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蔡春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复杂网络、组织复杂性。
最近正在深度阅读武亚军教授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本书作者认为,战略选择是走向繁荣的关键,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企业或者大学,均是如此,读后我深表认同,并且为作者向他三十多年来的老师厉以宁先生致敬的诚意所感动。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一书,内容涵盖本土新兴企业战略、大学与学术战略、区域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三大领域,记录了武教授自2005年以来对本土新兴企业战略、大学与学术战略、国家与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体现了作者强烈的“躬身入局”“入世治学”的精神追求和“学思并进、知行互发”的治学风格。作为学术界的晚辈,笔者想结合书中的内容与研究及写作,分享在阅读过程中体会最深的三点感受。
一
条分细缕、扎实严谨的案例研究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上篇·本土新兴企业战略,这部分研究企业战略,武老师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尤其是案例研究。我们知道,案例研究比较适用于需要深入挖掘“极端现象”的研究问题,同时极端现象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因为“极端现象”具有独特性,而样本量小且不具备代表性,传统的演绎方法难以对其进行解释。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进入“双循坏”的长周期,“极端现象”将远比西方国家要多的多,复杂的多,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机遇。大样本对此是相对无力的,相反极端现象就像是“会说话的猪”,能对已有研究提出挑战,并使人们对这问题具有更广泛的认识。
著名质性研究专家凯瑟琳·马歇尔与格雷琴·B.罗斯曼建议,当研究者对以下问题的回答至少有一个是肯定时,质性研究是最好的选择:对研究者来说,对组织或行业中操作过程的深入理解是否重要?这个研究问题是否涉及鲜为人知的组织现象和系统?研究者是否对组织政策和实际执行效果之间的差距感兴趣?研究者是否希望研究组织实体间的非正式联系?研究是否为了发现新的或迄今尚不明确的变量?他特别指出,如果研究目的是探索性的,可以考虑使用案例研究或田野研究;如果研究目的是解释性的(例如澄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分辨其中的操作流程),可以考虑使用多案例研究、历史报告、田野研究或民族志方法;如果研究目的是描述性的,田野研究、案例研究或民族志都是可行的方法;如果研究目的是预测性的,定性研究将可能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应尽量避免使用。
笔者从事学术研究以来,始终有一个困惑:到底是做定量研究还是质性研究,哪种研究方法更有“前景”?因为长期以来,质性研究相对定量研究似乎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
不过,笔者后来终于发现:案例研究适用于探讨过程即“How”和“Why”式的研究问题,而并不适合于探讨因素作用强度、调节变量作用大小等“What”和“How Much”式的问题,后者定量研究更有优势。在数字时代,对企业管理而言,搞明白“why”比“what”更为迫切;尤其是在当前不同层面呼吁“讲好中国管理故事”的要求,质性研究是很好的选择。在该篇中,《联想战略规划的实践经验》《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双重性》《任正非的战略思维与领导模式》《转型发展经济中的业务领先模型:HW-BLM 框架及应用》《迈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型企业 海底捞模式及理论启示》堪称“质性研究”的范文,对有志于从事质性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的同仁而言,是极佳的学习材料。
以华为业务领先模型(HW-BLM)为例,众所周知,BLM是IBM引入华为的,由于华为的巨大成功,许多企业纷纷效仿华为,也希望将BLM作为公司战略规划的主要框架。然而,很多希望引入BLM的甚至华为内部很多人都不大了解BLM的来龙去脉,遑论工具背后的学理。武老师的《转型发展经济中的业务领先模型:HW-BLM 框架及应用》一文可谓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把BLM的组成因素、相互关系等讲透彻了。不仅如此,之所以称为“HW-BLM”,是因为华为是一家善于学习的企业,其在引入包括BLM等在内的西方先进管理工具时并不是完全的拿来主义,而是有所改进,有所创新。作者根据华为引入 IBM-BLM 的经验以及到目前为止华为发展经验的总结,将其发展成HW-BLM模型,增加了产权与内部治理、企业宗旨两大要素,并且把考核与价值分配的作用凸显了出来。这对透彻理解业务领先模型(BLM),并对该框架在中国转型发展环境下的适应性改造、修正有莫大的帮助。
二
扬长避短、自觉坚定的学术定位
第二部分是中篇·大学与学术战略,内容同样精彩,不过给笔者最大启发的是其中的《管理研究范式与中国管理学者定位》一文。笔者是从咨询转入学术的,发现学术研究本质上也是“创业创新”,学术研究也要讲究差异化,尤其是新的研究机会,这和创业企业完全是一样的道理。
笔者至今记得刚入门时,华人学术大师陈明哲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从研究的观点,你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个特定研究主题,也可以选择从事多元的研究主题;同样的,你也可以选择专注于某一个特定的理论和/或方法。结合这两个层面,你可以运用多元的理论来探讨一个特定研究主题(这是我的方法),或是你也可以只专精于单一的理论和/或方法,然后用它来探讨多元的研究主题。我通常建议研究者,尤其是新进学者,应避免落入“多元-多元”象限中,以免产生过于肤浅或“什么都来”的风险;此外,也要避免落入“专注一专注”的象限中,以免被批评过于狭隘。”
《管理研究范式与中国管理学者定位》给了我同样的启迪,可以说《管理研究范式与中国管理学者定位》对笔者的研究方向还产生了直接影响。在陈明哲《研究过程的回顾∶我的研究生涯初期》的“学术主张二维矩阵”中,笔者更加趋向于“运用多元的理论来探讨一个特定研究主题”,“一个特定研究主题”是“中国成长企业的战略决策”问题,而在“多元的理论”上则选取了更加“接地气”的组织学习理论、组织复杂性理论、双元性组织理论等理论。曾经一度,笔者无论是对选取的参照理论还是研究方向都不够自信,担心是否“过于踏实、不够宏大”而不符合学术研究的“要求”。在读了武老师的这本著作尤其是上篇和中篇之后,笔者发现“原来学术研究也能这样做”,研究信心大为增加。笔者认为,对于在学术路上寻找方向的其他读者,这真的是一盏指路明灯。扎根中国大地、聚焦战略问题,从中国问题出发,以中西融合的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做入世式研究,讲述好中国的故事,就是好的研究,这丝毫也不用怀疑。
三
躬身入局、悉心体悟的治学风格
第三部分是下篇·国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笔者惊奇的发现,武老师的关注行业居然和笔者以前战略咨询聚焦的行业一致,这也许是冥冥注定——从事学术研究之前,笔者有十年战略咨询经验,并主要聚焦于生态环保行业,显然,这种关注点巧合是与国家近十多年的发展大趋势息息相关的。这部分的内容,如《“两山”理论、生态建设战略与区城可持续发展探源》《右玉精神、绿色战略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篇章都关注“生态文明”,既是作者早年从事环境经济研究的继续,也是作者近年来关注中国重大现实挑战,“躬身入局”,在省市县域内进行绿色战略管理实践相关研究的新拓展。不仅如此,这两篇文章不仅探讨了绿色战略发展本身,还聚焦其背后的领导人精神与思想方法论,对区域发展绿色战略思维和政策都很有洞见力,读后能给人以很大启发。
武亚军教授的心血之作——《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由上篇·本土新兴企业战略、中篇·大学与学术战略、下篇·国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关联组成,看似闲庭信步,实际独具匠心,“形”不散“神”更不散。1980年、1985年、1990年哈佛大学战略学者波特连续出版《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后来被人称为波特“战略三部曲”,笔者建议并期待本书将来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三本书——《企业与企业家战略》、《学术与学者战略》、《区域与国家战略》。
人生需要战略,战略需要指引。2018年,笔者有幸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年会上与武老师相识,从此深为武老师“躬身入局”,用笔不断耕耘、讲述中国管理故事的不懈坚持所折服。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是武老师近三十年追求真知的真实写照,这正如作者在书中后记中引述的,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用其画作回答过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三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受此启发,作者继续追问,提出“如何才能到达那里”作为战略第四问。这四个问题可以合称为“战略四问”,它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有追求的生命个体面前都必须回答的战略问题。
毫无疑问,任何对战略本质有追问的研究者和读者,都可以在回答这“战略四问”时得到启发,这或许就是本书作者想留给读者的深层启示。
本文转自“ 文玉众法商机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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