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8年，被告人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获得融资、承揽工程、合作经营、调动工作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索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于犯罪未遂。
另一类属于贪污，共计人民币2513万余元。
2009年底至2018年1月，赖小民利用担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伙同特定关系人侵吞、套取单位公共资金共计人民币2513万余元。
十八大以来，本着“少杀慎杀”的原则，因严重经济犯罪而被判死刑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到目前公布了两人。
一个是张中生，山西省吕梁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1997年至2013年，张中生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4亿余元。张中生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其对折合人民币共计1.3亿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在十八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两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人民币2亿元以上，张中生还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人民币8868万余元。且案发后尚有赃款人民币3亿余元未退缴，张中生犯罪情节属于特别严重。2018年3月28日，经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9年5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张中生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张中生成为了十八大后首位被判死刑未予缓刑的贪官。
另一个就是赖小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赖小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赖小民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在二十二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三起受贿犯罪数额分别在2亿元、4亿元、6亿元以上，另有六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4000万元以上。
同时，赖小民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和为他人职务调整、提拔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等从重处罚情节。赖小民大部分犯罪行为均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聪明的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同样的错误不犯两次。如果同样的错误，不但再一、再二、再三地犯，而且成千上万的人在犯，甚至权力越大、职位越高的人，犯错乃至犯罪的几率却越高……
在肯定有人的问题的同时，难道以俄为师，沿用至今的苏联模式，其选人机制、监督体制、权力结构制度，不应该认真反思并坚决摈弃吗？
从张中生到赖小民，有很多不同，更有很多相同！而最大并关键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握有实权，二是他们都能轻易摆脱监督！央视播放的中央纪委拍摄的专题片《全面监督》（二）中，即使受审查期间，赖小民仍能气定神闲说道：“党委书记、董事长、法人都是我一个人挑,纪委书记是我的党委委员,我的部下,他很难监督我。”多年培养的“一把手”气场，仍如此强大！
赖小民判处死刑了，谁考察的他，谁培养的他，谁提拔的他，谁在监督他?
在长达十年——3650天的日子里，赖小民受贿17.88亿元——不是1788元！
赖小民身边的同事，上面的组织和领导，下面的干部和群众，左右的监督机关，金融系统和党报党刊媒体记者的耳目，都到哪儿去了？
是听不见，还是看不见？或是听见了却不能说，看见了却不敢讲！
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更不是要查处谁的问题！
而是要认认真真回答40年前的老问题：“问题不在于捞了多少，而在于是如何捞走的？”
只有认真回答这个老问题，我们才有可能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赖小民！
作者曾任中央纪委政策法规室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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