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历史篇> [第101回]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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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回 曹叡灭辽
魏明帝曹叡是公元226年五月继位的,运气不算太好的是,自继位以来就被吴蜀两国轮番北伐。公元234年诸葛亮身死五丈原,短短八年时间,蜀汉这边一共对魏用兵六次,孙权那边不算给王严设套的那次,也是六次北伐,可以说没有一年得闲。相比之下,曹丕在位这六年,蜀汉那边没有丝毫动静,对吴战场也是三次主动南征。
家大业大,作为三国中第一个三代领导人,曹叡还是顶住了两大敌国的疯狂进攻。只是魏国毕竟手握九州之地,比两大敌国加起来还多出一倍。光守住还是很没面子的,何况这期间还让蜀汉拿去了武都、阴平两郡。好在曹叡在帝位上最终解决了辽东问题,以辽东的人口、资源来说,足以抵挡武都和阴平之失,让他不至于在九泉之下愧对曹操和曹丕。
辽东公孙氏的存在,一直让曹魏如鲠在喉,让当时中央之国的地缘格局虽表面为“三国”,实则为“四方”。诸葛亮的去世,让蜀汉这边不得不暂时转入战略防御,孙权那边声势浩大的三路北伐无功而返,也让孙权没了心气。这为曹魏解决久悬未决的辽东问题,腾出了战略窗口期。
在辽东问题上,时任荆州刺史的毌丘俭是最坚定的主战派。毌丘俭是河东闻喜人,父亲在曹丕为帝时做过武威太守,与时任凉州刺史的张既等人多次平叛,威服羌胡。毌丘俭因酷爱读书,文采出众,被曹丕任命为“文学掾”,与卫臻等人一起负责曹叡读书养德之事。当时曹叡因母亲甄氏的皇后之位被废,受牵连贬为平原侯,没想到几年之后便登上了帝位。
有了这层关系,毌丘俭的仕途,肉眼可见会十分通畅。不过毌丘俭并不满足于在朝为官,而是认为天下安定的首要之事是灭了吴、蜀两国,为此特别申请到荆州去任刺史。诸葛亮病逝之后,毌丘俭认定吴蜀两国暂时不会再北伐,而且两国都有山水为险,一时之间难以征服,此时可以利用这个窗口期拿下辽东。按毌丘俭的奏折中的说法,是“陛下即位已来,未有可书”。意思是说陛下继位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史册的功绩。
这其实也是曹叡的一块心病,毌丘俭跟他相知那么多年自是了解的。关于要不要解决辽东问题,魏国朝堂上一直争论不休。主战者觉得辽东虽然表面臣服于魏国,但本质就是一个独立的邦国,何况还多次与东吴相通;主和派则认为在吴、蜀两个主要对手没解决之前,没必要去对表面臣服的辽东公孙氏用兵。
与毌丘俭当日一起在潜邸陪伴过曹叡的卫臻,就是主和派的代表。卫臻的家世较毌丘俭更为引人关注,当日曹操举义兵讨董,陈留人卫兹散尽家财,帮曹操募得五千兵。后来曹操首战汴水失利,在曹洪的保护下侥幸逃得性命,卫兹却在那场战斗中不幸阵亡。卫臻便是卫兹的儿子,曹操当日还在世时,就因为这层关系格外的照顾。
尽管朝堂上有不少人反对,但曹叡终究还是不希望当个守成的太平天子。有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心气。中央之国的帝王在死后追加的名号有“庙号”和“谥号”两种。谥号是用来评定生前事迹的,有褒贬之意,使用范围不仅限于帝王,也可用在贵族、大臣身上。用在皇帝身上,一般以“帝”为后缀。比如汉武帝、隋炀帝等。庙号则是立于太庙奉祀时的名号,仅限于君主使用,且不是每个君主都有的。汉朝是最早使用庙号的朝代,比如刘邦的汉太祖就是庙号。一般是开国皇帝才能称“祖”,再后面则称“宗”。并且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的,像西汉就只有四个皇帝有庙号。
曹叡很想有庙号,也很想称“祖”。曹丕是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也有说是“世祖”),曹操虽然没有称帝,但奠定了魏国的基业,所以曹丕把“太祖”给了曹操。类似这种情况,一般是可以有两个庙号为“祖”的皇帝的。按说到了曹叡这里,无论如果也是不好称“祖”了。只是曹叡实在是太想证明自己,于是在取了辽东之后,给自己加了个“烈祖”的庙号。不光做了“祖”,还是生前自己取的,也算是空前绝后吧。顺便说下,曹叡的日常却表现的不像那么有雄心壮志,甚至有异装癖。魏晋时期对男性的审美比较阴柔,只是不知是受曹叡的影响,还是影响了曹叡。
既然大魏皇帝准备挑个软柿子来证明自己的武功,身在辽东的公孙渊就在劫难逃了。公元237年,魏景初元年(是的,又改了年号),毌丘俭由荆州调任幽州,替代了刺杀轲比能,让鲜卑陷入内乱的王雄任职幽州刺史。同时曹叡还把王雄想了很久的“护乌桓校尉”了职也给了毌丘俭,包括为之假节,授度辽将军。总之是将幽州军政事务一并交付给了毌丘俭,虽然名为刺史,实质已是州牧的权力,为的就是能够一战解决辽东。
师出一定要有名,公孙渊当下并没有谋反,此前还拒绝了孙吴册封的燕王,斩吴使首级送至洛阳。有由头要打,没由头创造由头也要打。公孙渊当日因此功受封为大司马,这是三公之职,按道理来说就算不在洛阳为官也是要时时去向皇帝述职的。于是曹叡让毌丘俭派使者征召公孙渊入京,后者清楚这一去定是有去无回,自然会拒绝。即使不公开谋反,只这一条也就可以兴兵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打。公孙渊的治所为辽东郡治“襄平”,对应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市。地理上背靠长白山脉的余脉千山山脉,与辽河左岸支流衍水相依。千山山脉也是辽东半岛的造就者,小辽河现名“太子河”,当年燕太子丹刺秦不成,逃至襄平藏于衍水,之后被杀,衍水因此被后人称之为“太子河”。
辽东是燕国从东胡手上夺取,并将之纳入中央之国版图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现下代表中原王朝出征的毌丘俭做的也是同样的事。由河北平原向辽东进军,最好的线路自然是燕山与渤海之间的那条伴海道。曹操北伐时,伴海道因雨水过多难以通行,回程时才得以走通。毌丘俭这次吸取教训,并没有受阻的记录。
当年东汉王朝为安置内附的乌桓,分辽东、辽西之地,跨辽河下游设置了“辽东属国”。曹操将乌桓内迁之后,顺势取消了这个乌桓安置地。辽东、辽西两郡复以辽河下游为界。以公孙氏在辽东的实力来说,拿下伴海道以北的辽西属地,并不在话下。山海关是扼守伴海道南端的节点,当时建有“临渝县”,世称“渝关”。如果公孙渊这样做的话,那么就可以在渝关阻击毌丘俭。那样的话,曹魏北伐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不过公孙氏三代都臣服于曹魏,这条分界线自是万万不能跨的。因此毌丘俭很轻松的就穿越伴海道进抵辽河西岸,然后渡过辽河,进军辽东郡最西部,位于辽河东岸的“辽隧”县(辽宁海城市西北高坨镇)。一进入辽东,毌丘俭就迎来了好消息。当初跟随袁尚兄弟遁入辽东的旧部及乌桓人,比公孙渊更害怕遭到清算,见魏军北伐遂主动前来归降,总计有五千余人。
有了这么良好的开端,正式开战后看起来将一帆风顺。然而结果还是让卫臻说中了。在卫臻看来,公孙氏在辽东经营已逾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带支偏师长驱直入,觉得到那就能取胜,实在是过于狂妄。两军在辽隧一接战,毌丘俭就知道自己的准备有多么不充分了,落败后只能再退辽西。
毌丘俭的出师不利,并没有动摇曹叡征服辽东的决心。卫臻有一句话他是听进去了,那就是光靠一支偏师肯定是不行的。大魏现在最能打的统帅是司马懿和满宠。一个在东线一个在西线。满宠年纪大了,早已心生退意,而且孙权虽然自己不再北伐,但看曹魏这边跑去打辽东,紧接着又在江淮用兵。蜀汉那边诸葛亮一走,元气大伤。怎么看也得消停几年,于是司马懿就被召入洛阳准备出征辽东。
再来说说公孙渊接下来怎么应对。既然已经撕破脸,而且明显不是毌由俭的个人行为,那公孙渊不反也得反了。见司马懿领大军二征辽东,这时候公孙渊又想到了孙权,赶紧派遣使者由海道入吴,再次向孙权表示臣服。说实话之前做得那么绝,公孙渊还敢去向孙权求援,实在是勇气可嘉奖。形势比人强,现在除了东吴,放眼天下也的确没人有理由和实力出这个头,权当死马当活马医吧。
公孙渊写给孙权的信,言辞是很谦卑的,还说了当初为什么翻脸的苦衷。为表示诚意,公孙渊还特地用了孙权给的“燕王”自立为王。问题是,你是孙权你会信吗?看到公孙渊还敢派使者来,吴国上下都非常气愤,准备杀了使者以报当日之仇。关键时刻是南阳人羊衜向孙权献计,才制止了这场报复行动。三国时有两个羊衜,还有一个是泰山人,做过孔融的女婿和曹魏的上党太守,其父羊续因为官清廉,还留下过羊续悬鱼的典故。
东吴的这个羊衜(羊道)告诉孙权,斩杀公孙渊的使者虽能出口恶气,但只是匹夫之勇,非王者所为。不如顺势答应了公孙渊,派出军队前往观察形势。如果魏国北伐失败了,那么东吴不计前嫌前往救援,公孙渊必将感恩;如果双方相持不下,那就乘势攻击公孙渊的后方,掠夺他的沿海县邑和人口,以报当日之仇。
羊衜的计策并不是让东吴去加入战局。出现第一种结果,那么公孙渊必定会死抱东吴大腿,以后最低限度买马就不愁了。吴地不产马,东吴想跟公孙渊结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此前两批使者都带着买马的任务;出现第二种结果,那就直接上手抢人抢物资。乱世中最缺的就是人口和马。只要不傻到真的去跟魏军交战,这笔买卖怎么看都是稳赚不赔。
孙权也觉得此计甚好,遂告诉公孙渊的使者,自己会派军相助,并且还假意好心提醒“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对公孙渊留一手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去信孙权之前,公孙渊已经写过信给曹叡,语气同样谦恭,痛说自己当日是如何效忠大魏,跟东吴翻脸的,对与曹魏维持之前的关系还心存幻想。可以说如果吴军加入战团,并因此帮公孙渊撑住的话,说不定又会被卖了。
其实诸葛亮虽死,魏国的西线还谈不上天下太平。六出祁山后的第二年,马岱就曾经领军袭扰过魏境。司马懿派出牛金前往迎击,斩首千级。这个牛金就是当日曹仁被围于江陵,率敢死队出城,后被曹仁亲自救回的将领。五出祁山时,也是他做司马懿的前锋去追击诸葛亮。这次司马懿北伐也把他和破匈奴有功的胡遵带在了身边。
北伐并不会动用关中的军队,司马懿除了带领几个亲信将领以外,军队的主体是驻于洛阳的中军。曹叡为司马懿备下的兵马是四万。兵力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此去四千里,军费消耗巨大。正因为如此,朝堂上的反对声很大。只是曹叡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也顾不了这许多,告诉朝臣不要去计较成本。曹叡也知道让驻于西线的司马懿跑到北线去征辽东,存在很大的风险,很想知道一共要花多少时间,能不能取胜。司马懿的判断是来回的路上要各花百日,打仗差不多也是百日,前后一年时间够了。
公元238年,魏景初二年二月,司马懿领军由洛阳出发,经伴海道于六月兵抵辽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中原王朝前往东北地区作战,有两个气候上的问题:一是雨季时伴海道常常泥泞不堪,难以通行;二是较中原更为寒冷的气候。曹操当日是准备七月穿过伴海道,结果正遇上一年雨水最盛的时节,只能走无终道翻越燕山,八月时才走到白狼山。回来的时候又正值隆冬,不光天寒地冻还无水无粮。杀马为食,掘地取水方渡过难关,郭嘉也因此染病身亡。
司马懿选的这个时间点,使之能够安全通过伴海道,如果作战时间能够控制在百天,又可在刚入冬时退回来。同时这次北伐还比上次多了一层保障,那就是由青州而发的海路运输船,具体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东莱郡。其实曹叡最初有征伐辽东之意时,就是准备两路齐发。青州这一路,由田豫统领渡海至辽东。毌丘俭过于轻敌,以幽州一地之军力就想征服辽东,失败才是正常的。
见魏国大军将至,公孙渊在战术上有三个选择:一是据守襄平;二是以辽隧为依托布防于辽水拒敌于国门之外;三是弃襄平而走,保存实力。在司马懿看来,第一选择是下策,第二个选择是中策,最后一个选择才是上策(从公孙渊的角度)。公孙渊时下的领地分为四个郡:包括位于辽东半岛的辽东郡、从朝鲜半岛北部迁徙至辽河平原北部的玄菟郡,以及位于朝鲜半岛东南海岸的乐浪、带方两郡。放弃襄平城,再往玄菟方向撤是没有意义的。这条上策实质是放弃辽东、玄菟两个现在位于中国境内的郡,然后退入朝鲜半岛,以拉长魏军的补给线。
不管选哪条路,公孙渊都没有寄希望于战场上,他希望的是用时间把司马懿给耗走。只要拖到冬天,魏军必定补给困难,战斗力下降。而且吴蜀两国还在南边虎视眈眈,司马懿不可能一直呆在辽东,到时候肯定会退兵。等待也是司马懿所善长的,只不过这次他自己做了客军,变成希望追求速战的一方。
对于公孙渊来说,既然觉得自己难以在战场上战胜司马懿,那么退出入朝鲜半岛保存实力,等司马懿走后再收复失地的确是上策。问题是这样做的话,公孙渊又有点舍不得。因为放弃襄平不仅意味着放弃一座城,还意味着需要在辽东、玄菟两郡坚壁清野,让魏军没有办法留军驻守才能达到效果。否则你像张鲁那样把整个汉中完整的留给曹操,自己再逃入巴西,那纯粹是赌一把曹魏在收到大礼后,会不会放过自己。
公孙渊舍不得,或者说大多数人都舍不得。既然舍不得那就只有硬拼了。中策和下策并不矛盾,公孙策依旧希望把对手先挡在辽水一线,实在不行再退至襄平。受命驻守辽隧的是卑衍、杨祚两员将领,以及步骑数万,公孙渊自己则留守襄平。两将抵达辽隧后,立足防守,在辽隧城外挖掘了二十余里的壕沟。
之前无数战例已经证明“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就算是防守也可以乘敌军立足未稳出城破袭。卑衍也的确从公孙渊那里收到了主动出击的命令,只是不是谁主动出击,都能表现得像张辽那般。为司马懿充当先锋的是胡遵,一战下来大败卑衍。对于辽东军来说,逆战失败并不可怕,接下来据城以自守就是。双方兵力相当,又有坚固的城防,有来有回的打上个两三个月实属正常。
然而虽然有辽水和二十余里的壕沟做依托,但攻城却不是司马懿唯一的选择。理论上,魏军却还是可以绕过去直取襄平城。当然,一般情况下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大的,会被辽隧的守军包抄后方。单是切断补给线这一条就够进攻方喝一壶的。司马懿却还是选择了这么做。敢这样做是算准辽东的主力已经尽皆集结于辽隧,襄平城必然空虚。强攻辽隧只会正中对手下怀。
司马懿先下令由向辽隧防线的东南机动,卑衍那边则急忙将兵力向南围集中。不过司马懿去往南围的只是多带旗帜,假装主力的疑兵。待对手主力被调往南线后,魏军主力突然由辽隧防线的北端渡河,再向东北方向行军,直奔平襄城。为了显示决心,渡河之后的司马懿还下令把渡船给烧了,只在辽水沿岸构筑长围。
魏军过河后不攻辽隧,却直奔襄平,这让身为辽隧主将的卑衍慌了手脚。此刻他面临一个选择,是固守辽隧还是回援襄平。最终卑衍还是选择了连夜弃城回援襄平,辽东主力尽在辽隧,他不敢冒这个险。事已至此,接下来选择最好是在襄平城外扎营,与公孙渊互为犄角,继续拖延时间。然而急行军回援的卑衍再次接到公孙渊的命令,令其与魏军做“殊死战”。双方决战的地点叫作“首山”,位于今襄平城西南十五里,现为辽宁省辽阳县驻地(现建有首山公园)。
客军求速战,司马懿要的就是引辽东军出来野战。双方在首山前后接战三次,卑衍都被打败,只得退入襄平城与公孙渊死守,司马懿则围着襄平城也挖起了堑壕,作出要长期围困的样子。出征前司马懿曾告诉过曹叡,公孙渊如果选择死守襄平就是死路一条。尽管公孙渊先选择了沿辽河布防的中策,但现在已经蜕变为了下策。之所以在辽水或者说辽隧布防,于公孙渊来说比死守襄平好,一是因为如果辽隧还在辽东军手上,司马懿是一定要分兵继续围攻的,这样可以与襄平城遥相响应,互相缓解压力;二是辽隧在辽水边上,无论司马懿沿陆路从幽州运送补给,还是由青州由海路运粮至辽河河口,然后再溯水而上,都得从辽隧眼前过。
换句话说,在不选择坚壁清野的情况下,辽隧城是一定要死守的。现在辽隧城的主力被调回了襄平,魏军的粮船便可畅通无阻的由渤海湾进入辽水。司马懿在渡河后,沿河岸构筑长围,也是为了避免这条补给线为辽隧守军所切断。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雨季又来临了,而且今年雨水特别大,连着下了三十余天。要是司马懿像曹操那次一样,选择七月去走伴海道,那百分之百会被逼着只能再走无终道。
现在下雨同样看起来对魏军不利。襄平城外地势平坦,如今平地水深数尺。魏军上下都有些慌了,希望能够移驻到高地。然而司马懿却坚决不同意,并禁止讨论移营之事。为此还真的杀了个别还敢违抗命令的将官稳住军心。不仅如此,司马懿还不允许军队进攻,就在城下这么干等着。襄平城中的守军见魏军为大水所阻,心也放到肚子里去了,甚至还敢出城放牧、砍柴。魏军将士想前去劫取,司马懿同样不允许。
司马懿这样做是在等,等来自青州的运粮船。襄平城位于太子河上游,越往上游水位越浅。海船的体量较大,原本是到不了城下的,现在水位一涨,魏军的运粮可以直接抵达襄平城下。眼见站在城头都能看见对手的运粮船,襄平城中的军心就有点乱了。运粮船到后,雨水也停了,司马懿当即下令发动总攻。围城造土丘、建望楼往里射箭,用抛石车往城里砸石头,各种攻各种攻城武器一起上。之前不攻是不想打草惊蛇,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把敌人吓跑
悲催的是,魏军的粮草到了,公孙渊自己的粮食反倒是不足。按道理来说,你既然准备跟对手打持久战,城中备上大半年的粮食是必须的。问题是,公孙渊之前将主力驻扎于辽隧。卑衍回援时又被司马懿打得大败,仓促间显然是没有办法把辽隧城的粮食带到襄平的。换句话说,襄平城生生的多了几万张嘴,却没有自带干粮。这种情况下,仅仅到了八月,襄平城的粮食就耗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之前跟卑衍一起退入城的杨祚,甚至偷偷出城投降。知道大势已去的公孙渊,亦派出使者向司马懿乞和,并表示愿意把儿子公孙修送至洛阳为质。司马懿不但不准降,还把使者给杀了。
看出司马懿这次是要把自己族灭的公孙渊,只得带着带着儿子公孙修及几百骑兵,向东南方向突围。虽然“三十六计,走为上”。之前司马懿也说过,弃襄平而走是上策,但有计划的战略转移和落荒而逃是两回事。很快,公孙渊父子就被司马懿派出的追击部队所斩,襄平城旋即被攻破。公孙渊不光谋反,还敢自立为燕王,这是罪上加罪,跟当日的“河首平汉王”宋建性质一样,待遇自然也是一样。城破之后,公孙渊为这个短命的燕王设置的相国、将军等高级官员两千人,及各将官家族中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余人尽皆被斩首,筑成京观以儆效尤。恩威并施,司马懿同时下令,不追究中下级官吏的谋反之责,原本为中原人氏者可各自回到家乡。
公孙渊的覆灭,共为魏国增加了四万余户,三十余万人口。不过魏国却并不是唯一收获战利品的,不要忘了孙权那边还派出水军北上。司马懿完成了他对曹叡的承诺,在100天内结束战斗。孙权这边本来就不是真心救援,一直到拖到次年三月才出兵,领军的正是羊衜及他推荐的孙怡、郑胄两位将领。
当然,赶不上打仗完全没有什么影响。此时司马懿都已经回到了洛阳,包括魏明帝曹叡亦于这年(公元239年)正月驾崩。换句话说,羊衜这次北上连选择题都不用做,就是乘公孙渊完败,司马懿主力回撤去乘火打动。魏国留守辽东沿海的将领,完全没有想到东吴居然这个时候会来跨海打劫。吴军在击败魏国守将之后,顺势抢掠了些人口,算是把当年丢在辽东的投资,连本带利的给收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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