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也没想到：鲁迅弟弟欣然应允汉奸职务，称不做文天祥

　　【本文节选自《为什么是中国》，作者金一南，读创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出版社已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回头看看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28艘，军队1.5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约2.5万人长驱直入北京，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侵占一个大国的首都，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算奇迹。可见政府的软弱、军力的衰弱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希特勒说，苏联就是一间破茅草房子，一脚就能踹倒它。希特勒算错了，他没有踹倒苏联，自己的腿却踹断了。但当时中国就是破茅草房，不管谁上来都一脚踹倒了。我们弄个梁柱支起来，人家再上来一脚又踹倒了，再支起来，再踹倒。

　　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弱、这种无力达到极致，一个大国衰弱至此。庚子赔款，空前的4.5亿两白银。庚子赔款后，我们对美国人印象不错，因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部分赔款返还给我们，我们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办了协和医院，还有燕京大学一部分，那所留美预备学校就成了我们今天著名的清华大学，所以我们很多人对西奥多·罗斯福印象不错。

　　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极度看不起中国。他曾警告美国人：

　　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国事物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罗斯福提醒美国人，一定不能像中国人这样衰败。

　　而近代中国这种一盘散沙的衰败由来已久，从军到民，触目惊心。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州登陆后，类似三元里的抗击不是普遍现象，更多的倒是当地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照样有中国民众随联军之后，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其中，日军最多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满打满算18,811人，就这么点兵力。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他们都等不及了，向北京出发，10天之内就攻陷了北京。

　　京畿一带是我们的重镇，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全都占尽。此处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从兵力对比来看，平均40个人在家门口堵侵略军1个人。我们堵住了没有？没有！10天之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来八国联军增兵到七八万，打通州、打保定、打张家口，触角伸得很远，但那都是占领北京之后重新调集来的军队，当初攻下北京的就这1.8万余人。

　　10天之内攻陷北京，为什么能做到呢？

　　当年八国联军留下来一些图片，图片上的场景让人哭笑不得：人数众多的雇佣民众跟在八国联军后面，推小车帮着运物资、送给养。图片上的洋人就两个，其他都是帮着推小车的中国百姓。1.8万余人的八国联军队伍需要的后勤辎重，大多是当时中国的民众帮着运送的。

　　八国联军攻到北京时，北京城高池深，难以攻入。这时，北京的居民又向八国联军通风报信，告知广渠门的下水口没有封堵设防。于是，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资料图片上看得清清楚楚，外国军队排着散兵队形，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又一群留辫子的中国民众揣着手站着，事不关己，麻木地观看，看洋人怎么跟皇帝打仗。

　　八国联军包围故宫，包围皇宫，民众帮着填平壕沟，帮着架梯、扶梯，还有不少民众坐在城头、墙头上，帮着联军瞭望。

　　八国联军在北京杀人，指定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

　　在老百姓看来，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打败了，是皇帝打败了，赔皇帝的钱，割皇帝的地，与我何干？结果形成只有王朝安全，没有大众安全；只有家族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正如20世纪初孙中山所述：“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对中国社会病灶认识最深刻的是当时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的严复。他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几乎同时留学英国。当年他放弃科举，先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后人常将伊藤博文与严复作对比，认为伊藤回国后位尊首相，辅助明治天皇搞维新，能使日本面貌大变而受人尊崇，嘲笑严复一辈子不过译了几本书，没有太大出息。

　　伊藤使日本变法而富强，也使日本扩张而侵略。严复从英国回来后除了译书，基本无用武之地。但在译著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严复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这段话极其深刻，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其兴，是一家的兴，其亡，是一家的亡。

　　刘姓的汉朝，最后变成什么了？无非变成了李姓的唐朝、赵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爱新觉罗姓的清朝，王朝的更迭就是姓氏的更迭，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如此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平民百姓如此，那么之后的“精英”阶层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抗战期间出的汉奸，他们都不是一般百姓，而是当时民国政府的党政精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鸿志、王揖唐、齐燮元、庞炳勋，哪个不是精英人物、党政精英？当时庞炳勋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胜利，刚刚授勋，整个部队就哗变，全部变成伪军。

　　王克敏，华北伪政府首脑。汪精卫，南京伪政府首脑。王克敏还看不起汪精卫，为什么？因为他投降日本早，觉得自己资格老。这投降日本都成资格了。他跟汪精卫讲怎么跟日本人打交道：“你不知道，那帮家伙说话不算话的，跟他们打交道你得跟我学。”汪精卫气得要命，说：“我南京（伪政府）是中央政府，你华北是地方政府！”汪精卫在南京伪议会搞了提案，把王克敏的权力尽数剥夺。那天议会表决，王克敏打瞌睡，糊里糊涂跟着举手，一醒来看提案通过，自己的权力没了，任免权、财务权都没了。汪精卫用王揖唐把王克敏换了，王克敏就去找伪政府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跟周佛海发牢骚：“我王克敏无所谓的，我60多岁了，马上70了，将来腿一蹬死了，随便你们怎么骂我汉奸。可你汪精卫，你拉那么多年轻人给你干，人家才二三十岁小伙子，人家将来怎么办！”看看这些当汉奸的都知道自己将来不好办。

　　王揖唐也算一介文人，访问日本，天皇见了他一次，他就写那样的诗献给日本天皇：“八 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肉麻至极，不但知道自己是“外臣”，而且吹捧日本天皇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这伙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得如此丑陋，映射当年出现的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从当年民国政府的党政精英开始。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今天不少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称其为“近代散文第一家”。但是一个作家可以只讲文品、不讲人品吗？

　　当年，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字，周作人不签。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不签、不走可以，你怎么还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呢？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不到1%。日方已有底案，如果周作人坚持不受，也只有作罢，并不打算勉为其难，没想到周作人欣然接受，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跟随汪精卫访日访满洲国，发表讲演，慰问日本伤兵。

　　周作人后来说：“我不干，他们派刺客来杀我。”其实要杀他的根本不是什么日本刺客，而是国民党军统戴笠，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要清除汉奸文人周作人。

　　当时刺客半夜爬到周作人家里，周作人不知道，自己去开门，刺客当胸给了他一枪。但刺客怕晚上刺杀声音太大，所以为了消音，枪的口径很小，子弹威力不强，正好打中周作人衣服的铜扣子，一下子弹跳开了。周作人应声倒地，却毫发未损，身上连轻伤都没有。他的佣人从里屋出来，刺客第二枪把佣人打死了。刺客误以为行刺成功，就报告击毙了周作人。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民国政府逮捕，判处14年有期徒刑。面对前来探望的朋友，周作人说了一句话：“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其实谁也没有要求周作人这个文弱书生去当文天祥。但不当文天祥就要当汉奸吗？就要在日本侵略者身后摇尾乞怜吗？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暗无天日的年代，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仰天长叹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气节何在？担当何在？中国的脊梁何在？

　　正是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一批共产党人挺身而出。

　　杨靖宇，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抗到最后剩他自己一个。有牺牲的、打散的、投降的、叛变的……最后就剩他自己一个。一个人也抗战到底。

　　我们海南的琼崖纵队，从成立到解放一直存在。而东北抗联很快就被日本人扑灭了，为什么？琼崖纵队所在的位置，敌人力量比较弱，而且生存条件比较好——海南没有冬季，五指山上各种瓜果、植物、野兽都很多，那里生存条件好。东北抗联的环境，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生存非常困难。雪地行走，留下清晰的足迹。生个火冒个烟，也很快会被发现，很容易暴露。

　　但日本人就是抓不住杨靖宇，对他佩服有加，说杨靖宇人高马大，像个大鸵鸟，在雪地上三蹦两蹦就没影了。日本人个矮腿短，雪深没膝，怎么跑也追不上他，于是就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化了。2015年我到吉林集安，那是当年杨靖宇活动地点，在集安杨靖宇纪念馆参观的时候，解说员纠正说：“杨靖宇身高不是1米八几，杨靖宇身高1米92。”杨靖宇确实是个大个子。

　　日本人为什么抓不住杨靖宇？不仅因为他人高腿长，更因为他在深山老林里有好多密营，有小木屋，木屋里有粮食有柴火，保证饿不死、冻不死。最终将杨靖宇置于绝境的，不是日本人，反倒是他身边的一个个叛徒。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他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程斌知道杨靖宇必然藏身于某个深山老林的密营。那些密营里有粮食，有柴火，使得杨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程斌带领“讨伐队”将密营全部捣毁，使杨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2月叛变，杨靖宇3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看见几个老乡在山上砍柴，就对赵廷喜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还叮嘱一句：“不要告诉日本人。”而赵廷喜仓皇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最终杨靖宇壮烈牺牲。出卖杨靖宇的、围捕杨靖宇的、打死杨靖宇的，都是中国人——没有灵魂、没有血性、跟着谁干都是干、只要能活命就行的中国人。

　　赵廷喜最后跟杨靖宇说了句话：“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只要杨靖宇投降，日本人不是不杀，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摆平东北抗联。当时脸上、耳朵上、手上都是冻疮，棉鞋跑丢一只，好几天没有吃饭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回了一句：“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杨靖宇这句话真是撼天动地，气壮山河。

　　什么是中国的脊梁？什么是中国的血性？什么是中华民族永远不灭的灵魂？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在向世界昭示。

　　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地质学家丁文江讲过一句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杨靖宇就是这样少数中的少数，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少数中的少数。就是这些人用他们的脊梁，硬是扛起了整个民族的希望。